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依赖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我们的祖先自离开“猿”进入到“人”的阶段，迄今发现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是云南的“元谋人”，生活年代相当于早更新世晚期，新近研究其绝对年代应不早于距今73万年前。他们创造了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化，居住在亚热带草原——森林环境，选择依山滨湖的地方，这里果实丰富、野兽出没，具有集体狩猎和采集的优良地理条件。他们已能选择坚硬的岩石，打制粗糙的工具。从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了萌芽状态的感性地理知识。
此后，中更新世的蓝田人，晚更新世的北京人，经常活动的地域都较前广阔。尤其是北京人，选择居住的地方已相当考究。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原是太行山东麓的丘陵地带，山前坝儿河宽而浅，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和一定的安全保障。以北山间盆地和附近平原上湖沼众多，又恰当森林与草原、水产与陆地动植物交汇之处，为北京人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从保存至今的文化遗物来推测当时居住环境，可以窥测他们感性的地理知识，已较前丰富了一些。择山洞而居，夏防洪水、暑热，冬避风寒。火可熟食御寒，并给阴暗潮湿的洞穴带来光明和温暖。旧石器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年月，约占据了人类诞生以来99%以上的时间。
至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已能使用较精制的磨制石器、骨针、穿孔的海蚶壳等。这种海蚶壳只有在海岸才出产，证明他们活动的范围已远及海边。
到了距今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萌芽状态的文字符号和定居的原始农业已经出现。经营种植业、饲养家畜、兼营渔猎、采集野生果实。人们已能选择有利地形用以进行种植业生产。村落也出现了，内部还有一定布局。西安半坡村发掘出来的村落遗址就区分为居住区、公共墓地和窑场三部分。遗址中，仅居住区面积就达3万多平方米。
距今6000年前有一项伟大工程，这就是围绕西安半坡原始村落遗址的大壕沟及贯穿遗址中心的一条东西沟道。
环绕村落的大壕沟，是一条为保护居住区和全体公社成员的安全而作的防御工程，有如古代的城墙或城壕的作用。壕沟规模相当大。平面呈南北长不规则的圆形，全长300余米，宽6～8米，深5～6米，上宽下窄，像现在的水渠一样。靠居住区一边的沟沿高出对面沟沿约1米，这是挖沟时将掘出的土堆积在内口沿形成的，起加强防卫的作用。
穿过村落中心的一条沟道，把居住区分成南北两半，沟道中间偏东处有一缺口，缺口中间是一个家畜圈栏。沟的长度除去已破坏的，现长53米，深、宽平均各1.8米。其用途可能是区分两个不同氏族的界线。
上述两条大沟合共全长350多米，深宽各取平均值计算，总计土方11700多立方米。假如以今一人每天用铁锄、铁锨挖土2.5立方米计算，则这两条沟道需时4680天，以百人计，则需时一年零两个多月；若以每辆卡车装土3立方米计算，则可装3590多辆。可以想见工程的浩大和艰巨。
半圆形的壕沟和其下的流水在居民区的东南组成一个两水相交的“合口”。这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为大河文化的先兆。
《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出，构木为巢，以避禽兽，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相地之法，大约起源于原始聚落的营建。在原始社会的早期，氏族部落生活以渔猎、采集食物为主，他们逐水草而居，过着动荡不定的游牧生活。到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社会已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时期，于是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由此而导致了择地的需求。仰韶文化的氏族村落，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黄土台地上。河流转弯或两河交汇的地方，更是当时人们喜居的地方。这不仅可以避免洪水的侵袭和方便汲水，而且还是适于农业、畜牧、狩猎和捕鱼等生产活动的好地方。著名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就坐落在一块面临浐河的凸地上，南依白鹿原，再向南横亘着雄伟的秦岭山脉。在古代，白鹿原上生长着茂密的树木，浐河里流着清澈的河水。人们在这里劳动生产，安居乐业，过着原始氏族公社的生活。这个遗址由居住区、制陶作坊和公共墓地三部分组成。仅居住区就已发现房屋46座，从发掘资料看，当时的建筑技术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这说明当时人们已较重视聚落的选址。半坡人已能确定方向，房屋、墓地、人骨埋葬都朝着一定的方向，如墓坑与墓葬的方向为正西偏北20°左右。墓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居住区以北。他们一定是有了确定方向的方法。日出东、日落西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临潼姜塞遗址约5.5万平方米，居住区中心为大广场，周围地势稍高，分布着一群群建筑群，每组建筑群又以一大型房屋为主，所有房屋门朝广场。居住区周围挖有深、宽各2米的壕沟，留有通道。村落布局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知识水平。
我国的先民在卜基选址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选址得当会给生活带来吉祥，选址布局不当会给自身带来祸殃。卜基的方法和仪式虽和周易预测的方法有关，仪式和卜辞的语言也表明了受“上天”的启示，可是内容和过程确是与实地考察、观察地形、“尝水相土”以及地理调查和测量有关。选址注意“藏风得水”、布局注意风、气、水、土、向，在畜牧、农耕、安全、交通等方面有了精细的考察与选择。
黄河航运的萌芽也反映了当时的地理水平。
在三门峡河心的鬼门岛上发现过仰韶、龙山时期的陶片和石斧。在相近的张公岛上发现过仰韶、龙山和殷代的文化堆积物。“说明那些时候曾有人在这里居住过。现在，这两个石岛都在黄河激流之中，只有在枯水的时期，才能通过干涸的河床，走上河岸；而三门峡形势。
（据三门峡漕运遗迹）且面积很小”。因此，考古学家们曾推断“这两个小岛在商代以前曾与陆地连接在一起。由于黄河急流不断地冲刷侵蚀等原因，后来才把它们和陆地切开，成为孤立在黄河中心的岛屿”。这两个处于黄河水中的小岛，按照地形来看当时的人类居住在上面不仅交通不方便，若没有船、筏渡河则不可能有衣食来源。因此，若小岛在仰韶、龙山、殷商时代就已存在，其遗物完全可以作为当时黄河已通船、筏的佐证。甲骨卜辞中已有“三门”这一地名，如《殷契粹编》第七十三片有“岳于、于三门，于南单”。如此则商代三门峡已有航船无疑。退一步说，当时此二岛若还在黄河岸边，与陆地相连，那么先民们为什么要选择此生活条件并不方便的岸边孤山来居住，这也有可能与当时黄河航运有关。所以史念海先生研究说：“有一事不能不引起注意，当三门峡水库未兴建时，峡旁就曾发现过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这里的地理条件并不是很优越的，为什么那时的人们对这个地方这样特别感兴趣？是不是和当时黄河上的交通有关？也是值得怀疑的”。另外，据《水经注》载：“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乾鉴之，故破山以通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三门矣。”据此说，则其先民的文化遗迹是和那时的凿河通流的黄河航运活动有关。现在除了当时利用黄河航运这一理由外，恐怕很难找到其他圆满的答案。
另外，我国先仰韶时期、仰韶日期和龙山时期大量的文化遗迹密集地分布在古黄河的中游岸边。从三门峡、孟津、武陟、汲县、淇县一直到安阳一带都绵延不断。同时，也密集地分布在黄河的支流如渭水、洛水、泾水、无定河两岸。这也反映了当时的先民们优先选择黄河及其支流的岸边作为生活和居住的地点。史念海先生认为：“既在河岸水旁，就可能利用河水来从事互相交往。而这众多水边聚落的选择，是否与水上交通有关也是可能的。”史先生还认为：“五帝肘期，从渭河入黄河（小北干流），再东分出济水，相互衔接，构成东西一条主轴线，是远古交通要道。”《易经·系辞》里记载说：“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涣”就是木浮水上，象征着筏与船。黄帝及其部族主要的活动区域在黄河流域。如果当时有了舟楫，则是黄河航运的先声。《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说：“共鼓，货狄作舟”，也与黄河航运有关。
龙山时期遗址分布图上述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记载十分吻合，例如：《史记·河渠书》载：夏代大禹治水，禹凿龙门，当时“陆行载车，水行载舟”。这里的“载舟”，当指黄河行船。《越绝书》也记载说：大禹时“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水经注》也说：“昔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即经所谓龙门矣。”并引《魏土地记》说：“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这一附近还存有仰韶文化的遗址。《山海经》记载：“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丘方圆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竹南有赤泽水名曰封渊”。而颛顼所在的地方是今河南濮阳，是当时黄河流经的地方，与黄河通航有关。这些古代传说的文献记载，又基本上与考古发现的事实相吻合，证明了它仍有一定的可靠性。
仰韶文化分布的范围，大体为黄河中游陕西关中地区、河南大部、山西南部、河北远及甘青交界地区、河套一带、湖北西北部。同一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是经济、文化频繁交流的结果，是当时地理视野的基础。
莒县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灰陶上，刻有“字，即今“旦”字。这也许是与日出的祭祀活动有关，这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知识与水平。
到龙山文化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随着私有制的逐渐确立，地理知识更有发展。标志着中国传统城市特征的城墙，已经出现在山东龙山镇城子崖村。它是层层加土，夯筑而成。周长约2公里，平均厚度约9米，高约6米，城内略呈矩形。安阳后岗也发现龙山文化时期夯土围墙遗迹，都是中国最早萌芽状态的城址。这时农业发达，地理知识明显地有了进步。发明凿井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使人们可以居住到远离江河、湖泊的地方。提水的陶罐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产和生活工具，象征着人们征服自然、利用水源、发展生产又向前进了一步。相应的寻找地下水源的地理知识也是不可缺少的。龙山文化分布区域更广，黄河中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以及内蒙河套地区，辽东半岛等地，都有分布。这个范围与夏朝的疆域范围差不多。这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