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上了“贼船”，就得拿出胆子去“偷”几回——明的暗的都得“偷”。明的：拉贝一次次出面与“还能说上话”的日本外交官福田先生拉关系，请求他从中与日本军方交涉，争取把部分储煤拉到安全区或粥厂去，当然这部分的煤至少有一半被日军借机打劫走了；暗的：借公开运煤的指标，实为多运多走几趟，将煤拉到自己需要的地盘上去。
德国人在这方面不缺智力。可是日本人也不是傻瓜，他们坚持要自己运煤，只要求拉贝他们提供藏煤的地方，剩下的事由日方派军队去干。拉贝知道这事犟不过他们，于是就跟日本人谈条件：你们可以拉走部分煤，但必须按我们的要求提供给我们4个粥厂的煤量，否则安全区不能提供足够的劳役给你们日常需要。几万日军和官员们在南京城也要过日子，并且还要享受，拉贝的条件他们不会全听，也不得不听一点。
“生意”就这么做成的。“汉堡商人真的比我大日本人更精明啊！”日本人内心对拉贝还是有几分佩服的。
然而任何生意场上，强者总是欺负弱者。拉贝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其实一直处在弱势地位。
1938年1月1日是中国的新年元旦。日本人给拉贝又滴了几滴眼药水——他们已经在前一天就事先通知给了他：元旦这一天上午，在鼓楼广场举行“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仪式，要求拉贝等人务必到会“祝贺”。
出于礼貌和战术考虑，拉贝带着斯迈思等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去了现场。当他看到自治委员会的会长和一名副会长、一名顾问都是隶属于他的红十字会成员时，吃惊不小。“汉奸！”拉贝用中国人的话暗暗骂道。
拉贝终于明白了日本人的意图：他们是想通过这个所谓的“自治委员会”来替代他们的国际委员会。
仪式没有结束，拉贝就悄悄离开了现场，他不想让日本人导演的闹剧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因为这一天早上起来，韩湘琳等中国人告诉他：他们几百名难民要以隆重的仪式，在新年到来的第一天里感谢拉贝给予他们的救命之恩。
汽车回到住处，拉贝就远远地听到迎接他的鞭炮声——这太难得了，后来据雇员张先生告诉他：鞭炮是他们从庆祝“自治委员会”现场偷来的。“他们那个玩意有啥庆祝的，我们这儿才重要！”韩湘琳兴奋地对拉贝说。
“我受到国王般的欢迎，他们夹道欢迎我，并用鞭炮和鲜花向我致意。然后600多个人围着我，向我献上了用红墨水写在白色包装纸上的新年贺信，所有人向我三鞠躬。当我点头致谢，把贺信叠起来放进口袋时，他们都很高兴。”拉贝在日记里这样描述当天的情景。
接过贺信之后的场面让拉贝一生都不能忘却：鞭炮声中，600多名中国难民，在韩湘琳的带领下，整齐地列成两队，齐刷刷地跪下，一起向这位“汉堡商人”致新年磕头礼……
拉贝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他从没有接受过如此隆重而恭敬的礼遇。
他深深地爱上了南京人，也深深地爱上了中国。他再次发誓要为这些苦难的平民献出个人的全部。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拉贝忍不住从口袋中取出那封很大的贺信，上面写着如下内容：
Herrn Rabe
mit den besten Wünschen für
ein glückliches Neues Jahr.
Hundert Millionen sind Dir nah!
Die Flüchtlinge Ihres Lagers
1. 1．1938
拉贝先生：
恭贺新年吉祥，亿万滚滚而来！
您收容所的难民1938年元旦
“‘亿万’是什么意思？是我得了彩票？”拉贝兴奋不已，却不解其意，便把韩湘琳找来寻问。当明白那是恭喜他来日“发大财”时，拉贝欢欣鼓舞了好一阵。
“我爱你们！爱中国！”拉贝用自己生硬的汉语向恭贺他的中国难民们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1938年新年来临，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新气象，日军到处烧杀抢淫的暴行没有任何改变，而所谓的“自治委员会”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不仅不作为，且令市民生厌。
与之相反，拉贝的安全区仍然聚集了巨大的人气，多数难民又自觉不自觉地回到这里——主要是人们发现回家后根本没有任何安全可言，尤其是妇女，她们开始以为拿着“安居证”就能重新开始过日子了，结果多数人在当天甚至在回家的路上，就被日本兵野蛮地强奸与轮奸，而且有的则被抓到“安慰所”充当妓女。于是这些妇女们又拖家带口回到了拉贝他们的安全区。
原本以为“自治委员会”的成立将使安全区渐渐消失，哪知鼓楼“庆祝大会”的鞭炮声尚在耳边回响，安全区里依然热热闹闹。尤其是那条原本弯弯曲曲、冷冷清清的上海路，竟然成了全南京市最红火的跳蚤市场——也有人把它称作“共产市场”：说是生意场，却都是难民们自己的东西，旧衣服、茶壶茶杯、草纸尿布……日常用品，样样都有，且便宜得很。
“一块钱，拿去吧！”
“老板可怜可怜吧，我只有这几个铜板。”
“行，就它了！”
生意交成。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共产市场”：不讲价钱，相互谦让，互相帮助。
“走！走走！”突然有一个早晨，几个穿皮大衣、戴黑眼镜、手臂上别着“太阳”标徽的家伙，张牙舞爪地走到摆摊的难民面前，挥舞着棍棒，拳打脚踢。
“你们要干什么？”难民们愤怒地责问。
“皇军有令，安全区必须解散！你们还想在这里摆啥摊子？快滚！”
“烧了，把这些旧棚烂摊统统烧了！”一群别“太阳”袖章的家伙竟然动起手来。带头的那人叫方浩，有难民认识他，姓方的过去是一个律师，此刻他得意扬扬地告诉认识他的人说自己现在“当官”了，是来“执行任务”的。
“烧！烧光为止！”姓方的见难民们并不买他的账，甚至有人悄声骂他是“汉奸”，这让姓方的大丢面子，于是直起嗓门，命令小喽啰们点火烧棚。
“汉奸！汉奸！”
“杀千刀！我们跟他们拼了！”
“拼了——！”
以姓方的为首的一群“自治委员会”小喽啰们哪想他们的烧棚毁摊行动惹怒了难民们，一时间，木凳、茶杯、鞋子甚至还有街头路边捡来的泥块、砖头等，雨点般地落在姓方的这群喽啰们头上、身上……
“撤！”姓方的一群喽啰落荒而逃。“共产市场”上的万千难民，一片欢呼。
“拉贝先生，我无意冒犯您和您的国际委员会朋友们，但有一个事实你们必须接受，这就是：新成立的南京市自治委员会，是经我们大日本皇军亲自批准的管理眼下南京市的临时机构，管理市民和这个城市是它的职责，你们的安全区和国际委员会不能再存在了，一切管辖权应当归自治委员会。”日本使馆派人向拉贝传达所谓的“命令”，而且留下狠话：否则日军将进行军事干预。
野兽终于露出本性。日本人向拉贝他们摊牌了！
怎么办？国际委员会的命运面临考验。拉贝和斯迈思等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商讨对策。
“卑鄙！无耻！他们竟然威胁还要没收我们的钱财和物资，并说要清算我们以往的资金及物资用途情况。”韩湘琳说。
“另一方面，他们的野蛮与恶棍行径一点也没有收敛。这是昨晚我又在几个地方拍摄到的日本兵留下的罪行……”马吉紧接着控诉道。
“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权利！救助难民和伤员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谁也阻止不了我们的行动。”斯迈思说。
“对，这是最后的斗争了！日本人企图把南京置于他们的残暴统治之下，而我们则成了他们把南京变成地狱的唯一障碍。我们决不退让！”
“决不！”
宁海路5号的“总部”，再一次成为了全南京反抗日军残暴统治的大本营。此刻，十多个国际委员会成员群情激昂，请求拉贝拿主意。
只见拉贝用双手向下压了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他说：“日本人的意图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他们是不想看到在他们统治下的地盘上有一个并不隶属于他们领导下的组织在保护着多数南京市民的现实的存在，挖空心思除掉我们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因为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占领军、统治者，所以他们可以想出一千个所谓的理由来修理我们，这并不奇怪。但我想，我们之所以成立国际委员会和安全区，其实只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上帝赋予我们对人类的仁慈，这个责任在今天的南京，就是我们怎样千方百计地保护好几十万难民！这份责任，除了上帝，没有人可以从我们的手中剥夺！它日本军队也同样不可以剥夺！”
“好，说得对！”
“说得好！”
“我们决不放弃上帝赋予的权利！”
国际委员会最后形成一致意见：一是向日方再次陈述国际委员会的职能和责任，二是有针对性地把各安全区管理情况作一详细汇总，并将两份材料一起上交日方，以争取国际委员会和安全区存在的合理合法性。
“你成立所谓的‘自治委员会’不就是为了管理好几十万难民吗？你指责我们国际委员会不合法，那么我们将告诉你我们这些日子里的所作所为！”这是拉贝的主意，这样绝地求生的谈判智慧，也只有像他这样的德国商人才有。
很快，一份份诸如下面文字的安全区“检查报告”出笼了：第三难民收容所——陆军学校
12月31日，由洛、王、米尔斯和福斯特先生检查。
所长：赵永奎
难民人数：约3200人，分成27个小组，每组设一个组长。
在这些难民中，每天应日本兵要求，派遣若干劳役。收容所平均每天分发10袋大米，约三分之一的难民自行解决粮食，其余的三分之二由国际委员会供给膳食。
难民们对国际委员会的管理满意。
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
1月1日，由福斯特等检查。
所长：郑大成
难民人数约1400多人（以前为1500人）。
每天有4袋分配来的大米。几乎所有的难民吃干饭（不是稀饭）。分发时成人和儿童没有区别。
虽然这个收容所住处十分拥挤，但难民们对领导满意。
……
安全区难民所的“检查报告”整理完成后，拉贝与斯迈思起草的另一份关于“国际委员会当前的状况”的报告也随即完稿。其语气显然是给日方和日方的傀儡组织——自治委员会看的：
1. 我们是一个民间团体，成立的宗旨是帮助饱受战争苦难的平民。
（1） 食品和资金是供我们支配的，是供我们委员会用于上述目的的，因此我们要设法使委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救济金时要适应当前这里的状况。
（2） 我们履行的行政管理工作由我们的合法基金单独支付报酬。（警察的薪金不由我们支付，而是由他们的行政管理机构单独支付。我们向警察提供大米，所提条件与我们向其他所有的难民和自愿助手提的条件相同。市政当局派给我们组织的那3个职工的薪金单独汇给。）
2. 我们一开始就同红字会和红十字会合作，并且对自治委员会将继续持这种态度。我们将准备始终以下列标准判断合作的建议：最好地为委员会的目标服务或最有利于委员会的目标。
3. 我们的基金我们不会交出。这些资金是委托给我们妥善保管的，我们将用我们的声誉保证，这些资金只用于应该用的场合，不会作其他用途。
4. 我们必须警惕，不要让人把会耗尽我们财力的工作或任务移交给我们，也不要指望我们会进行使我们对这笔资金失去控制的工作。
5. 自治委员会在恢复秩序和恢复国家公务方面一直得到我们的充分支持和承认。但我们的基金首先是用于避免严重的食品短缺以及用于在其他方面帮助居民。
这份被拉贝和斯迈思标注上“机密”的“内部文件”，虽然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其实语气里暗藏着非常坚定而明确的观点，即：国际委员会虽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它被赋予的使命和日军占领前后几十天来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是谁也不可以改变的。
据说，上面的两份材料交给日方后，对日方高层特别是傀儡“自治委员会”成员造成巨大冲击，因为无论是日军还是那几个汉奸，他们自知根本不可能有谁能像拉贝他们那样把几十万难民管理得如此井井有条，更不可能做到让几十万人基本上不饿死。
“田中先生，我看还是让他们管吧，我们可没有办法从哪个地方弄那么多粥和饭给那些穷光蛋吃啊！”
“可不是，像他们那么干，还不累死我们！”
汉奸们首先退却。接着是日方外交官福田等人反对一下子取消安全区的做法。“至少我认为拉贝他们还可以为我们所用。再说，他们手上有来自各个方面的资金支持。我们何不顺水推舟，省去一些麻烦！”福田说。
“参赞的话不是没有道理，至少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吧。”日本军方给出了松口话。
其实在给日本官方正式信函的同时，拉贝也给他的“半个朋友”——日本大使馆的福田参赞写了一封信。拉贝认为，在所有日本人中，福田是位比较正直和有良心的人，而且从以往的交往中，这位日本外交官无论如何也是给了拉贝他们不少帮助的，这份情谊对拉贝来说，十分重要。故而有些官方不能解开的纠结问题，拉贝通过与福田私下的友情获得了理解和同情，甚至是支持。在安全区面临存亡的紧急关头，拉贝自然首先想到了福田。于是他私下给福田写了这样的信：
尊敬的福田先生：
有关我们昨天的会谈，我冒昧地向您保证，国际委员会渴望看到的无非是南京秩序和正常的生活条件迅速恢复。我同样可以向您保证，为此目的，国际委员会将乐意看到地方自治委员会尽快承担起地方民政机关应承担的一切职责，如治安、消防和公共卫生等。您可以相信，国际委员会绝对不想继续履行平时属于地方主管部门的任何一种行政义务，也不想为自己要求这样的义务。
我们委员会首先是（我想说仅仅是）一个救济组织，它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饱受战争痛苦的平民服务。这些人遭受的命运是无情的和悲惨的，引起了同时代人的同情和怜悯。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成立了遵循相似目标的各种委员会，它们中比如有上海委员会，松井将军个人给该委员会汇款1000元，这证明了这样一类委员会得到了日本军方高层的赞同。
因为留给我们委员会的现金和储备是专门委托我们用于上述目的的，所以依我看，国际委员会有专门的义务表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我觉得不论是现金还是储备都不能交给任何一个别的组织。我们当然愿意同别的救助组织合作，比如同红字会和红十字会，同这两个组织我们目前已经在进行合作。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资金必须保留完全的支配权。
我相信，如果您考虑到我们的状况，会承认我们的理由是正确的。
此外，我还想指出，同目前的困境和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相比，我们的现金和储备都是很有限的。我们委员会所做的救助最好能被看作是对地方自治政府为自己提出的（我个人这样希望）更大的合适的计划的补充。不论是我们委员会还是红字会或红十字会肯定都会尽一切力量，但是我们希望自治委员会比我们委员会或其他任何一个组织做得更多。
我们也希望，在向难民提供食品和燃料方面，日本军事当局对自治政府能比迄今为止对我们表示出更大的诚意。虽然大家都在共同努力缓解危难，但危难的程度依旧大于所提供的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