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上海滩，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的遭遇，又是另一段触目惊心的伤心往事。
原籍为宁波镇海桕墅的方液仙，出身于金融世家，方家在沪、杭、甬开设的钱庄、银楼共有22家。方液仙在上海中西书院读书时，就酷爱化学，拜德国人窦伯烈为师，与吴蕴初等是同窗好友。
从1912年到1918年，他曾在上海两次办化学工厂，都由于规模小、生产方式落后，无力与舶来品抗衡，本钱蚀光，被迫歇业。从1920年到1922年，他扩大股份，筹足资金，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十年苦斗，终于在上海滩扎下根基，创建了鼎丰珐琅厂、龙华制革厂、硫酸厂及永盛薄荷厂等，自成体系。中化社以蚊香、牙膏、调味粉、肥皂四大拳头产品，畅销市场。
蚊香，是中化社早期重要产品。当时，日货“野猪”牌蚊香和“猴”牌蚊香充斥市场，方液仙派了几名员工去日本，学习机器制造盘型蚊香的技术和操作方法，购买机器，生产“三星蚊香”。在和日货蚊香竞争中，他打出“国货”旗号，每年5月向批发商发货，到中秋节才结账收款，代销“三星蚊香”，代销商获利丰厚，所以销售网点遍及全市，连许多小纸烟店也销售“三星蚊香”。日货蚊香不断缩小地盘，到1925年“五卅”运动时，“野猪”牌、“猴”牌蚊香在上海市场几近绝迹。中化社逐年扩大生产，于1928年建立起专门生产蚊香的中化三厂。
中化社的“三星”牌牙粉，于1912年就畅销市场。1914年后，国产的“无敌”牌牙粉和“嫦娥”牌牙粉相继问世，方液仙无意于牙粉竞争，致力于牙膏研制。他看到牙膏最终必将取代牙粉的趋势，从洋行进口铅锡软管，成本较高，在1923年研制成功“三星”牌牙膏，质量可与当时畅销市场的美国“丝带”牌牙膏媲美。“丝带”牌牙膏每支售价0.7元，而“三星”每支只卖0.2元，“三星”牙膏很快就打开销路，他们建办了专门生产牙膏的中化一厂。
方液仙于1923年创办的中化二厂，生产调味粉。正牌商标名“观音粉”、副牌商标“味生”以及副产品“三星”牌酱油精、酱色等调味系列产品，使日货“味の素”黯然失色。
当“三星”牙膏畅销海内外，中化一厂的原料需要大大增加，特别是甘油和皂粉。甘油是洗衣皂的副产品，过去一直为英商中国肥皂公司所垄断。为了不向英商购进原料，方液仙决定办肥皂厂兼产甘油，解决牙膏生产原料。他从德国进口全套精炼甘油设备，于1938年建办中化四厂专制肥皂，为求通俗易记，商标取名“剪刀”。
“剪刀”洗衣皂的脂肪酸含量高达50%以上，质量远超英商“祥茂”肥皂。但当中化社向商标局注册“剪刀”牌商标时，才发觉英商中国肥皂公司曾注册过同一商标，但早已停止生产。
因为广告已经登出，方液仙就与英商谈判，要求转让“剪刀”商标。英商说：“你们的剪刀皂我已化验过，品质非常好，但我们不希望平静的肥皂市场上，增加一个劲敌。”他表示愿以成本价供应甘油，要求中化社放弃肥皂生产，遭到方液仙等人的拒绝。
英国商人十分刁钻。他们借商标大做文章，悄悄地恢复生产了少量停产多年的“剪刀”牌肥皂，运往厦门鼓浪屿一带销售，将成交单归入法律档案，作为提起诉讼的依据。方液仙立即将“剪刀”牌改为“箭刀”商标，这一桩商标纠葛也公诸报刊，真相大白，为“箭刀”皂作了免费广告宣传，“箭刀”肥皂的销路更好，声誉更高。
从这个事例看，市场竞争大有学问，成功的企业家，大都以狠抓技术质量，树创名牌，专攻营销在竞争中取胜，他们赢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而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商人，专施雕虫小技，在暗地里计较别人，“坑人”有术，竞争无方，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结果与自己的愿望适得其反，当年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绅士”们正是如此。所以商界朋友应引以为鉴，在市场竞争中当从大处落墨，少来一点见不得阳光的“小动作”。
中化社早期生产所需的原料，大都依赖进口。为了与外商争夺市场，降低成本，不受外人控制，方液仙力争原料自给。例如蚊香的主要原料除虫菊，起初全从日本进口，方液仙为了抵制洋货，他们聘请农业专家，在苏州河畔的虞姬墩、安浪渡建办了除虫菊试验种植场，获得成功后，又在南通、温州等地建立除虫菊种植基地。抗战时期，种植场遭到日军破坏，他们又将除虫菊引种西南各地，保证了“三星”蚊香源源不断的原料需要。再如，他们建办中国软管厂，实现牙膏软管自给；创设晶明玻璃厂，自产化工社的产品容器。
经过20多年的艰苦经营，中化社成为我国创办最早、规模最大、产品最多的日用化工企业，方液仙，是中国日用化学的开拓者。在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抵制日货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日货成了“过街老鼠”，部分惟利是图的商人将日货贴上国货商标，冒充国货推向市场，国货厂商难以竞争，不少民族工业生产陷于停顿。方液仙与张嘉趝、蔡声白、王性尧等一批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华国货产销协会，举办各种国货展览会、样品陈列室、国货流动推销团等，并在上海、重庆、福建等地成立国货介绍所，杜绝洋货“浑水摸鱼”。
方液仙还联合美华绸厂、中华珐琅厂、华生电器厂等著名企业，筹资10万元，在上海南京路开设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由方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这家公司直接代各国货工厂销售产品，仅隔半年，大见成效。于是，方液仙集股增资，扩大经营，在广州、西安、昆明、济南、长沙等11个城市，先后成立中国国货公司。
1932年“一·二八”战争期间，方液仙在中化社办起伤兵医院，救援十九路军伤病员。1937年“八一三”抗战时，他又在胶州路办伤兵医院，聘请沪上著名外科专家，动员中化社职工全力救治前线伤兵。
上海华界被日寇占领后，租界成为“孤岛”，各种威胁利诱纷至沓来，来谈“中日合作”踏破门槛，地痞流氓寻衅闹事，方液仙深居简出，闭门谢客。1940年3月初，汪伪傀儡政府粉墨登场前夕，大汉奸陈公博派遣傅筱庵，以“乡谊”身份前来游说方液仙“出山”，担任汪精卫伪政权的“实业部长”。
方液仙的回答很干脆：“我是做生意的，只会经商，不懂政治！”傅筱庵皮笑肉不笑地说：“方先生不要客气，日本人知道你很关心政治，记得你在战争中，办过两次伤兵医院，他们很器重你。”傅筱庵话中有话，暗藏杀机。方液仙立刻站起来冷冷地说：“我也劝傅先生自重晚节，续操实业，免得最后身败名裂！”
日伪诱降不成，大为恼火，立即转为威胁。一时，恫吓信、警告信频频而来，方液仙处境极为险恶，但他从容镇定，对这一切置之不理。方液仙蛰居多时，很想到中化社所属的几个厂去看看。这一年7月25日，他带上自备手枪和保镖，从沪西新加坡路驱车而出，刚驶上马路，就遭遇10多名暴徒的乱枪袭击，保镖受伤，汽车轮胎击破，方液仙身受枪伤，被匪徒掳进黑色大号汽车，越界疾驰而去。
次日，《申报》醒目地报道了《国货商人方液仙昨被绑架》的爆炸性新闻。事发后，一连几天杳无音讯。匪徒寄信方家，佯称方还活着，向家属勒索巨款赎人。南京的汪伪政府则宣称：“查无此事。”不久，事实终于真相大白，这是日伪特务机关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暗杀，当时伏击方液仙的为首匪徒，就是“76号”日伪特务机关大队长王中。方液仙遇害时年仅47岁，一个数十年致力于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实业家，竟然惨遭卑劣的暗杀。
倒在血泊之中的方液仙，擦亮了当时不少工商业者的眼睛，谁说经商无“国籍”，谁说商人处世的惟一标准是赚钱？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与军界和政坛两不搭界的民族实业家，只是存在一点中国人的良心，竟然也会成为被惨杀的对象！
南宋末年，和文天祥同时期的邓剡，曾经写过一首《酹江月·驿中言别》：
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
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
它写出一派国破家亡的凄惨景象：夕阳残照，荒城颓壁，辉煌一时的铜雀台长满野草，高大的承露铜人泪流纵横，即使逃到海角天涯，看群鸥飞翔，听潮起潮落，一想起“秦淮孤月”，也彻夜难眠。它表达了无家可归的苦涩和辛酸，亡国奴生活的惨痛和悲凄。
战时沦陷区的民族企业家的处境，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