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接防按常规作战法，以主力布防第一线城垣内外，但这里是日军主攻方向，他们的炮火、坦克、空军、步兵配合轮番向我方轰击，造成我军极大伤亡。后来我军改变战法，把大部队后撤，一连一营地轮换坚守。可是敌人的攻势更加迅猛，城墙城门都被摧毁出数段缺口，部队既要堵击敌人，又得不断用沙袋等障碍物堆堵住击破口，这样伤亡更严重，一连一营换上去，不到20分钟即伤亡殆尽，尸横遍野。阵地前，敌人也留下许多尸体。
“12月12日入暮后，日军的坦克、骑兵数路冲入，师部电话紧急通知：‘总司令部电讯中断，不知去向。’此时电厂停电，全城电灯熄灭，而紫金山等地方燃着熊熊大火，城内炮火交织，房屋燃烧如同白昼。可失去指挥的部队却呈溃散之势，纷纷向挹江门逃往下关，企图渡江。我们退到新街口，中山路上已被军队车辆、逃难民众挤得水泄不通，行李什物抛塞满地，敌人的坦克骑兵又从后面追杀过来，故人群死伤遍地，原来成建制的连营甚至是团的部队彻底被冲散了，各自挤在乱成一片的人群中向下关奔逃。我挤到挹江门附近时，数万人不能出城，因为守城的36师宋希濂部没有接到守城部队撤离的命令而不让我们出城，且三道大城门洞口都用沙袋严严实实地堵塞了两米多高，人群出不去，于是急红了眼的城上城下官兵对射，造成遍地死尸，血流成河……”
田兴翔说：“正在这当口，我偶然碰上了师部副官主任王景渊、少校参谋岑元彪等十多个贵州老乡。见前有堵后有追、无法出城的情况，有人提议从城墙上吊逃出去。于是我们几个手忙脚乱地从街上绸缎铺里拿来几匹绸布拴在城墙垛口上，然后拉着绸布吊出城外，总算到达了下关，这已是午夜时分。不想到，江边已有数万军民混杂在一起，简直就是人山人海。大家到这儿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找船渡江，可根本没有船。所以为了活命，大家各使奇招，有用木杆的、有用桌椅的、有用床架的，也有用门板的，等等，人就骑在上面，企图渡向浦口。但已到12月中旬了，江水特别冷，那天夜里风浪又特别大，溺江而死者不计其数。王景渊主任见状，便对我们说：趁早离开下关，向燕子矶方向去找船。于是我们几个贵州老乡搭肩共行，费了很大劲才算到了燕子矶。在那里，我们在江边的小渔村里找到一只小渔船和一船夫。”
“我们以为有活路了，于是把船拉到江里，哪知突然小船上一下跳上几十个人来，小船即往下沉……”田兴翔说。当时算王景渊官职高，他说：“我先到对面的八卦洲叫副官开大船来接你们，你们先不要抢。”田兴翔等几位下官只好下船。
该船到江心时，这边岸上的散兵越聚越多，有人冲着王景渊开走的那船高喊：“把船开过来呀！”但岸上的人喊了一阵见无人回应，便端起机关枪就向小船射击。
田兴翔等一看渡江无望，便夹杂在其他逃亡散兵中向下游的芦苇滩乱窜。
“到13日中午，几十里长的大芦苇滩遍地都是散兵、乱马和逃难的老百姓。这时日军海军出现在江上，天上的日军战机也飞来了，他们从天上、从舰上，向我们芦苇荡狂轰乱射，芦苇顿时着火燃烧起来，我们这些逃兵，还有百姓，顿时被烧死的烧死，跳到江里的不是被淹死也是被敌人用机枪射死了……”田兴翔他们一起逃出城的贵州老乡此刻一下走散十来人，只剩下他和另外两人。他们躲在一个小山脚，既冷又饿，走投无路，只能等到天亮后再想办法。谁知黎明前，一队队日军扛着太阳旗到处搜寻中国逃亡守军，就在离田兴翔他们躲藏的几十米处，近百名刚刚逃来的中国军人恰巧被日军搜索队碰上，全部被枪杀。田兴翔等立即装死躺在芦苇里，这才幸免于难。
“不能再待下去了。”田兴翔说，无论如何要渡江过去，就是死在江里，也比被日军枪杀好。船找不到，他们便找来一只农民用的采菱盆——当地妇女们用来到池塘里采菱角的大木盆，又拣了两个散兵丢下的搪瓷饭碗作划水。
“下江时天已入暮，浑身又寒冷，不到半小时，一阵风浪吹来，我们被掀倒在长江里，一下失去了知觉……”田兴翔说，“等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见太阳正射在我头上，再定神一看，发现原来自己连人带木盆被一片芦苇拦住了！命大啊！我想哭都哭不出声……”
田兴翔确实命大。他后来被路过的一位老大爷搭救了。
“一年多后，我才知道了当时我们103师官兵逃出南京后的一些情况：师长何知重也是死里逃生从下关到了武汉，副师长戴之奇是化装成渔民脱险的，但全师活下来的只有一千来人，其余六千人全都被日军杀害在下关一带。师部的‘军士训练队’四百多学员兵被俘后遭日军集体屠杀，只有一个中校队长蔡国祥和一个身中七弹的学员兵劫后余生。”
这支在南京保卫战中立奇功的“贵州军”，幸存的人为了纪念死去的战友们，抗战胜利后在贵阳市三桥那儿修了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上面刻上了在南京阵亡的连以上人员的名字，但建国后由于阵亡者是“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这个纪念碑被拆毁了。13日发生在下关的大屠杀事件，需要靠当时少量的幸存者回忆，而有些幸存者后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里，解放战争结束时，多数到了台湾。这些幸存者虽然人在台湾，却对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犯下的罪行，始终记忆犹新，并且写下了不少回忆录。下面是其中的一位署名“老兵”的回忆片段——
12日上午，敌军已经进入南京城内。此时，我守城部队，仍然各自为政，沿途与日军作激烈的巷战，唯因日军的坦克车队已经进城，我军与之抵抗，当然都是有死无生。
当日军沿中山北路，向我朝挹江门下关方面撤退之军民追击时，其中甚至发生我军自相残杀的现象。死伤累累，沿途尸首遍地皆是。
这时由新街口向下关方面撤退的人潮达数里之长。挹江门原来是关闭着的，待这一汹涌的人潮到达后，城门只被挤开了一半，其余一半，仍未推开。而一些急于求生的军民，便如潮涌似的，争先恐后一齐向下关江边奔驰。由于你争我夺，大家反而都不易出去；这时后面的逃难者，也想争到前面，于是你推我拉，大家打成一团。在后面的乱军当中，更有的用枪向前面射击的，再还有用汽车向前面冲击的。如此一来，前面的人潮，有的死伤了，有的倒下了；凡是倒下去的，即使你是活人，也永无机会使你再爬起来。因为后面的人们，便会毫不犹豫地一齐向你身上踏了过去。据说被人踩死的男女，就有好几百人。我那时也在撤退的行列后面，到了城门一看，挹江门前死伤的尸体，几乎砌有一个人那样的高，后来清查其数不下五千余人。我看大家很难由此出城，才转回水西门方向，另找出城的路径。
大家到了江边，这里混乱和悲惨的景象，更不是以言语可以形容的。因为大家都想利用船只向浦口方面逃生；但是这时江边的大小船只，少而又少了，这些麇集在江边的数万军民，如何可以敷用？负责运输的几只比较大的轮渡，开走以后，再也没有方法靠岸。刚才几只小轮才一靠岸，大家都如狂蜂似的一齐向上爬去；轮船一离码头，因为载重过量，连船带人即刻沉入江中。还有的人，看见自己还未上船，而船已经开走，他便用枪甚至机枪向船上射击，一人如此，人人如此，直把那船打漏得下沉为止。有人自雇木船，欲向对岸划去，或因超过重量下沉，或因被人打翻死亡，也没有一人可以渡过江去。更有的自用木板桌面做成临时木筏，以期脱离虎口，终因江中浪高数尺，空中风雪纷飞，结果仍然翻倒江中。于是满江都是人头，水面全是尸身；呼爹叫娘之声震动天地，救命叫子之音充满宇宙。世界上悲惨的事，还有比这一景象更甚的吗？
我由水西门从城壁上用绳子吊出城外，一到江边，正看见一只小木船离开岸边不远。因为装得太多，即刻沉了下去，其中有一位十分漂亮和打扮入时的小姐，掉下江后，左手提着一口小皮箱，右手抱着一块木板，大声在江中呼救。她说，如果有人能够救她性命，她愿意将她带的珠宝首饰以及现金二十万元奉送，而且也愿意嫁他。但是这时人人自顾尚且不暇，谁还能去作急公好义、人财两得的事？
下关江边数万军民，正在作生死的挣扎，意图渡过长江的时候，日军的炸弹和机枪又在向这群毫无抵抗能力的军民头上，大肆扫射和轰炸。顷刻之间，卧身血泊横遭惨死者，其数当以千计。大家惊魂甫定，蓦然，一队队骑兵和坦克车队，又分由长江上下两游以及挹江门方面，直向下关江边扑来。一阵枪炮声后，大量的人群，顿时减去了一半；而长江水中，则又陡增了成千成万的惨死之鬼。
我看时机迫切，即选择江边的贫民区去躲避。幸而离开江边不远，我用五元大洋买了一套破烂的贫民衣服，急忙将军服换去，并用灰土把脸上弄脏。恰好附近有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乞婆，坐在那里哭泣；我便一把将她背在我的背上，代她提着篮子，慢步向下游走去。口中塞着一块红薯，边走边嚼。突闻身后铁蹄声起，二十余个敌人，已经迫近我的身后，但我头也不回，仍然往前直走。一个十分凶恶的日本兵，一把将我抓住，嘴里叽里咕噜不知说的什么；这时我的心里，反而异常镇静。我“呀呀”的装成哑巴，而且又把我的左臂伪装成残废。那日本兵见我只是一个完全残废的乞丐，他就使力把我一推，将我“母子”二人摔倒在地，这群强盗这才呼啸而去，过了许久我再给了这老乞婆二元大洋，把她放在地上，我又另作打算。
水陆交通既已完全断绝，一时当然没法逃走。我虽然暂时逃脱了敌人的残杀，但久了又将如何呢？多方考虑的结果，于是在这天的下午，我便又到鼓楼医院外国教会所办的难民收容所去登记，意欲躲过几天再说。谁知收容所里，已经收容了五六千个男女，真是人满为患，但为了自己的生存，又有什么办法呢，仍然只有挤下去。听说像这样的收容所，全南京城不知有好多个，而且全都人满为患哩！
这天晚上，我们正挤在一起睡觉的时候，大队的敌兵，忽然来到我们收容所里搜查。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寻找年轻漂亮的女人，一方面也是为看收容所里有没有我们的官兵。我们大家排成数列，一齐站在鼓楼医院走廊的前面，由敌兵的队长，逐一加以检查，稍有姿色的妇女们，都被拉入敌人的军车中，凡是光头的青年男子，或者头上有戴过军帽的痕迹的男人，都一律被他们押入军车。我因为是干炮兵的，平日已经留上了西装头，这时已是一头乱七八糟的散发，再加上我穿的是破烂衣服，所以当时才侥幸逃出了他们的魔掌。凡是未被抓出的，以为自己的灾祸可以避免了，谁知敌兵正要撤去时，竟有一人大叫“立正”口令，敌兵看见男子当中，有谁听到“立正”而站好的，又被他们拖上车去。我虽然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突呼“立正”口令时，我也曾立了正，但我站的是中列，比较隐蔽，同时我立刻就已明白敌人这声立正口令的用意，所以我又马上装成毫无所闻的样子。于是，我又逃出了敌人严格搜查的大关，但我有一同学，就是因此罹难……
这位老兵后来在一个星期之后，趁着水上交通刚恢复，于当月21日再度偷偷从下关渡过了长江，沿铁路转入长沙，重新回到了抗战部队。
解放后一直生活在南京的唐广谱，也是南京大屠杀中从下关渡口死里逃生的少数“老兵”之一，1937年他是守城部队中的教导总队三营营部勤务员。这位“机关兵”也亲历了13日的劫难与之后死里逃生的那一幕。他给我们讲——
1937年，我才十几岁。当时在国民党教导总队第三营营部当勤务兵，驻守在上海江湾。自蒋介石下令国民党部队全部撤出，我也随教导总队从江湾节节败退，一路逃到南京。我们逃到南京不到一个月，日寇又进逼南京。教导总队被布置在城内担任城防任务，指挥部就设在新街口原国民党交通银行地下室，我做警卫。
我们进驻交通银行地下室不久，日军攻入了中华门。当得知日军冲到太平路时，教导总队的头脑们就拔脚先逃了。我和六个弟兄，也连忙向下关方向奔逃。这六个弟兄中有一个叫唐鹤程的，是盐城人，与我至好，故相约结伴逃命，至死不离。
我们六个人跟着逃亡的人群，向挹江门跑。一路上，逃命的国民党败兵像潮水。当我们来到挹江门时，挹江门口被人流堵得水泄不通。有的人在拥挤时被摔倒，人们就从他身上踩过去，再也起不来了。看到这情况，我们六个人相互用绑腿把彼此的手臂绑在一起，相约如果谁倒了，两边的人就把他拉起来。就这样，我们六个人一道硬挤出了挹江门。
溃逃的士兵把整个下关的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望着眼前的大江，人们不知往何处逃是好，我们也随着人流盲目乱跑。这时，有一个当大官的，骑着大马，冲进人群中，用话筒高喊：“……弟兄们，要活命，跟本人冲！”乱兵们看到有当官的指挥，也就镇定些了。那个当官的叫轻、重机枪在前开路，步兵随后，往上新河方向奔逃。当大量溃兵奔到上新河桥时，桥窄人多，很多人都挤不过去。我和唐鹤程没有挤过桥，其他四个人也和我们挤散了，不知去向。我俩没法，只得跟着没有来得及过桥的溃兵，沿着长江向龙潭、镇江方面跑。
我们利用高高的芦苇作隐蔽，在江边芦苇滩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奔逃，当我们逃到一座桥前，鬼子已在离桥不远的城墙上，架上几挺机枪，把桥封锁住了，许多想冲过桥的人，都被打死在桥头、桥尾，血流满地。我们趁鬼子扫射停歇的片刻，冲过桥，往燕子矶跑。到了燕子矶街上，已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们找到一块厚厚的肉案板，两人使尽吃奶的力气，好不容易把它抬到江边，放在水里，想扶着它渡到江北去。可是我们忙得筋疲力尽，它还是在南岸边转溜，没办法，只得又回到燕子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