就光武帝来说，其在政治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儒家思想的运用上，就实际效果来看，不如王莽做得彻底。在个人修养与儒学造诣上，光武帝刘秀基本上是停留在表面上，步入那些大才鸿儒。也就是说，光武帝刘秀在儒学方面的成就不能上升到学术地位，只是一种零散的，带有强烈个人意识的学习模仿。就古文经派与今文经派之间，光武帝刘秀选择了一条不太正确的路线，即追随今文经派。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诉求。今文经派又以谶纬之学为主要支撑点。由于光武帝刘秀过分相信谶纬之学，使得整个东汉帝国陷入全民迷信化之中。
过分相信谶纬之学，国家必然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光武帝刘秀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却时时刻刻以此为实践的目标。所谓谶纬，即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即是秦汉时期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即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种书。纬书经过光武帝的发扬光大，渐渐被世人称为“内学”，而原始、传统的儒家经典反而成为“外学”，处于学术和政治的边缘。简言之，谶纬之学就是为政治家和统治者做未来政治语言的“学问”。说得再简单些，就是一种迷信。
在汉朝，谶纬之学从未间断过它的政治影响力，而到光武帝刘秀时期，谶纬之学才真正垄断了政治局面。也是光武帝刘秀开辟的东汉帝国，全民皆信仰谶纬。这是往代所无法比拟的。早在汉宣帝、汉哀帝和王莽时期谶纬之学就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始终未如东汉时期影响力更大。充其量，也只是伴随着其他儒家思想一起发展，甚至是附和其他思想，但其作用不可小视。当年，汉宣帝登基、汉哀帝引发“禅让”闹剧和王莽称帝，背后或多或少都有谶纬之学的影子。其目的很简单，就是通过谶纬之言来诠释自己帝位的合法性。
王莽是儒家经典思想的传承者，认为儒学各流派应互相帮助，一起发展。因此，王莽开始关注儒家思想的一些边缘学派，并打算将他们发扬光大。其中，谶纬之学也在其内。王莽认为，谶纬之学是一种经典学问，如果能为当政者所用，将有无穷的力量。据《后汉书·王莽传上》记载，“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余。”在王莽振兴日记啊思想经典的发展道路中，谶纬之学被提上日程，并受到当时整理资料者的高度重视。一时间，大量零散的经谶、图谶、谶语、符谶、灵篇等被收集起来，汇聚到京城，装订成册。谶纬之学开始系统地、全面地影响东汉帝国。
当时，刘秀在王莽朝的太学内上学，时值谶纬之学繁荣之际，全国上下，包括中央朝廷都大力倡导谶纬之学。耳濡目染之下，刘秀对谶纬之学产生浓厚兴趣。看到谶纬之学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让刘秀内心产生一种认为，那就是谶纬之学是左右皇权和政权的最高代表，要想成为一代风云人物，就必须掌握谶纬之学，为自己的政治道路添砖加瓦。后来，谶纬之学在王莽朝的作用越来越大，应征了他的观点，刘秀已确定一辈子信仰谶纬之学。更重要的是，刘秀成长起来之后，举大军进攻王莽王朝，经过艰苦的作战，刘秀大军最终推翻了王莽政权，再次让刘秀看到，所谓的“天命”是真有的，但看谁相信，看谁站在上面立场，看谁这么努力。建立东汉政权之后，刘秀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权与以往所有朝廷一样，受到政权合法性的质问。为了能名正言顺地做天子，刘秀不得不接受谶纬之学，让其为自己的政权辩护。在此情况之下，刘秀与以往的汉朝皇帝需一样，也在寻找一种“法统”上的正名。不得不说，这条道路是汉朝所有皇帝的政治道路，而到光武帝刘秀这里，已完全是另一条路，他不谋求如同董仲舒这样的儒家经典思想中衍生出来的“天人感应”理论，也不诉求于某些儒家知识分子的一面之词，而是通过对谶纬之学的研究，根据当时国家形势，做出的一种相对客观、稳定和自然的政治思想路径。
在成为内之学大行其道的东汉时代，光武帝刘秀的一切政治行为都与谶纬有关，即所谓的迷信。据《后汉书·桓谭传》称，“世祖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每次遇到重大政治决策，光武帝刘秀都会遵从谶言，显得自己毫无主张。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例如，在其确立帝位之后，在选定重要职能部分人选上，往往就是依照谶文的规定。《后汉书·方术传》称，“王梁、孙成名应图谶，越登槐顶之任。”其意思很明显，就是说王梁、孙成二人的名字符合谶言里所预示的内容，因此，光武帝刘秀就封其为大臣，从此飞黄腾达。事实上，王梁、孙成二人并无大才，就因其名符合谶言，因而跃升为大官。
光武帝刘秀是个励精图治之人，在打败王莽政权大军之后，又与地方势力集团公孙述产生军事对立。在此情况之下，很多大臣要求刘秀重兵攻击，而刘秀却认为，还不是时机。于是，两军处于长期的对峙状态。经过研究，公孙述格局政权决定用谶纬之学对刘秀集团予以“冷战”。谶纬之学是刘秀笼络天下人的有力武器，这次，公孙述利用起来，自然让刘秀腹背受敌。接下来一段时间，公孙述的宣传队在刘秀统治区进行了大量宣传。据《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载，“公孙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亦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授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数移书中国，冀以动众心。”
这段话看了让人眼花缭乱，洋洋洒洒，而其中道理却显而易见，即公孙述以谶书来获得天下统治权，并让天下人为自己正名，将刘秀政权彻底打压下去。其中提及的《录运法》、《括地象》和《援神契》等书作，都是谶书，是刘秀顶礼膜拜的经典著作。公孙述从中指出“废昌帝，立公孙”等言论，无非是想用谶纬之学来颠覆刘秀政权，让其自食其果。更重要的是，公孙述从中“参透”了“天机”，在舆论与政治上双重施压，势必会让刘秀政权处于不利地位。最终让天下人，甚至是受谶纬之学影响极深的刘秀政权权臣们产生一种共识，即刘氏江山已让位于公孙述，由公孙氏统一天下。这是“天机”，谶纬之学的最高思想权威，就是刘秀自己也不敢违背。
这一言论传到刘秀耳中，令其震惊不已。就军事才能来说，刘秀是远远在缩踞在蜀中的公孙述强，军事实力更不必说。但面对公孙述的谶言，刘秀发自内心地震动了。本来，刘秀对谶纬十分迷信，一直认为谶言都对自己有利，属“顺应天机”，现在，公孙述抛出这样的言论，必是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推翻，出于此点考虑，刘秀很惶恐；另一方面，东汉时期，谶纬之学风靡一时，天下人信仰，而公孙述提出这样的言论，必会对天下人产生巨大的心理冲击，让人认为到公孙述才是真命天子。为此，光武帝刘秀认真思考，最后酝酿出一个方案，即在文字上找破绽，将公孙述的观点反驳回去。
很快，刘秀即让人撰写了一份回赠公孙述的公开信，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臣乱子，仓促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
显然，光武帝刘秀玩了次文字游戏，称公孙述对知识的研究不到家，误认为书中“公孙”就是“公孙氏”，事实上，却是汉宣帝。公孙述被辩驳得哭笑不得。此时，东汉王朝在刘秀的领导下，渐渐找到自己的合法性理论工具，即谶纬之学。与汉武帝一样，承认一门学问的政治地位会为国家带来政治文明，同样，也会给国家带来生死存亡的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