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地理思想，蒙发的时代久远，从考古发掘的证据“天人合一”，即地下、天上共同的青龙白虎已经有6400多年了。其构思独特，内容博大。“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人地合谐”等是其核心理论之一。
中国古代天才的地理思想是偏长于对大地整体作一有机的直透内部、心物共鸣的体察。“法天象地”、“天垂象，圣人则之”是这种体察的领悟与思考。地理思维的交点，在于天、地、人三者，即“三才”间共同一贯的联系与道理。这种宇宙人生的心性探密可称之为“天人合一”说。它大概有以下内容。
人的心性与天地感应相通
天、地、人是“三才”，为一有机整体。《吕氏春秋·情欲》说“人与天地同”。人能参天地、效法天地。天运有转旋而地气应之，地运有推移而天气从之，天气动于上而人的心性行止应之。因此，有天理则有地理，推天道以明人事，即“天人一理”。《史记·乐书》也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又说：“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博大象地，始终象四时，周旋象风雨。”“夫歌者，直已而陈德，动已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这是天人相通，如影之随形。这表现出“天人一理”，“循天理诚为地理之根。”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的心性与天原为一理一体。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认为天道与人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密切的联系，有许多地方是相类相通的。人的秉性，来自天赋。
上应天星
中国古代地理思想认为，天上的星变会引起地下人类生活环境的变动和人类心理、生理的变动。天上的星座，对应地下的州域。如，《青囊经》说：“天上有五星，地下有五行。天分星宿，地列山川；地行于地，形丽于天。天有象，地有形。”人类社会的思维、心性与结构，源于自然。《周易》说：“易以天地为准。”并于地理观念中进一步发挥，认为地表的山川、州域与天上不同区位的星体相对应。例如天上东有苍龙在九天，谓之苍天；其下有东岳。天上北有玄武为玄天，其下有北岳。天上南有朱雀为炎天，地下有南岳。天上西有白虎为昊天，其下有西岳。天上中有北极为均天，地下即为中岳。天上有天河天汉，地下即有长江、黄河。天上有四垣九野，地下即有垣局以造王城，有分土以域九州。古代将天空星座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分，称作五宫。中央是中宫，包括三垣：上垣太微垣，即星宿、张宿、翼宿和轸宿以北的天区。中垣紫微垣，即北极周围，包括在我国黄河流域一带地区（地理纬度约三十六度）常见不没的天区。下垣天市垣，即房宿、心宿、尾宿、箕宿和斗宿等以北的天区。三垣中每垣都有若干颗星作为框架，界限出这三个天区的范围，它们好像是围墙，故称垣。三垣中，紫微垣是天空的中心，是天帝居住的地方。因此，人间天子居住的宫殿也叫紫微宫，紫禁城。由于这个缘故，古代堪舆家在选择国都时，地上的山川形势也要符合三垣。这种作法除了有机论自然观起一定的作用外，还有皇权天授或皇权神授的思想。《人子须知》讲，帝都乃至尊之地，地理之大莫先于此，必上合天星垣局，下钟正龙王气，然后可建立。比如北京，后面燕山像天上的华盖，黄河前绕，像天上的御沟，而太行诸山在右，海中诸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在左护卫，中间是中原大地，南面有秦岭、大别山为朝应，形成垣局，是非常理想的风水宝地。
《史记·天官书》也将天空的星座与人间的帝王、宫妃、藩臣紧密相联，说：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
天上的星座与地下的州域相对应，即上应天星。书中又说：
“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洛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
地下的都城就是天上的“帝车”。它行驶着帝王的权力，运行于中枢，控制着四方，掌握着地下的阴、阳、节气与万物的生化与生克。所以都城是中枢。书中又说：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因此，城市特别是国都城市的选址、规划和布局都充分体现了这种“上应天星”的思想。“法天象地”是古都的重要文化特征。紫禁城的颜色也是象征紫微星。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观念里，自然与人是相互感应并相通的。天、地、人这三大系统叫做“三才”，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机体。都城与国家是这个机体的反映。所以城市的选址与规划布局与天文、气象相互联系，组成一个有机的景观生态系统，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原则。《史记·天官书》说：“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这种天人相应的观念在秦都设计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三十五年……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
《三辅黄图》记载：
（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文中的“天极”、“阁道”、“营室”、“端门”、“紫宫”、“天汉”、“牵牛”均是天象星宿的名称。于是秦都咸阳的布局呈现出一副壮丽而浪漫的景色；沿着北原高亢的地势，营造殿宇，宫门四达，以咸阳城为中心，建造象征“天帝常居”的“紫微宫”；渭水自西向东横穿都城，恰似银河亘空而过；而横桥与“阁道”相映，把渭水南北宫阙林苑连为一体，像“鹊桥”使牛郎织女得以团聚；建阿房以像“离宫”，天下分三十六郡又似群星灿烂，拱卫北极咸阳的平面布局和空间结构确实成了天体运行的缩影。每年十月，天象恰与咸阳城的布局完全吻合。此时天上的“银河”与地下的渭水相互重叠，“离宫”与阿房宫同经呼应，“阁道”与经由横桥通达阿房前殿的复道交相辉映，使人置身于一个天地人间一体化的神奇世界。秦朝就是以十月这个天地吻合的吉兆作为岁首的。
代信宫而起象征天极的阿房宫，是一座巍峨宏大的朝宫，帝王朝会、庆典、决事都在这里举行。“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前殿遗址在今西安市西三桥镇南，夯土迤逦不绝，东西长1300米，南北宽500米，建筑基址至今仍高出地面10米以上，可以想见当年宫殿的宏伟。不仅宫苑如此，陵墓亦不例外。据文献记载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天为穹窿，上设星宿，以象天汉银河；下百物阜就，以象地上万物。”这又是一个完整的宇宙缩影。
秦都这与天同构的宏图，充分显示了秦帝国与日月同辉的政治气魄和博大胸怀，是王权集中的思想在都城建设上的具体反映。当年刘邦入咸阳看到秦都的壮丽情景时，不禁赞叹道：“大丈夫当如此！”
明堂是古都不可缺少的建筑。与此一脉相承，汉代《白虎通》也记载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洲，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侯”。这反映了中国古代认为天地自然是个大宇宙，城与明堂是个小宇宙的观念。
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记录当时都城中的明堂说：“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堂，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仰象天状，画北辰列宿象，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这一“法天象地”的古都规划思想形成东方文化的城的特征。
世传文献中将“斗为帝车”的思想应用到古都建设首推《三辅黄图》。其中记录了秦始皇筑咸阳城时的经过，说：“二十七年（220）作信宫，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当时信宫的形制是象徵北极星的。“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
“紫宫”之称，帝王所居，秦汉及唐代皆有之。汉唐并有“紫耀门”的皇宫门名。诗人王维曾有“芙蓉阙下令千官，紫禁朱樱出上阑”的诗句。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皆系于斗汉长安城一星座投影概念图（仿效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从天空的紫微垣到都城的紫禁城都是宇宙象征主义的杰作。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观念里，天上的星空主宰着世间的人们的命运，天空也形成等级森严的王国。北极星、北斗星所处的拱极一带是天球众星环绕的中心。
古代人们还认为地下的灾变与天星的异常有关。《史记·天官书》又说：
“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疫疾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祥候星气尤急。”
社会历史的阶段性突发进程与天星的突发性事变有关联。书中又说：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前232）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
人间世事的气运与天运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周期。《史记·天官书》接着说：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
总之，“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
天地合德、四时合序
古人云：“古往今来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宙是时间，宇是空间，在时间方面有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十二月份和十二时辰；在空间方面有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天地上下前后左右为六合。以春季配东方，夏季配南方，秋季配西方，冬季配北方，即把时间的四季和空间的四方配合起来，成为时空合一、宇宙一体的图式。后来，又将许多事物类比于四时四方，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万物时空合一的图式。一个普遍的宇宙体系的理论那就是要将环境的选择、居室住宅、乡村、城镇和国都的建设与自然规律相协调。怎样协调呢？《易传·文言传》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乎人乎。
这段话的本意就是说中国古代建筑是依照宇宙理论、“宇宙的图案”去规划、设计、营造而成的。当反映到建筑设计中时，便转变成中国古代建筑的各种类型。
这里的“先天”，指在自然变化之前加以引导；“后天”，指遵循自然的变化。“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即指天人协调一致。这是《周易》所反映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是月令图式的基调。
古代的地理思想以此为据，也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学”。天人是相通的，不仅生物界有循环、有新陈代谢，而且大自然、地球表层也有循环和新陈代谢。人体内的小循环是自然界大循环的缩影。大自然的地理环境是“若阴、阳之气，则循环无方，聚散相求，蕴相揉，盖相兼相制……屈伸无方，则运行不息。”大自然的地理环境也是有生命的。这一基本的自然观与导源于西方科学的地理观有所不同。西方的地理学认为仅仅生物圈有生命，水圈、大气圈、岩石圈都是无机界。但中国古代地理思想把天、地、人、生各大系统统一起来，认为它们整体上也是有生命的。既然天人是合一的，也就演化出以下风水性质：（1）统一性。中国古代地理思想认为，天、地、人、生四大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人类社会融汇在自然界里，作为自然界的一个有机部分。在人地关系上，中国古代地理思想既不同于“人定胜天”，“人是自然界的主人”的观点；也不同于“天定胜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中国古代地理观认为一方面人作用于自然界，同时自然也会反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是通过复杂而奇妙自然经济社会规律来相互作用的。（2）和谐性。中国古代地理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部分和整体的和谐共处。认为和谐是达到幸运与富裕的必由之路。（3）对称、均衡性。按照中国古代地理思想，有机体具有对称、均衡性，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对称的，两仪（阴、阳、南北二极）是对称的，其设计与布局的环境也因此要对称、均衡。如有山有水，有高有下，中轴线，平面布局要四四方方对称明朗。（4）多样性和丰富性。地理环境是复杂多样的，各种自然、经济、人文等因素千差万别，各有其个性。因此，具体对某地环境的选址、布局必须因地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