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与愿违。正当拉贝一心期待“元首”带给他的好消息时，一天，他的家里来了几个盖世太保，告诉他：“你被捕了！”
两名盖世太保官员搜寻了他的家，并且带走了拉贝的6本日记和约翰·马吉的影片资料。
在警察局里，拉贝被审问了好几个小时。
“我有罪吗？”拉贝非常生气。
“从此以后你要保持沉默，不许作报告，不准出书，不违反党员的纪律和责任，我们会马上释放你。先生能保证吗？”盖世太保盯住他眼睛问。
拉贝沉默片刻，点点头。
就这样，他被释放回家。4个月后，他被扣的日记还给了他，马吉送给拉贝的影片资料则被永久地扣留（这套极其珍贵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资料在战后被发现并成为证明日军犯罪的有力证据之一）。此后的他，直到柏林解放，一直在他自己的“纳粹”党监视下过着不自由的生活，远在南京的中国人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朋友们所期待的他回到金陵城的希望彻底破灭。
一直到去世，拉贝再没有离开他其实并不熟悉的祖国。
19. 好人当“主席”
一个德国人，原本与中日战争是无关的，而且当时的情况下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然而拉贝没有。正是他这个“没有”，成全了作为德国人的他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人生辉煌：一个纳粹，做了世界上一般人都做不到的事——他和他的同事在日军屠刀下救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
这自然得从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前后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这个角色说起。
当这个“主席”角色，对拉贝来说完全没有想到，因为日军与中国军队在上海打仗时，拉贝和其他在南京的德国人几乎都在忙着准备撤离，只是拉贝是西门子公司在南京的负责人，他手头的事太多，加上南京城当时太乱，到底走还是不走，他所在公司还拿不准主意。西门子公司更多的是关心他们的生意及留在南京和中国的财产在日军占领后是否还能保住，或者说更远一点的话，就是当日本占领南京后，他们西门子是否还可以留下来做中国的生意。这对当时的西门子和像拉贝这样忠于职守的生意人来说是第一位的事。
也许德国人可以说是世界上做生意最认真和最能干的一个民族群体。拉贝就是这样一个人。
1882年出生在汉堡的拉贝，早年丧父，初中毕业后就当学徒，后来到了非洲的莫桑比克的一家英国公司，在那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1908年，他来到中国，一干就是30年。他的妻子也是在北京认识的，俩孩子皆在中国出生。来中国之后的第三年，拉贝成了西门子公司的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相关国家的压力下，曾与德国宣战，即使如此，拉贝还是留在中国。“他很有策略地让中国官员相信，战争期间继续由他来经营西门子驻中国代表处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容易。”拉贝的朋友这样评价他。
但是一战开始的两年后，中国在英国的压力下，仍然把拉贝等德国人挤出了中国生意场。不过拉贝本事不小，一年后他又重新上路，回到了中国，为西门子开辟中国市场立下汗马功劳。1931年他担任西门子驻中国首都南京办事处经理。西门子在南京的业务，主要是在中国的首都开设电话业务和建几个发电厂，拉贝的工作非常有起色，公司总部对他的业务开拓充分肯定。但对拉贝来说，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恐怕他一辈子也仅仅是西门子公司一名优秀的驻外代表而已，世界上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
日本侵略中国，进攻南京，让拉贝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经商才能、统筹能力、领导才干、为人的优秀品质，在一场大屠杀的背景下获得了彻底的释放，并且放射无限光芒，从此让世人瞩目与怀念。
我们的笔下也因此有了拉贝这个人。
一直有人将拉贝比作拯救了数以千计犹太人的辛德勒先生，这有一定道理。但在笔者看来，拉贝或许更加伟大和了不起，因为拉贝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又是以公开的纳粹身份在与日军周旋的情况下，拯救了众多苦难的南京市民，而且拉贝根本不知道他这样做其实随时都有可能受到自己同胞的检举和告密。“拉贝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违背德国利益的，因而处境危险。”他的另一位德国友人这样说。
拉贝的壮举比辛德勒先生的壮举要早好几年，毫无疑问他救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辛德勒救的1200多名犹太人。笔者认为拉贝更杰出和伟大之处，在于他对中国的贡献不仅仅是拯救了那么多人，且他用完整的方式记录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种种罪行，这是他的另一个历史性贡献。“在当时的情况下，拉贝竟然还能安排出时间来记日记，简直不可思议。”德国同行们一致称赞他这一点。
道德、正义、爱心、仁慈、热情……我看到拉贝的友人都几乎用共同的词汇来形容他的品质。我们中国人认为，一个人的品行，全在于他平时的养成。拉贝能在日军施暴时挺身而出保护中国人，这与他身上长期养成的正义感有直接关系。他的好友埃尔温·维克特这样说：“拉贝1908年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是威廉二世皇帝统治时期。1919年他短期回国，此时德意志帝国已处在共和国时期，但动荡的局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在汉堡，他看见一个人被暴徒殴打倒地，他的性格驱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来，结果他也遭到了殴打。在柏林，西门子工人上街罢工的时候，他看见街上架起了机关枪。于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记日记，久而久之成了他的一个习惯。”
从看不惯，到以记日记的形式控诉不公正和暴行，拉贝从一个精神公正者，成长为了行动正义者。
应该说，在中国做生意的日子里，德国人以他们先进的技术、严谨的作风及诚实的信誉，很受当地人喜欢。政府、军方和市民对德国都颇有好感，这一点德国人自己有深切的体会。
然而，20世纪30年代后的中国，所有的事情都被另一个国家干扰与打乱了。这个国家自然是日本。
拉贝这时在中国的首都南京。1937年夏天，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拉贝的妻子在6月底就到了北戴河。那时有钱人和外国商人已经把北戴河当作消夏好去处。七七事变发生，拉贝他们认为“这起发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会在当地加以调停解决的”。因此他在不久之后便向公司请假，搭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去与妻子度假。
“我亲爱的乌鸦，你总算来啦！”妻子搂着丈夫，一边亲吻一边用手指刮着丈夫高高的鼻子说，“瞧瞧，工作又把你弄瘦了！”
“这不，我现在可以安心与你休养一段时间了！”拉贝回敬妻子一个热烈的吻。
“乌鸦”一词在德语里与“拉贝”是同一词，所以妻子和朋友常把拉贝称为乌鸦。
美丽的蓝色海湾幽静而浪漫，似乎感受不到此时中国北方的京津地区和南方的上海正在酝酿着中日激战的气氛。但显然人们在议论中还是表现得十分紧张和担忧的。
“上海快要保不住了！”
“上海保不住，南京还能生存吗？”
拉贝的耳边每天都是这样的声音，这让他心里很不爽。“我必须要回南京了！”8月28日夜幕下，拉贝告别妻子，登上南去的火车，15小时后到达天津。
这时的天津，已是日军占领区，到处都是逃难的中国人。夹在难民中的拉贝，开始感受到了日军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悲惨遭遇：“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凄惨的哀求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
平时只需要40来小时就能从北戴河到南京的路程，这回拉贝整整用了10天半时间。
9月7日，拉贝回到公司经理办公室，看到一堆信件，其中有德国驻中国使馆寄来的，也有朋友寄来的，甚至还有南京政府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等。
“拉贝先生，我们要走了。你也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再不走，弄不好日本人的炸弹就会扔到我们头上。”公司的同事都在忙着打包，或准备回国，或搬到其他地方。他们告诉自己的头儿：前天，日本的飞机扔炸弹，其中有一颗就离他们的公司所在地100多米远。“几个中国人被炸死了！”同事们用夸张的手势对拉贝说。
“呜呜——”就在说话时，防空警报响起。“快快，拉贝先生，快到防空洞里去！”已经吃过几次日军飞机轰炸之苦的同事们，似乎已经很有经验了，他们一听到警报声，拉起拉贝就往公司院内的一个防空洞跑。
在蹲进防空洞的那一瞬，拉贝发现：自己公司的院子的地上，撑着一面约6米宽、3米高的德国国社党党旗，那个纳粹符号“”异常醒目。
“管用吗？”拉贝问同事。
“管用。”同事们有些骄傲地回答道，“美国和英国人都非常羡慕我们，说只有你们德国现在跟日本关系好，其他国家就难免不被日本飞机扔炸弹了。”
拉贝凝视了一会儿旗中央的那个黑色“”字，会心一笑，因为他想到了一件事：假如日军有一天进了南京城，或者这是个极好的挡箭牌。
防空洞很拥挤，30多个人在里面几乎是鼻子挨着鼻子，而且里面积了许多水。“这可不像是我们德国人干的活！”拉贝借蹲在洞内的几小时时间，细细地观察了这个在他到北戴河时同事们挖的防空洞，觉得它水平低了些，“应该作战时准备”。拉贝对所有事情都非常严谨。
回南京的第一夜，拉贝其实没有睡多少觉，他辗转难眠，主要是在想：时下公司上下都闹着要回国或搬到比较安全的汉口，但真要一走，公司和洋行的财产比如房子等等怎么办？都丢下不管了？不能。我是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而且我身边有那么多中国雇员，他们都是华北人，他们的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先生如果不走，我们坚决跟着你留在南京！”中国雇员的话令拉贝感动万分。“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走吗？”这里是有个道德问题的。拉贝在责问自己。责问的结果是：“必须留下来，让别人走吧。我拉贝不能走。至少不能这样轻易就走了。”
“还有一个原因，我是一名德国纳粹党党员呢！”拉贝的心底里闪过一个在他意识里“特别崇高”的理由。
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应该做什么？就是永远不会放弃困境中的工人和穷人嘛！在拉贝的心目中，他加入的德国纳粹党就是这样一个为工人和劳苦大众服务的党。
“今天善待了我近30年之久的东道主的国家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想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德国驻华大使馆派人来催促拉贝走，“今天再不走，我们就很难保证你的安全了”。拉贝听了就生气，向使馆的人这么说。
“那就请先生自便吧。”大使馆的人无奈地摇摇头。
“韩，再带几个人，我们一起把防空洞重新整修一下去。”第二天一早，送走一批回国和撤离的同事后，拉贝叫上中国雇员韩湘琳等人，钻进防空洞，又是排水，又是加固，一直忙到下午。
“除了准备吃的食品外，还要尽可能地多找些药品来。到我家里搬药品去。”拉贝毅然成了一名指挥官。他带人从自己家里搬走了全部药品，还有防毒气的浸醋绷带。
“小鬼子怎么今天不来扔炸弹了啊？”忙碌了一天的几个中国雇员望着天空，觉得奇怪。
拉贝也在思忖。他打开收音机，一听便明白了：上海那边在下雨。
“今天他们不会来了。”拉贝对大伙儿说。
“你怎么知道的？”中国雇员们问拉贝。
“那边有雨，飞机飞不起来。”
原来如此。中国雇员心目中的拉贝就是了不起，干啥事都比一般人聪明和有办法，关键是他心眼好。
“可我是近视呀！而且这里——”拉贝指指自己的腹部说，“还有糖尿病！”他对中国人说他“心眼好”一知半解，于是幽默道。
“先生不仅心眼好，而且还境界高。”对韩湘琳的这句话，拉贝更有些糊涂了。
“亲爱的韩，你到底是在骂我呢，还是在夸我？”
韩笑了。一天，他俩路过夫子庙，韩对拉贝说：“我说你心眼好，又有境界，就等于说你像我们伟大的老祖宗孔子一样！”
“……”这回拉贝脸红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我跟孔圣人差十万八千里远呢！我要永远向他学习，他是真正的道德楷模。”
9月22日这一天，拉贝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日本战机轰炸南京的威力和给在南京居住的所有人造成的心理伤害。这一天，日军战机从上午10点30分开始，一直轰炸到下午2点30分左右，拉贝感觉那几个小时里，地动山摇，28个人待在狭窄的防空洞里，除了他和来此做客的克莱因施罗特，其他所有的中国人在防空洞内一声不哼，吓得甚至连气都不敢出。
“憋气！无论如何，谁发起了战争，谁就是罪人。”一向很有修养的拉贝显然也生气了。他是经历过一战的人，知道今天日本人在南京投下的炸弹数量不少。下午第二次空袭警报解除后，拉贝决意要去城里看看轰炸的情况到底如何——他当然更多的是关心德国在这儿的财产损失情况。
坐在小车上的拉贝，看到了城内一团团火焰，于是他就往那个方向驶去。
国民党中央党部起火了。
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行政大楼和播音室那栋楼起火了……
显然日本飞机有备而来，针对国民政府的要害部门投下炸弹。但令拉贝担忧的是，日军的炸弹并不长眼，其中有一颗炸弹就扔在距施罗德博士（一位德国人）家不到200米的地方。拉贝走过去看了看弹坑，约6米宽、三四米深。“上帝，要是施罗德全家不是在前一天搬到汉口去，能保证不擦破皮、震坏脑袋吗？”望着朋友家玻璃窗破碎不堪的惨状，拉贝想：使馆要求侨民们早日离开南京并非没有道理。
离开施罗德家，走上繁华的中山路大街，拉贝看到距德国驻华大使馆不远处也有好几个弹坑。这里的情况似乎还好，没有人员伤亡。但在通向交通学校的那个街道拐弯处的情况就不妙了：一大群人正围在那里，嚷着哭着的都有。拉贝过去一看，一片房子成了废墟，旁边有个巨大的弹坑，许多人在坑内的废墟里刨挖，说是有人压在里面。
“上帝哟！”拉贝看到有好几口棺材放在坑旁，显然有人被炸死了。
女人们一边哭泣，一边咒骂“小日本鬼子”。
“中央党部那边一个炸弹下来，就炸死了8个市民……好惨哪，有个脑袋都不知飞哪儿去了。”拉贝不会说中文，但能听懂一些。
22日的轰炸，令拉贝亲眼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同时也对南京市民多了一份同情心。他觉得自己也是南京市民之一，日本人不该对无辜的市民乱轰炸。
“我们不走！留在南京，看他们日本敢拿我们怎样！”日本人轰炸南京，除了威慑中国国民政府外，还有一份威慑是做给同情中国和支持中国抗日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看的。它的这一轰炸，不仅没有达到目的，相反让英国、美国还有法国使馆非常生气，这些国家的大使一致商议：不走了，就留在南京。令拉贝有些兴奋的是他的德国大使也决定暂时留在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