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烛，已经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消失，但旧时却主要靠它照明。我看到过昔日土作坊里制作红烛的场景，那种原始味儿至今难忘。
先将灯草缠绕在一根根扦杆上，放在油中浸泡，取出后高挂晾干，然后将一大锅红蜡烧开，把绕着灯草的扦杆放进沸腾的红蜡中蘸一蘸，悬挂在枝枝粗铅丝钩上，等扦杆蜡油冷却微干，再放进锅里蘸蜡，一遍又一遍，红烛就是这样一层层地“蘸”出来的。蘸蜡次数的多少，决定蜡烛大小，细的若拇指，粗的似手臂，有的还用金粉画上龙凤图案，写上吉庆话语，好像工艺品般的精致，美观。
烛坊制作场面蔚为壮观。宽敞的工场间里挂满蘸蜡红烛，宛若倒悬着的红色森林。拉风箱的小伙计满头大汗，衣衫尽湿；制烛老师傅就像大型交响乐团的指挥一般，挥动手臂，飞快地脱钩，蘸蜡，挂烛，周而复始，他跳跃，奔跑，不时呵斥着旁边手忙脚乱的小学徒……
这种千年流传的红烛，点燃后浓烟直冒，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怪味，需要不时用长筷夹掉烧焦了的烛芯，火苗一跳，才会更明亮一点，特别是红烛点燃时溶化了的烛油直泻，人们惯称“烛泪”。“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但几天下来，烛台里积满了凝固的“烛泪”，要用铁扦去挖再用黄沙细擦，烛台才会干净一点，丝毫没有诗情画意。
但洋商进口的白色“洋蜡烛”（后称“矿烛”），就没有这些毛病。“洋烛”清洁光亮，耐用无烟，使用比油盏油灯方便。清末民初，城镇人家和乡村大户一般都点“洋烛”，一时成为畅销产品。在1910年一年中，仅洋烛一项，进口价值就达一百万海关两之多。真是看看不值钱，算算很惊人！
“洋烛”和国产红烛在制造上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洋烛”的棉线灯芯，需在药剂中浸炼，而药液配方洋人是保密的。所以，“洋烛”的棉线灯芯，由日商中桐洋行独家经营，连英美在华开设的烛厂，都要向日商进购灯芯。
“梧桐叶落秋已深，冷月清光无限愁。”1912年的深秋之夜，马路两侧法国梧桐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路上铺满残碎的落叶。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士庆路的一间小屋里，靠壁长桌上放着瓷壶、瓷盆和大小量杯，只有一条薄棉被的单人床上散满杂乱的书籍，但书桌上却点燃着20多支“洋烛”，两个青年人一眼不眨地盯着烛光火苗，仿佛那微弱烛光中会跳出一个九天仙女来，展开歌喉，翩翩起舞。其中一个青年戴着一副老式近视眼镜，过早的秃了顶，脸上长满参差不齐的络腮短髭。
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桌上的“洋烛”有的灯芯烧成黑色球状的“烛花”，烛光渐渐微弱；有的四周垂油，桌上滴满一摊烛泪，他俩长长地叹了口气，吹熄一支支洋烛，这时，外面的晨曦已透过窗棂射了进来，新的一天开始了。
络腮胡子的年轻人，名叫陈万运，浙江慈溪人，15岁随父亲来沪，在虹口乾新祥烟纸店当学徒。几年后他伙同姑夫沈启涌、蜡烛店学徒沈九成，每人出资150元，办起“三友实业社”。小本经营，一般都从容易见效的小生意开始，但陈万运学业的烟纸店经销“洋烛”，他知道棉线烛芯工艺简单，本轻利重，所以他们一开始就购买手摇烛芯车10台，招收10余名学徒、女工，制造洋烛灯芯。
然而，制造烛芯又不知道药液配方，只凭从化学资料中翻到的一点零星记载，自己去摸索。用“三友”生产的烛芯制成的洋烛，和外商生产的洋烛放在一起点燃，反复比较光亮、耐燃、清洁和余烬挥发，通宵达旦静坐观察，经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一次次都失败了。一年后，沈启涌拆伙脱离，“三友”只剩下了“两友”。
但陈万运和沈九成并不气馁，他们继续试验，从化学书中找依据，向美孚洋行化验室请教，烛芯药液成分配制毕竟不是高不可测的学问，经过不断改进处方，反复试验，终于研制成功了中国的棉线烛芯，商标是“金星牌”。
这时正值欧战爆发，日货烛芯居奇抬价，“三友”实业社的“金星牌”烛芯投入市场，质量可与日货媲美，但售价比日货低廉，一时生意兴隆，供稀需众。他们又请来了杭州的机械设计师，研制成功电动烛芯车和烛芯球车，产量增加了3倍，日产量达到五六百磅，品种多达6个型号，一步步将日货烛芯挤出中国市场。
到了1915年12月，三友实业社增资至3万元，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新建三层楼厂房，增添漂染设备，工人增加到100多人。三友实业社以生产烛芯站稳脚跟，他们又把目光投向毛巾工业。
中国古代只有“面布”，没有“毛巾”。中国人对洗脸并不讲究，撕下一块家织土布，就可作为“面布”。传说清末民初苏锡一带有位名医楚秀峰，治疗跌打损伤，神乎其神，手底功夫十分了得。他亲家首次上门“相亲”，提出想见识一下楚秀峰的“功夫”，这位名医似应非应，盛情请亲家吃饭，饭后洗脸，楚秀峰从亲家手里接过面布一捏，哗地一甩，往面盆里一扔，拿下去了。
饭后亲家告辞，最后要求楚秀峰露一手，楚微笑着要佣人端上面盆，亲家一看，怪！面布已整整齐齐地被裁成两半，犹如刀切一般。原来在楚一捏、一甩、一扔之间，已将硬邦邦的面布割成两块，此刻对方才知亲翁手段不凡。
这个故事说明，旧时面布既粗又硬，可供内家高手牛刀小试。直到20世纪50年代，很多农村里仍使用这种“面布”，有的是白土布毛坯，有的是蓝方格粗布，绞干后仍是湿漉漉的，需和风轻拂，半晌才能吹干脸上的“潮渍”。
当洋毛巾流入中国市场，价廉物美，理所当然地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民国初年，日货铁锚牌毛巾畅销市场，十有九家用“铁锚”，国产的雄鸡牌毛巾，质地粗糙，无法与日货竞争。
1915年，沈九成东渡日本，到铁锚牌毛巾厂当小工，他尽拣难活脏活干，人缘极好，半年功夫，已弄懂毛巾的漂、煮、染各道工序的技术。回国后，他先到安徽合肥远记毛巾厂考察，招收熟练织巾工10余人、购买单幅手拉木机10余台。回沪后立即生产三角牌毛巾。
沈九成，这位高颧骨、长龙脸、蜡烛店学徒出身的实干家，干一样，成一样，他研制的三角牌毛巾，迥异于过去的国产毛巾，一开始就用熟纱漂染，质地柔软，深受消费者好评。为了和日货铁锚牌毛巾抗衡，三友实业社于1916年扩股，在沪东引翔港购地36亩，建造织造车间、漂染车间、修理间、货栈、办公楼和工人宿舍，于1918年成为“三友”总厂，并在川沙、嘉定开设分厂，产品由总厂漂染整理后投放市场。
经过沈九成、陈万运等人的锐意更新，不断改进织造技术，终于研制出手感柔软、质地坚牢、洁白光亮、毛圈整齐、吸水性能良好的毛巾，以优质赢得市场，几年中盛销不衰，而日货铁锚牌毛巾销路却日渐萎缩。
日本商人当然不甘心失败，他们为了击败三角牌毛巾，从原来的成品输入，改为在上海设厂生产毛巾，以降低成本，他们在东熙华德路高郎桥开办瑞和毛巾厂，装置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力铁机，产品廉价倾销，但这时三角牌毛巾的声誉正如日中天，国内抵制日货的运动也如火如荼，“铁锚”毛巾价格再贱，还是无法与“三角”毛巾竞争，不到两年，瑞和毛巾厂被迫停业，“铁锚”毛巾终于在我国市场上销声匿迹。
三友实业社不是大企业，但它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因为它以“金星牌”烛芯挤走了老牌的日货烛芯，后来的“三角”毛巾又彻底赶走了“铁锚”毛巾。我们并不提倡独占市场的那种“霸气”，按照老资格商人的处世格言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但在那个以千百计的华商企业遭日商排挤而倾家荡产的年月里，这无疑是一道亮点。何况，如果当时沈九成、陈万运不这么做，他们也必将破产。海外有些洋先生习惯称中国人“过激”，殊不知有些“偏激情绪”实在是逼出来的，很多西方东方史学家似乎都清楚这一点。
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初靠450元银洋起家的三友实业社，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它生产各种品牌的毛巾、浴巾和被单等床上用品，继而又转向织造布匹，它的“爱国蓝”、“自由布”和凉罗蚊帐料、锦绣台毯、拷花床毯等，都是一时的名牌畅销商品。1928年，他们以36.2万银元盘进杭州通益公纱厂和鼎新布厂。从此，三友实业社拥有上海、杭州2个大型工厂和17个郊区毛巾工场，全国销售机构37处，职工共达6千余人。
然而，所有这一切，是从第一根烛芯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