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回过头来看看60年前“大鱼吃小鱼”的这一幕，说实话，总会觉得一切是那么“低水平”，几乎进不了经济较量的范畴。小鱼固然是瘦骨嶙峋，骨多肉少；而大鱼更是饥不择食，吃相难看。
官僚资本吞噬民族工业，丝毫没有那种“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派头，而只是乘战乱机会借钱给你，利加利，利滚利，以后折为“官股”，你的企业就成了我的，很有点像巴尔扎克笔下那位放高利贷的高老头。或者是，看你的企业能赚钱，就表示“我要入股，我要来做董事长”，则又很像《水浒传》中向杨志买刀的泼皮牛二。与其如此，倒不如像明初的朱元璋对付富商沈万三那样，随意加你一个什么罪名，全家流放，财富没收搬进国库，那就显得干脆利索得多。
正因为官方是采取“上不了桌面”的手段来实行兼吞，所以有些民营企业也采取“上不了桌面”的方法来躲避，逃过此劫，这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武汉的裕华纱厂，是创建于1920年的华中地区大厂。在武汉大撤退时，裕华厂的机器设备，全部堆积在宜昌码头，找不到船只运输入川。后来他们和民生轮船公司合作，互相投资，民生公司派专轮将裕华厂全部物资从宜昌运到巴东、万县，然后转运重庆。在重庆南郊窍角沱开山平地建造新厂。
武汉失守后，外地纱布无法进川，纱布价格大涨，裕华厂盈利丰厚，1939年夏开工时，只开动3000枚纱锭，到1941年已上升到2.5万锭。看你资本家赚钱，总会有人不舒服。1941年政府实行纱布管制，由官方平价购销，定价、限价出售。1943年8月又实行全面统制，以花代纺，纱厂不得自行收购棉花，还强行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裕华厂的存棉数万担。
套在头上的“紧箍咒”一天比一天紧，裕华厂从盈利转向亏损。亏损原因，不是由于管理不善或决策错误，而是政府不愿意让民营工厂膨胀、发展，“好处大家分享”。于是，裕华纱厂总经理张松樵，为逃避这些“管制”、“统制”，他们决定在成都设立分厂。
当时年届古稀的张松樵不愧是老谋深算，他看到成都仍在四川地方势力控制下，根本没有实行纱布管制政策，他亲往成都，拜会了成都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取得了他的支持，裕华厂从重庆运去纱锭5000枚、布机100台，在购地建厂时，受到当地氏族阻挠，竟花了3个月时间。为了逃避纱布管制，他们的棉纱成品竟没有厂名、地址，只有个“飞马”商标，人们在口头上称这家工厂为“裕华蓉厂”。
由于裕华厂钻了中央和地方政策不同的空子，和其他纱厂比较，他们摆脱了困境，大幅度地提高了利润。从1941年底到1943年底的两年中，裕华蓉厂的产品因质优价高而获利10亿多元，相当于重庆总厂3万多纱锭2年多的盈利。
重庆方面明知裕华纱厂在钻空子，但他们的势力范围达不到成都，也无可奈何。为了出一下心头怒火，重庆警察局以“高抬纱价，扰乱市场”的罪名，逮捕了裕华厂的2名负责人，关押了40多天，既不传讯，也不转送法院。结果，裕华厂送给警察局“棉纱条子”，让他们暗中去卖黑市，才算放了人。
这就是当时的世道。这样的世道逼得人不得不谋求对策，钻空子，走捷径。但是，混乱世事也造就了一批“空手道”，他们两手空空，就凭黑道、黄道的关系，一跃而成为腰缠万贯的“大亨”，居然也跻身于“企业家”的行列。
在上海内迁工厂名单中，有一家永新化学工业社，但在上海滩并没有这家工厂。它原来是南通薄荷油厂，南通沦陷，薄荷油厂关门，该厂老板就来到上海另谋出路，他看到内迁有利可图，就聘请上海帮会大亨杜月笙担任董事长，用“永新薄荷油厂”名义申请内迁。工矿调整处明知这家南通的企业早已歇业，一无厂房，二无机器，所谓“内迁”，只是投机而已。但碍于杜月笙的面子，仍给了该厂一大笔内迁补助费。
薄荷油厂老板就利用这笔补助费，在上海廉价购买了一些已内迁工厂的残留机件，装模作样地也装船从上海经海防内迁，这些机件在途中完全散失。1938年春一到重庆，该厂老板就与上海五洲肥皂厂合作，组建永新化学工业公司。
他凭什么跟上海内迁的名牌厂家合资？一无所有。结果仍由杜月笙出面，邀请重庆的官僚资本集团的权贵们聚会帮助解决永新资金困难，这些人都是当时金融界和官办企业的头面人物，答应为永新厂贷款开放绿灯，杜月笙又提议与会者都是永新理事，各送若干“干股”，算是“皇帝不差饿兵”，“与人方便，自己也方便”。
于是，永新厂两次获得中中交农4家银行50万元贷款，于1941年3月初开工投产，主要产品是甘油、肥皂、化学用品和卫生材料。这家化工厂的原料都靠外购，如原料中的牛油、松香购自重庆，工业用盐向自贡自流井购买，洋钉向上海进货，香精从英国和德国进口。
照理，这样的企业很难生存，成本高，费用大，但他们却活得很“滋润”，因为官商两界路路畅通，资金周转高枕无忧，例如1941年5月，他们又以开工后资金周转困难为由，继续向4行借了25万元，按4行规定，凡私营工厂借款必须提供实物抵押，但永新厂却不在此例，只要办一个手续就行了。就这样，从1942年1月至10月，永新厂就获得纯利润5.45万元，发展成为重庆最大的肥皂厂。
永新厂的成功，很可以给人们以启示，正儿八经的民族工业，劳资双方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结果铩羽而归；而那些不三不四的“空手道”们，倚帮会势力为靠山，仗官僚资本的撑腰，却事业发达，财源茂盛，如日中天。
那时的世道，是实干家受难，空手道得益。中国民族工业，在那个时代里，不说发展，就是勉强保全自己，又多么艰难！
残红褪尽，众芳凋零，映入人们眼帘的，是锄不完的萋萋荒草，随风飘舞没筋没骨的杨花……正如宋代诗人曾巩在《城南》中所写：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
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