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中“道德”的基本内涵，是先验与经验并具的。道家之“道”不仅是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同时也是道德伦理的最高范畴，得道是道家所设定和追求的最高的人生修养目标。人性论不同，那么道德价值定位以及政治观也随之不同。“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指出了道德的形上依据。德是源于道的，道是在德的修行实践中才能获得，而能保持这份得于道的天性实际就具有了德性。因此，“道德定于天下而民纯朴”。此自然道德论基本袭用原始道家的观点，道德具有质朴自然的特征，与儒家人为制定的仁义不同。“往古之时……然而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何则？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道德是自然的，而智故是人为机巧的，当道德显扬时，智故则无处存身。《淮南子》以道为万物的本原，以德为万物的本性，因而道与德都是自然或本然的。道产生并包容万物，道是事物之理，德则为事物的特性，二者是表与里的关系，道与德就存在于事物自身之中，无须外求。这是一个普遍自然的宇宙的道德法则，超越了人为制定的仁义礼智的社会道德和法则，显示了容纳万物的博大观念和广阔的思维空间。道家的自然道德特征实际是坚守了道德的纯正本质，以抵制俗世的伪诈，寻求身心的超越，试图从俗世的道德桎梏中解脱出来，探寻符合人的本真的道德。
道与德是形影不离的。从二者存在的先后顺序看，道是先于德的，德是道的内在属性，若作为社会伦理道德的范畴，二者是可以分离的，德是可以脱离道而存在。“道灭而德用，德衰而仁义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道高于德，德本于道。“夫道之与德，若韦之与革，远之则迩，近之则远，不得其道，若观？鱼。故圣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万化而无伤。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道与德如同革与韦，革为去毛的兽皮，韦是加工过的熟皮。德源于道，道是万物的本原，是未经加工的，而德是道的功用，二者是体与用的关系，无道则无德，道与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二者没有截然的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道在德的背后，德是道的显现，人们只有通过德才能更深刻地把握道。圣人之心若明镜一般，万物无遗地呈现于前，无为而能得物之真，但自身并无损伤和缺失。“故德之所总，道弗能害也”，“故德形于内，治之大本”，道与德具有一致性。“道者，物之所导也；德者，性之所扶也”，道是事物运行变化的根据，决定和引导事物的发展。德与性相连，对性有辅助功能。道落实于人生的层面上就被称为德，德又常常反映人的品质，因此德总是与人性相连，成为人性的本质内容。“治德者不以德，以道”，道是德产生的根本和治理的依据。“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乱”，德既然存在于个体之中，能反映人的品性，因此则可以通过个体的修行获得。道是作为治世的总原则和总根据，道与德既是治理社会的根本原则，又是个人修行的理论依据，实际将修身与治国从内部自我管理的角度统一起来。《管子》曾对道与德的关系进行过分析，“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道存在于德之中，德总是与生命相连，因此，德是生的表现。德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二者是不分的。《淮南子》认为道与德相连，“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德是道的外化，拥有德即合乎道，才能得到道的偏爱。
道德可以自治，但需有外在条件的允许，《淮南子》注意到时机在成事中的重要性，提出要“待遇”、“待时”：
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乱。虽有圣贤之宝，不遇暴乱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汤、武之王也，遇桀、纣之暴也。桀、纣非以汤、武之贤暴也，汤、武遭桀、纣之暴而王也。故虽贤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时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无名，布施而使仁无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来，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无为而自治。善有章则士争名，利有本则民争功，二争者生，虽有贤者，弗能治。故圣人掩迹于为善，而息名于为仁也。外交而为援，事大而为安，不若内治而待时。
德可以使个人的修养得到提高，得道能够使社会自治，但二者都不是用来役使他人，使社会暴乱起来，而是通过自修自治使整个社会、个人自身、人与人之间呈现出的有序和谐。道与德是社会必不可缺的，圣贤在和平时期依此可以保全自身，在乱世却能借此成就霸王之业。而要成为贤人和霸王，除自身的道德修养外，且须具有外在时机的成熟，这不是单靠个人的智能所能达到的。因此，主客观条件都要重视。此外，君子在立身行事时不应追求和计较彰显外在的名誉，并且当百姓能淡泊名利而不追究利的根源，这样社会才不会有争端，个体的自立与自足才能有利于社会整体的自治。因此立足于个体自身的完善，等待适当的时机则自然能成就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