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着洋务运动的烟消云散，人们看到当时在中国这样一个几亿人口的穷国，发展民族工业光靠姓“官”的一家根本行不通。正如张謇老人所说：“布衣兴国，蓝缕开疆。”指的是让平民阶层参与经济领域中的“兴国开疆”，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势头，在上个世纪之交，一大批民营工业首先在沿海城市孕育出新的萌芽。
和张謇、周学熙不同，新生的民营工业和官场关系十分微妙。他们像祀神一样对官方顶礼膜拜，因为在中国，离开官什么事也办不成；然而，他们又驱鬼似的提防、回避、敬而远之，和官方始终保持距离，害怕一旦卷入漩涡，结局不堪收拾。我国第一代民营工业家，都是一些绝顶精明的人，他们深受“维新图强”、“实业救国”、“设厂自救”的影响，有理想抱负，他们生产经营固然是为了赚钱，但却更懂得珍惜自己的声誉，在事关国运的抉择关头，决不含糊。
在这第一代民族工业资本家中，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曾经说过，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上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
荣氏兄弟的家乡在江苏无锡西郊的荣巷镇，北倚龙山，南濒太湖，这个五里湖畔的水乡小镇，充溢着浓郁的江南风情，青山碧水，土肥水美，是富饶的鱼米之乡。荣氏兄弟来自民间，他们的父亲荣熙泰在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任账房，母亲石氏在家种桑养蚕、缫丝纺织。荣宗敬幼年在上海一家铁锚厂当学徒，以后又到豫源钱庄拜师学业，做过森蓉钱庄跑街；少年荣德生随兄到上海通顺钱庄学业，满师后一度跟父亲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任助理账房。1896年，荣熙泰拿出多年积蓄1500元，并招股1500元为资本，在上海南市鸿升码头开设广生钱庄，不久，合伙股东拆股退出，钱庄便由荣氏兄弟独资经营。
广生钱庄直到1909年才歇业。“钱庄放账，博取微利”，但它为荣氏兄弟办工业积累了原始资本，使他们懂得资本运作的各个环节，增加了阅历和经验，所以荣德生后来常说：“余之一生事业，得力就在这时。”
1900年是荣氏兄弟难忘的一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北方粮荒，上海风声鹤唳，市面不景气，不少商店倒闭。荣德生从广东回到上海，中途曾在香港停留，他写下了当时的观感：
来来往往，曾见兴新业而占大利者已不少，如太古糖厂、业厂地产、火柴、制罐食品、电灯、自来水、矿业等等，颇欣慕。（荣德生《乐农记事》）
俗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去过香港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文人谈山水，商家说行情，阔太太聊首饰，大少爷吹赛马……但作为“有心人”的荣德生，一眼就看透促使香港繁荣的，是那些用机器生产的新兴工业。
6月的上海，时晴时雨，湿润的空气中弥漫着阵阵花香。27岁的荣宗敬和25岁的荣德生走出钱庄，兄弟俩信步闲逛，从南市走到大马路（南京路），再绕道大东门回店。这里是上海闹市区，原来市廛喧嚣，行人如织，但现在却百业萧条，冷冷清清。八国联军的炮火轰的是北京天津，但波荡全国，整个中华民族都在滴血、流泪、呻吟……
然而，在十六铺码头上，他们却看到一幅紧张而繁忙的画面：一车又一车的面粉，在络绎不绝地卸货、装船，汽笛长鸣，货船向北驶去，这仿佛是沉沉夜幕下的一丝亮色，莽莽大漠中的一缕清泉。两兄弟立即敏锐地意识到，面粉，是当时惟一不收税的商品。这里有一段小插曲：
当初中英、中美通商条约谈判时，英美政府耍了一个小花招，借口进口面粉要供外侨食用，海关不得征税，懦弱而颟顸的清政府答应了，并正式写进“条约”，从此英美面粉源源而来，倾销中国市场，攫取巨利。荣德生对此深受触动，他当时对哥哥说：“如果我们也办个面粉厂，既可免税，又有销路，岂不是上策？”荣宗敬深表赞同，他认为，国人温饱远未解决，自然应该生产吃和穿的产品。
想不到，这一次散步闲话竟成荣氏实业奠基的起点。1902年，他们集资3万银元，其中两兄弟各自投入3000元，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全厂30多名工人，买进4部法国链石磨子，一昼夜出粉300包（约2万斤）。不久股东重新组合，荣氏增资成为最大股东，改名为茂新面粉厂。茂新，是荣氏赖以起家的“根据地”。
1904年日俄交战，战场在我国东北三省。这是个天大的怪事，两个强盗打架，却将邻居家打得一塌糊涂，它再一次向世人证实弱者就得挨打的道理。俄商在东北的面粉厂或停工或减产，荣氏兄弟于1905年分期付款向英商怡和洋行购买英国钢磨6部，改建厂房，一昼夜出粉800包，从上海转销东北，每天赚银500多两，年终净余6.6万两银子。1910年，他们向美商恒丰洋行仍以分期付款形式，购进的几部新式面粉机投入运行，生产的“兵船牌”面粉，成为风靡一时的名牌产品。1912年，茂新盈余高达12.8万银元。
“兵船”，光滑洁白，细腻可口。它载着荣氏实业闯进大上海，1913年，他们和无锡人王尧臣、王禹卿兄弟，浦文渭、浦文汀兄弟在上海合办福新面粉一厂。这有名的“三姓六兄弟”筹资4万银元，荣氏占50%，仍用“兵船”商标，一昼夜可出粉1200包。“福新”取得意料之外的成功，产品尚未出厂，栈单早被抢购一空，开工不到一年，已盈利3.2万元。
“兵船”（Bingchuan），从一叶扁舟，发展为庞大舰队，劈波斩浪，驶向英、法、澳及东南亚各国。“兵船”，这个由民族工业铸就的品牌，跨越两个世纪，历经沧桑，辉煌依旧，直到如今仍畅销海内外，成为“不倒名牌”。
荣氏企业抓住欧战机遇，在滚动式地腾越。1914年创建上海福新二厂，1916年办福新三厂，接着办上海福新四厂、汉口福新五厂以及上海六厂、七厂，直到1921年上海福新八厂投产。与此同时，无锡的茂新面粉厂也创建了茂新二厂、三厂，并在济南办茂新四厂。十余年时间，办起十二个面粉厂，以荣氏资本为主的茂新、福新面粉厂系统成为当时中国面粉业翘楚，实力居行业之首，故时人称之为“面粉大王”。
荣氏兄弟用面粉厂盈利，凭借他们从1907—1915年曾在无锡与其他股东合办振新纱厂的经验，在上海招股创办申新纺织公司。申新一厂自1915年投产，连年盈利，1919年全年创利达104万余元；1917年办申新二厂；1922年在无锡办申新三厂、在汉口办申新四厂；以后又在上海创建申新五厂、六厂、七厂、八厂；最后于1931年将购买李鸿章创建的上海三新纱厂，经整顿改组，为申新九厂。
据1932年统计，申新系统9个纺织厂共有纱锭52.15多万枚、线锭4万多枚、布机5300多台，职工3万多人，生产的“人钟牌”棉纱畅销海内外，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棉纺织集团，时人又称荣氏兄弟为“棉纱大王”。
所谓“大王”，南方民间口语，意思相当于“第一”。“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由来，既非官家钦定，更非荣氏自封，而是当时社会公认。事实上，按30年代初统计资料，荣氏的茂新、福新系统面粉年产量近2000万包，约占除东北以外的全国机制面粉总产量的30%。申新系统年产的棉纱，占全国民族资本纺织厂总产量的18%多，棉布产量占29%。民谚说：“家有黄金，外有戥称。”确凿的数字，在老百姓眼里的分量，总比自吹自擂更有说服力！
但荣氏从不以“大王”自诩。我有幸在解放之初几度接触过荣德生老先生，在当时我这个小青年的感觉中，他是一位“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敦厚长者，常年布衫布鞋，说话慢条斯理，和眼下有些“富翁”、“公仆”相比，他完全是个普通百姓。由于健康原因，他长期住在无锡荣宅，当记者采访他时，他总是说：“我做得不够……”或者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反映了那一代实干家的质朴和谦逊。
他们不像后来的一些人，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城头自插大王旗”。在有一段时间里，“第一”满天飞，“大王”遍地走，动不动就是“填补国内空白”，“超过国际水平”……“大王”之多也堪称空前，从“瓜子大王”、“栗子大王”到“豆浆大王”、“炸酱面大王”，咋咋呼呼，就像旧时天桥设场卖“狗皮膏药”的，十足的江湖气经过富有时代气息的包装，美其名曰：“自我推销！”
荣氏兄弟的茂新、福新、申新三大系统21个工厂，还不包括公益铁工厂、无锡天元麻纺厂、济南、郑州打包厂等，成为扬名中外的“三新财团”，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在国际上称得上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
荣氏兄弟办实业的经验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也许就是两条：一是生意人办实业；二是生意人办自己的实业。前者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搞形式主义花架子，赚就是赚，亏就是亏，一切务实；后者是企业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血汗钱，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地争效益，经不起大手大脚、做“好人”或“慷公家之慨”，或挥霍浪费，更经不起不断穷折腾不断“交学费”。
这里，仅说说两个小故事。
一是：1911年江浙水灾，面粉厂收购的小麦潮湿甚至霉变。荣德生亲自把好原料关，通知各地办麦庄绝不准采购失晒热伤小麦，每一批小麦进仓时，他都要亲自验收，发现混有热坏麦粒、砂石、杂质的，立即雇工拣选剔除。如此层层把关，茂新面粉的色味都比其他厂家高出一筹。每年小麦登场前，他们都要广泛研究分析各地的麦质，如1912年他们破例购进一批四川小麦，不惜增加运输费用，使茂新产品更臻上乘，在呆滞的面粉市场，茂新面粉却备受欢迎。
无独有偶。在60多年后，苏南农村乡镇企业的第一代创业者中，很多人继承了“荣氏遗风”。他们外出采购原料，背个小黄布挎包，有的甚至吃干粮，睡桥洞，“货比千家不吃亏”，对原料进价锱铢必较，很有点像当年作家柳青笔下的“梁生宝买稻种”。因为当时穷，农民温饱尚未完全解决，他们的命运同企业前途紧紧捆在一起。他们以勤劳和智慧挣下一片基业，但到了家大业大的第二代，有了小汽车、有了小别墅、有了巨额存款，渐渐地，以回扣多少代替了“货比千家”，渐渐地，他们在剧烈市场竞争中，抓不住机遇，结果走向低谷，落荒而逃。
二是：1909年，荣德生从一本国外杂志上得到信息，他向美商要来最新式的白乃里斯面粉机的样本，他以先付两成货款、其余八成分两年付清购进12部面粉机。这是当时世界最新式的制粉机器，可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但荣德生引进国外设备后，不是急于投产，而先组织一批工程师仔细研究新机器，要求最有效地发挥机器性能。结果他们发现，外国制粉机，是根据外国小麦品质设计制造的，我国小麦泥灰杂质多，“洋机器”的清麦筛理能力不能适应，直接影响出粉质量和产量。于是他们请来有经验的面粉师和技术人员，一起加以改进，增强了清净麦粒的效果，提高出粉率，实际生产能力比原来增加50%到100%。从此“兵船”名牌一炮打响。
荣德生抱着满意的心情在《乐农纪事》中写道：“茂新牌子甚佳，人人称赞。各厂皆滞，惟我独俏……外面只知新美机之佳……于是各厂添出不少美机。不知我办麦当心，剔去坏熟麦也。”“‘兵船’经此两年，从此立住脚地，后来发展，皆用此牌，占利不少。”
引进新设备创立名牌，在历来企业中为数不少；但将引进的“最佳”设备，根据实情改造为“更佳”，恐怕不是很多。联想20世纪80年代中期，企业引进国外设备曾一度成为“时尚”，引进机器只要能增加产量降低成本，已属上上大吉，可以说是“引进成功”，业绩斐然。有多少人去结合本企业情况再作进一步剖析和改进呢？岂不是自找麻烦吗？甚至有些人乘此出国游览，回来后大谈西洋“山海经”；更恶劣的，是少数人借引进之机收取“回扣”中饱私囊，结果买回一大堆废铁！东西南北中，到处办“引进”，这固然有助于生产水平的总体提高，但一哄而上，“遍地开花”，轻率而潦草，有些企业特别是有些乡镇企业确实也做了不少“洋盘事”，吃了不少“洋盘亏”，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肚里咽”。
历来办企业总是艰难的，荣氏兄弟尤其如此。因为他们作为先行者，在不知机器生产为何物的古老土地上办新兴工业，宛若在茫茫雾海中独立浪巅的弄潮儿，全凭过人的胆识和娴熟的技巧，倘若一不小心就会坠身波涛谷底。人们往往只知道荣氏兄弟的业绩，但很少去体会他们的崎岖和坎坷。其实，荣宗敬、荣德生的一生是在不断对付困难和危机的苦斗中度过的。就说其创业初期：
1902年荣氏兄弟初创保兴面粉厂，在无锡太保墩购地17亩建造厂房，满城士绅大哗，说什么“工厂烟囱坏了地方‘文风’，从此就再也出不了状元”！他们不仅纠集百姓前往闹事，而且一张状纸告到官府，诬告“办厂侵占公地”，官司经县、府、抚台一直打到两江总督衙门，最后地方势力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然而，他们还不甘心，到处散布谣言说“保兴面粉有毒”！以致保兴厂面粉销路大减，有些股东就此退股。
无锡是民族工业发展较早的地区，早在1895年，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就在此办起业勤纱厂，并没有引起偌大麻烦，为什么荣氏办厂就风波迭起、无休无止？原因很简单，杨氏出身于官宦门第，他们本人也都有着显赫的头衔，他们的后台是李鸿章、张之洞，当时无人敢碰。而荣氏兄弟仅仅是一介布衣，无钱无势，自然要成为乡绅老爷们的“砧上鱼肉”、“佐酒小菜”。可见，在官本位社会里，老百姓要办点事情多难！非官员出身的平民办民族工业更是谈何容易！
荣氏兄弟终于挺过了这一关，茂新厂的面粉打开了东北市场。但好景不长，日俄战争结束，外国面粉大量进口，加上小麦歉收，麦贵粉贱，从1907年起，茂新连续三年亏本，资本几乎蚀光，股东已失去信心。但荣氏兄弟并不认输，他们在困难中以奋进代替固守，引进设备，扩大规模，在与外商的市场拼搏中杀出一条生路。
然而，这只不过是个开始。从荣氏兄弟一生穿急流、越险滩的创业生涯中，仅仅是拉开一道序幕，还有更多的艰难险阻在后头！
……
渤海湾畔的天津塘沽海滩，碧绿的浩瀚海水，一望无际的天然盐田，望不到边的一座座布篷风车，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风车，昼夜不停地旋转，将渤海海水绞引灌进盐田，经过自然蒸发，晒成白皑皑亮晶晶的食盐，堆成绵延不断的盐坨，它像堆堆小丘，在阳光下折射出闪闪银光，这就是塘沽盛产的“长芦盐”。一位戴着眼镜、身穿西装的书生看到这一派海天奇观，忍不住赞美说：“多丰富的盐产啊！交通这么方便，条件太好了！”
他就是范旭东，湖南湘阴县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留校当了两年助教，1911年回国后曾在财政部造币厂负责银元的化验分析。当时每枚银元的重量，规定为7钱2分，含纯银89%；范旭东到北洋、江南、广州等造币厂取样检验，都达不到规定标准，他建议回炉重铸。科学讲究务实，但官场却主张“变通”，建议没人理睬。他受不了官场的这种“朽味”，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一共只干了2个月。
以后在他哥哥范源濂的帮助下，范旭东去欧洲考察盐政。他看到欧洲各国民用食盐雪白洁净，盐在工业上用途广泛，联想到我国食盐的粗糙品质不纯，工业用途还是空白。他想，作为一个搞化工的，应该为中国生产一种标准食盐，开拓盐在工业中的用途。所以，当他看到塘沽的天然盐田时，情不自禁地连说：好！好！好！
经过三年奔波，范旭东在塘沽建成久大精盐公司。这是难耐的三年：他1913年考察塘沽，拟定计划，并得到盐务署顾问景学钤的支持；1914年7月北洋政府盐务署批准立案；11月召集筹备会，决定筹股5万元作为筹建资金；1915年4月收到资金4.1万元；10月建筑安装工程竣工，开始生产；1916年取得盐政主管部门正式批准，在天津设店行销。
从这张时间表上不难看出：公司建筑安装只用了半年，而从“立案”到“批准”却花了两年时间。在旧时衙门里，最最不值钱的，就是时间！久大精盐，是将粗盐溶化、滤清，再用平锅熬制，掀开了我国盐业技术史上的新篇章。久大精盐，白如雪，细如粉，记得儿时家里间或买精盐，也舍不得用来烧菜，而是用它刷牙，或者偶患腹泻时泡盐开水饮用，它仿佛又成了“治病良药”。
公司开张，范旭东遭殃。过去的食盐销售一向由少数盐商操纵，中国大盐商有财有势，各霸一方，连乾隆皇帝下扬州，都是由盐商“接驾”，扬州知府只不过是个“摆设”，如今久大精盐的推销直接触犯了旧盐商的既得利益，盐商芦纲公所立即表示剧烈反对，禁止灶户供给粗盐，以图断绝“久大”原料来路；英国公使维护英商垄断精盐的利益，采取恐吓、拉拢、收买地痞捣乱等手段，阻止久大精盐的生产和推销；军阀褚玉璞向“久大”强征盐税；军阀李景林甚至绑架范旭东勒索巨款……只是创办了一家民营企业，就仿佛戳翻了一个马蜂窝。
一个干干净净的书生，一旦下了“海”，总不免要“拖泥带水”。在今人的意念中，蔚蓝色的大海，魅力无穷，风情万种，“海里自有黄金屋，海里自有千钟粟，海里自有颜如玉”，但海洋也是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世界。为了摆脱“四面楚歌”的困境，耿介正直的范旭东只能“入乡随俗”，他拉进当时“帝制派”人物杨度入股，由杨度去“疏通”袁世凯，批准了5个口岸为久大精盐推销地区，又靠财政总长梁启超帮忙，将销售区扩大到长江流域，逐步获得湘、鄂、皖、赣4省的销售权。
到1918年，久大精盐公司从2个厂发展到6个厂。经过10年奋斗，公司资本从5万元增至250万元，年产量从1500吨发展到6.25万吨，自办盐滩多处，分销店遍布南北各省，股东获利丰厚。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日本在青岛的盐田，范旭东和青岛盐商合办永裕盐业公司，每年向日本输出“青盐”300万担。“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势力向华北渗透，1936年，范旭东将总公司从天津迁往上海，改名为久大盐业公司。
以盐业起家的范旭东，很快将目光投向制碱。盐是制碱的主要原料，纯碱（碳酸钠），是化学工业的基本原料，素有“工业之母”之称。过去，中国人做馒头用的碱，一直是张家口的“口碱”，这种品质低劣的天然碱，不适用于现代工业。1890年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在上海成立，从此洋碱垄断了中国市场。1914年进口洋碱达63.1万多担，占我国用碱量的89.62%。
然而，制碱不像制盐那么便当。当时世界上有两种制碱方法：路布兰法和苏尔维法，都是那个时代的“高新技术”，对外人严格保密。1913年范旭东去欧洲考察盐政时，曾试图了解苏尔维制碱法，制碱工厂不准参观，只得作罢。1917年秋，范旭东结识了苏州荷兰水（汽水）厂厂长吴次伯、东吴大学毕业生陈调甫和电学专家王小徐，他们也都是“制碱迷”。他们自制设备，其中包括吸氨塔、碳化塔，还有一座三四米高的石灰窑供给碳酸气，就在天津日租界范旭东寓所内开始试验。经多次试验，居然制出9公斤纯碱。
1918年11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创立，范旭东立即派陈调甫赴美考察制碱工业，招聘人才，购买设备。陈调甫不负重托，聘请了几位学有专长的留美学生，其中包括后来国际著名的化学权威侯德榜博士；并以2万美元重金，由一位曾在美国马叙逊碱业公司当过厂长的专家，代为设计苏尔维碱厂的图纸。
范旭东办碱厂，是选择了当时中国工业的制高点，啃了一块化工领域中的“硬骨头”。1922年盛夏，他因筹款去庐山，和正在庐山避暑的卜内门洋碱公司经理李立特邂逅相遇，这个英国人拍拍他的肩膀说：“碱对贵国确是非常重要，只可惜办早了一点，就条件来说，再候三十年不晚。”范旭东笑笑说：“恨不早办三十年，事在人为，今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他的话说得不软不硬，不卑不亢。说罢相对一笑而别。
这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堪称为民族工业史上的千秋佳话。是的，“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但是，当时条件下办碱厂，确实是艰难的。碱厂在塘沽破土动工，仅按照图纸由上海厂家制造机器，就花了2年时间，这些笨重的机器要堆叠成塔，既少经验，当时又缺少起重设备，自然难上加难。试车期间，事故迭起，或因机器故障、设备爆裂而停工，或因产品不合规格而全部报废，“试车”长达3到4年。“永利”经济枯竭，外债累累，无人再敢投资，只得向久大公司和金城银行挪借，并裁减员工，节省开支。同时，他继续派侯德榜赴美国调查研究，购买了先进的旋转式煅烧锅，才算解决了技术难题，停工1年零3个月后重新恢复生产。
永利碱厂从1918年11月开办，到1926年6月生产出合格纯碱，前后近8年。在一个人一生可利用的时间中，能有几个8年？范旭东和他的伙伴们的理想、信念和意志，又岂是一般为了赚钱而急功近利的企业家所能比拟于万一？1926年8月，永利碱厂的“红三角”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喜讯传来，范旭东向碱厂职工说了一番很动感情的话：
这么多年的辛劳艰苦，换来了中国人自己的纯碱，也换来了大家头上的白发，求仁得仁，诸君内心是得到安慰的，我为诸君祝福。求自己进步的人群，应当是永生的。
朴实的话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白发”，永远标志着衰老；“永生”却意味着不灭，看来很矛盾。但是，人固然会衰老死亡，而留下的事业或创业精神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成为宝贵的文明财富。永生，属于“要求进步的人群”，属于我们这个哺育“进步人群”的民族。
永利“红三角”纯碱，“中国人自己的纯碱”，打破了卜内门洋碱独霸市场的局面，证实了范旭东在4年前向英商李立特所说的“事在人为”，这个“人”，就是不甘于长期受屈辱被欺凌的中国人！
在发展盐业生产纯碱的同时，范旭东于1922年成立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当时最具规模的民间科研机构；1934年创办永利硫酸厂，为新型的现代化一流企业。从此，形成了以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陈调甫等人为核心的“永久黄”资本集团，在以后的10多年中，又发生了一个个更加精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