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统治家族利益受到外权入侵时，是投降，还是抵抗，一切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着统治家族的生死存亡。“澶渊之盟”无疑是个耻辱，它不是不战而败，而是战胜而败。赵恒的懦弱，为下一个“澶渊之盟”埋下了伏笔。
宋辽战争长达25年，其目的在于争夺幽云十六州。对于辽国来说，幽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无论是它的农业、手工业还是其他文化活动都比辽国本部地区发达。辽朝统治者对该地区非常重视，他们把幽云十六州中的幽州升为南京，改皇都为上京，把原先的南京（辽阳）改为东京，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的北方。而对于宋朝来说，幽云十六州是宋朝北方的一个屏障，是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幽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一代江山的安危。从宋太祖时期，宋朝就开始了与辽争夺幽云十六州的战争，赵匡胤逝世后，赵光义继位，继续对辽作战。但是，979年高梁河一战，宋军大败，于是，赵光义采取守势，维持了几年来的相对安宁局面。
宋辽关系图公元982年，辽国帝位更迭，幼主年纪尚幼，其母萧太后当政，宠臣韩德让掌握了朝廷大权。宋太宗认为辽朝“主幼国疑”，正是可乘之机，便于公元986年，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战，分东、西、中三路出兵。但由于东路军受阻，宋军败退。两次伐辽失败，迫使宋太宗重新考虑其内外政策的调整。到宋太宗晚年，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朝对辽由攻转守，放弃了以武力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打算，只是在北部边境设置重兵严防，以此与辽朝相对峙。在宋朝采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了攻势，就在宋军第二次伐辽失利的冬天，萧太后利用宋军溃散、士气低落的时机，率大军南下、长驱直入，攻陷了深州、祁州、易州，辽兵大肆纵火杀掠，然后满载金帛等战利品北还。自此，辽国利用其骑兵优势，不时骚扰宋朝的边区。
公元997年，赵恒即位，年号咸平，赵恒在加强国内统治的同时，也密切注意改善同邻邦的关系。希望能够保持太平的局面，但是却未能如愿。当时宋朝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北邻辽国建立的契丹政权和西邻西夏建立的党项政权。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再次南下，宋军驻守定州，闭门自守，不敢出战，次年正月，辽兵到瀛洲，大败宋军，擒宋将康保裔。
公元1004年，辽军又一次大举南侵，朝中大臣在如何对付辽朝进攻的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副宰相王若钦主张放弃东京逃跑，迁都南京。宰相寇准力排众议，认为国难当头，文臣武将只有团结一心，共同抵抗，才能扭转战局，若弃城南逃，辽军乘虚长驱直入，宋朝也就危在旦夕了。在寇准的主张下，真宗赵恒只好硬着头皮御驾亲征，率军北上澶州。赵恒在澶州北城门楼接见众将帅，城下诸军见皇上亲征，欢声雷动，备受鼓舞。这时，先后集结到澶州周围的宋军达几十万人，将士们只等朝廷发布号令，便驱逐强敌，复仇雪恨。河北前线各地的军民闻听赵恒亲征，也纷纷发动攻势，出击敌人。
契丹军这时深入宋境，数战受挫，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辽军的南侵，原本从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现在，萧太后眼看英勇的宋军团团围住了澶州，一时无法对付，就派人前往宋营提出罢战议和。这正合赵恒夙愿，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于是，他当即回书表示愿双方息战安民，派殿直曹利用为使议和。契丹复派使臣韩杞面见赵恒，提出以索还后周世宗收复的关南故地为罢战条件。赵恒深怕割地议和为后人唾骂，嘱咐曹利用只要不割地，可不惜重金与之言和。曹利用问到底可允许给契丹多少，赵恒不假思索地说道：“若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后在寇准的坚持下，双方以宋每年给契丹白银10万两、绢20万两匹达成协议，罢战言好。这就是史上所谓的“澶渊之盟”。
党项政权见契丹与宋罢战言和，也遣使入宋，奉表称臣。赵恒对党项主赵德明厚加赏赐。景德三年（1006年）十月，授赵德明为定难节军节度使，封西平王。又先后开放设置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等榷场（辽、宋时期在接界点各自设置的互市市场），与之开展贸易。此后，每逢岁旦圣节，赵德明都遣使前往宋朝，贡献不绝。赵恒对赵德明也不断封官加爵，厚与赏赐。
“澶渊之盟”对于辽国来说，是一个外交的胜利。它不仅使辽兵得以安然从险境中脱身，还获得了难以通过武力获得的赔款和物品。但是，对于宋朝来说则是一个屈辱妥协的和约，它是宋朝推行“守内虚外”政策的副产品，每年对辽的贡赋，使宋朝财政上受到极大的影响。不过，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澶渊之盟”的订立，结束了宋辽之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此后的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双方不仅边境地区得以发展生产，而且还可以通过“榷场”进行经济交流和商业活动，因而对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提高是十分有利的。赵恒以巨大的代价，换取了与契丹、党项的和好关系，使宋朝的西部和北部边防暂时平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