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会选择性地遗忘与自己所贴标签不相符的事情，然后继续把别人固化成那张手掌大小的便利贴——就像鲜有人记得伍哥为了准备生物实验，花了几小时跑到河边去找水草，最后带着笑容汗流浃背地跑回教室的样子。
他们只记得这个男孩被记了两个大过，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学生。
不过还好，我一次次地和这个熟识的男孩相遇，每一次都在不同的日子，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地方，这个男孩为了维护心中信念所做的傻事越来越少了。唯一相同的就是，不论过了多久，生活再怎么残酷地束缚住他的手脚，他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美好而固执的少年。
伍哥的离开又要牵扯到另一个人。
本来还在费心思量到底叫他什么好，但想起来这是个和伍哥有关的故事，索性就顺着伍哥的叫法，叫他——马脸。
事实上也不仅仅是伍哥这么叫他，差不多认识他的人都这么叫他——这当然除掉了家长和老师——没什么特别的典故，只是因为他的脸实在太长了，小灰用尺子专门量过，27.5厘米。
至于伍哥和他的梁子，想必是一进校就结下了的。和伍哥一样，马脸是找关系才进了我们学校的。他俩唯一的不同就是伍哥只差了几分，而马脸则差了两位数。
但分数的差距并不影响伍哥的态度，他就像鄙视自己一样鄙视马脸——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来到这里，这对其他人是一种巨大的不公平。他就是这样一个鄙视规则，却更鄙视依靠别人的力量破坏规则的人。
这种微妙的心态也间接地影响着伍哥在学校的一言一行。他虽然看上去很张狂，目空一切，但其实内心里一直有一种淡淡的自卑，即使到了后来，事实证明他比很多并没有走后门的人成绩要好很多很多的时候，他也经常在谈话中插上这么一两句开头——“像我们这种走后门进来的学生。”
所以按伍哥的说法，他最忍受不了这种“明明找了后门每天还像胜利者一样炫耀自己有关系”的人。
不过这种人其实也不少，真正让伍哥和马脸交恶的还是因为马脸常常无故地去招惹伍哥。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对伍哥的这种招惹也算是尽责任的表现，只不过其中表现出来的智力水平实在是有一些问题。比如，最早的一次，马脸跑到伍哥的座位那儿去收他的政治作业——能把脸拉得老长的人总是适合当政治科代表的——当时伍哥在睡觉，政治作业摆在旁边的桌上，一般人也就是把作业拿了走人，马脸偏偏很贴心地把伍哥叫醒，亲切地问他要不要交作业，然后在得到一通类似“傻X”“不会自己拿吗”这类的谩骂之后，跑去办公室告诉老师了。之后老师当然就把伍哥叫去办公室教育了一番，让他不要把自己的“坏习惯”“不好的风气”带到学校来，让他自己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后来伍哥经过一整个下午的反思，终于明白了——不能骂一个傻X叫傻X，应该用文雅一点儿的说法，比如说，你的智商还没脸长。
作为打小报告协会的优秀会员，马脸的杰出贡献自然是不止这一点儿的。马脸的宗旨还是很简单的——大到考试作弊，打架斗殴，小到上课睡觉，随口骂人，不管是有的没的，只要是坏的，那统统是伍哥干的。考虑到马脸的爸爸是班主任的儿子的直系领导，伍哥在起初的一年里不知道被坑了多少次。
“要不是觉得马脸除了脸长之外没什么战斗力，我真想打他一顿。”
虽然伍哥和我们开玩笑时也经常闹着说想要打人，但我们看他那委屈的眼神，就知道他说的是认真的，他是真的恨透了那张脸。
这种恨意已经到了一种近乎扭曲的程度。无论是本子掉了还是书被人撕了，伍哥马上就会一脸委屈愤怒地当众质问马脸，马脸也会一脸委屈地表示“真的不是我干的”，然后大家就开始猜测事情的真相，鉴于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被马脸打过小报告，民心一般都是倾向于伍哥的。至于我的意见嘛，我认为那些事情里面应该是真假掺半，因为那种扭曲的恨意会让人丧失准确判断的能力，但除了马脸，却也没有任何人执意和伍哥过意不去——伍哥和谁的关系都挺好的。
伍哥第一次和马脸有了肢体接触以后，也就是马脸所说的“被打了”之后没多久，伍哥就离开学校了。
事情的起因是某一天晚上我们这层楼的电闸突然被关了，有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师因为不小心，差点被吓到，从楼梯上跌了下去。于是第二天学校就开始停课查是谁关掉了电闸。但查了一个早上也没什么结果，本以为下午还要继续停课搜查，因为校长说过“一直停课到查出来为止”，结果下午就莫名其妙地开始上课了，到了晚自习之前才听到风声说“中午的时候，马脸去举报了小灰”。伍哥听说了之后十分愤怒，跑到教室外边去找到马脸，问是不是他举报的，这次马脸倒是没否认，坦然地说：“就是我啊，怎么了嘛？”
“你问我怎么了？你哪只狗眼看到是他拉的电闸？”伍哥好像很愤怒，揪着马脸的衣领把他提到了半空中，旁边的人围成一圈，各自议论着。
“我就看到了！”马脸有些喘不过气来，但还是这么说。
“你看到个屁！昨天晚自习结束以后老子一直在你后边！”
“我就是看到了。”
“你对天发誓！”
“我就是看到了！”
“好嘛，老子就信了你的狗眼看得到几分钟之前有个人在那里！”说完伍哥松开他的领子把他放了下来，一个人扬长而去，开始收拾桌子。马脸则愣在原地，受了旁人的白眼，然后一个人跑去了办公室。
而我是在晚自习开始以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那时候伍哥的桌子已经收拾得一干二净——因为殴打同学，伍哥被要求转学了。我当然不肯相信伍哥打了人，因为他再怎么着也不会因为一时冲动放弃自己苦苦坚持的这个学校。于是我就跑到了楼下的办公室，准备打一封联名信给校长。
信的内容是要求学校查清事实再做出决定，不然就集体罢课。
很显然这件事情没有干成。但值得欣慰的是，在当晚被爸妈生拉硬拽着拖回家暴打一顿之前，已经有二十多个人在那封信的纸质稿上签下了名字。
那之后伍哥去了另一个学校。我们隔几周会见见面，或许只是坐在桌游吧里打打牌，又或许是听他讲讲他在那边新的生活。
在他给我们的讲述中，他的生活挺不错的——偶尔有一些烦恼，却再没有那么一个人每天打扰他的生活。
那之后没多久，我就不再和那个姑娘联系了；马脸也因为受不了旁人的白眼，转学了。
而我的父母、老师，也都以为我和那个“道德败坏”的家伙不再联系了，理所应当地变成了一个好孩子。
生活一如既往，只是好像少了什么。
“不论少了什么，生活都要一如既往地过下去。”
于是每个人都装作可以离开他好好地生活下去，每个人都可以笑得和原来一样灿烂。尽管每个人都知道，那株香樟树下，再也找不到原来馥郁的香味了……时间再往后移。中考考体育的时候由于脚被扭伤，我推迟了一个星期考试。
很巧的是，伍哥在沙坑跳的时候由于跳出了沙坑，脚也被扭到了。所以我们两个难兄难弟就这么意外地相遇了。
我们坐在操场边，随性地聊着，比往次都要长的时间。谈论着过去的日子，现在的生活，未来的打算，还有，我让他爬到树上去帮我采了一朵花——白色的，我并不认识，只是很好看而已。
上周是柳的生日。本来计划在家里窝一个周末的我又被叫了出去。
柳告诉我伍哥因为要补课，所以要9点多才能来。我盘算了一下时间，大概是等不到了。
我们坐在快餐店里，话题时不时地又会转移到他的身上。说到伍哥上周用无线鼠标在上课的时候调戏老师的事情，我们不顾形象地在店里放声笑出来。
临走之前，我们又跑到了那幢“反牛顿力学”建筑的下面，只是没有爬上去。
两年多以前，第一次和伍哥来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爬到了那个天台上。那之后的每一次聚会，几乎都是在那个地方结束的——不论有没有伍哥，有没有必要。
就像一些美好而又固执的东西一样，没有被抹去。
“妈的，这谁的破自行车放这儿了，麻溜儿地给老子推走！”
李大牛嚷嚷着，狠狠地在自行车上踹了一脚，他那锃明瓦亮的黑皮鞋被车轮辐条蹭上了几条泥土杠杠。直至皮鞋落到车轮上的那一刻，李大牛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新皮鞋。他嘴里碎碎地骂着，蹲到地上拽过裤脚擦了擦鞋，擦毕顺便打拍了几下这个临时抹布，方才的灰尘连同裤上的历史遗物在他的新皮鞋旁簇起一团小小的土灰。
蹲在地上的李大牛环视了一遍周围，路人来来往往，并没有人理睬他的叫骂。
他试图站起身来，但是日渐肿胀的身体让这个简单的动作变得有些困难。他索性从衬衣口袋里掏出半包烟，点上一根兀自抽了起来。一根烟抽毕，李大牛觉得元气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还想再点第二根，忽听得店里小伙计喊他：“师傅，老板来电话说马上就到，问你车位占好了吗？”
李大牛两指夹烟，吼道：“嚷嚷什么嚷嚷，去，把那破自行车给我扛一边去！”
“我这边忙着呢！”说完，小伙计转身进了厨房。
“小兔崽子，造了反了！”李大牛把抽出来的烟夹到耳朵上，狠狠地往地上唾了一口痰，起身自己把那辆自行车扛到了别处。
“师傅，厨房忙不开了！”小伙计又跑出来冲他叫，李大牛便把一把椅子杵在空地上进了店门。
飘香馆的老板几乎是不怎么着店的，他不在的时候，就把店交给李大牛看着。
李大牛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在社会上飘荡的时间却不输其他人。有那么几年，他是没有正经工作的。家里让他读书，他嫌烦得慌。让他去建筑工地，他又嫌累得慌。
“累死累活的挣不了几个钱不说，还整天抬不起头来，多没面子！”十二岁的李大牛刚说完这句话，他爹的一个大嘴巴子就糊了上来：“小兔崽子，你书念不好，还竟整些花花肠子，面子管啥用，饿不死就算你赚着了！”
李大牛确如当年父亲所言之“赚着了”，他不但没有饿死，还越发的发了福，从前干巴巴的身子充了气一样鼓了起来。这一切的一切源于少年时父亲的那个嘴巴子。那天挂彩以后，李大牛干脆一股牛劲横到底，暗暗发誓要做统领四方的黑帮老大。但转念一想，统领四方颇有些空洞，便降低了目标——统领一方，甚至统领梧桐镇也可。
少年时代，李大牛就在为统领梧桐镇而奋斗着。六年的小学教育除了让他认识了几个字以外，还让他略微懂得“有些事情还是要学的”这一粗浅道理。因而，李大牛在学校附近收完保护费以后就跑到梧桐镇放映厅观摩香港电影去了。这时的李大牛并不知道山西有一个小个子少年也喜欢看香港电影，更不知道那个小个子少年后来经过努力终成正果成为了一名电影导演。李大牛没有走上电影道路也正是因为那场电影。李大牛已经记不得自己当时看了什么片子了，他不大识字，片名虽不长，但有一半的字是他不认得的。看完那场电影后，李大牛痛哭了一顿。他虽只有十几岁，但在那一刻已经有了一个几十岁人的思想。他一边哭一边吸溜着鼻涕，坐他旁边的兄弟问他怎么了，他叹口气道：“我觉得我这辈子也当不了黑帮老大了。”
那兄弟捶了他肩膀一拳说：“听他瞎扯，电影都是假的。”自此，李大牛对电影这东西保持了几分警惕。
李大牛在梧桐镇混了几年，打打杀杀坑蒙拐骗的事也没少干，直到那天他在镇上遇见了从公共澡堂洗澡回来的胡晓芳。胡晓芳抱着一只红色塑料盆，毛巾香皂胡乱地堆在里面累叠出一座令人浮想联翩的小山。新沐过的湿发散发着洗发水浓郁的香气，一绺一绺随意地搭在她的胸前，不经意间晕了一片水渍。李大牛可以清楚地看见她胸前那片晃动的风景，他赶紧定了定神，用两秒钟时间想了一下该如何搭讪，最后却只冲胡晓芳吹了一个口哨。胡晓芳斜眼瞅了他一眼，骂了句“臭流氓”，加快步伐逃也似地走了。
这天以后，李大牛的脑子里总是出现胡晓芳抱着一个盆顶着湿乎乎的脑袋穿街而过的画面。黑帮老大都要有一位压寨夫人的，李大牛暗地里已经把胡晓芳认作了自己的压寨夫人。可是他李大牛还不是黑帮老大啊，他思忖了一番，当黑帮老大这件事确实还比较久远，要不我先去城里打个工迂回一下，等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再回来称霸梧桐镇，顺便娶了胡晓芳。
李大牛离开梧桐镇之前还特地去看了看胡晓芳，他站在胡晓芳家对面的屋顶上，朝着她家大喊：“芳妹儿——等我当上梧桐镇老大，就娶你做我的压寨夫人——”
那时的李大牛还没有现在的一身肥肉，他站在屋顶上的样子甚是潇洒。“啪”的一声，一只黄瓜飞了过来，刚好打到李大牛的头上。“瞎嚷嚷什么啊，小流氓，再招惹我闺女打断你的狗腿！”胡老爹在地上唾了一口浓痰，继续道，“不害臊！”李大牛捡起断掉的半根黄瓜，坐在屋顶上啃了起来：“老丈人，谢谢你的黄瓜，真他妈贵！”
李大牛刚进城时，身上也没多少钱，城里的开销不比镇上，什么都贵，兜里的银两很快便所剩无几。也看到过几次招收建筑工人的小广告，他把它们撕下来揣在兜里，走了两步却又撕碎扔掉了。找了几家餐厅，人家嫌他普通话不标准且没工作经验，便把他打发走了。曾经叱咤梧桐镇的李大牛在城里屡屡碰壁，他再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难过沮丧”，这种感觉，不亚于当年他看完电影以后的悲怆与失落。
他就漫无目的地走在城里繁华的大街上，直到鬼使神差地来到飘香馆。李大牛突然觉得是一种神奇的力量推着他走来的，遂仰起头，两手合十对着天空拜了三拜。
老板眼睛盯着一摞文件，头都没抬地说：“我们现在要添一个烧烤系列，你会烧烤吗？”
李大牛什么都不会，但他想都没想，就说：“会！”
老板一听，抬眼看了他一下，又问：“会烤什么？”
李大牛说：“给我菜谱，什么都会！”
“没菜谱，你觉得行，就留下试试，不行，就算了。”
“好！”李大牛觉得这是他这辈子答应的最痛快的一句话。老板不在的时候，李大牛逢人便提：“要是没有我李大牛，就没有今天的飘香馆！”
车位占好半个多小时后，飘香馆的老板才到。李大牛站在空地前，给老板指挥着把车停好。进屋坐下之后，李大牛故意拽了一下裤腿，把脚伸向桌腿外面。小伙计端着盘子经过时，说：“师傅，您快把我绊倒了。”
李大牛道：“憋屈得慌，还不许我伸展伸展？”
老板瞥了一眼下方：“哟，大牛，买了双新皮鞋呀。”
李大牛堆笑着：“嘿嘿，便宜货便宜货。”
老板说：“真别说，这么一收拾，还挺精神的。”
李大牛又赔笑了一番，说：“老大，我对象来了。”
“嗯？哪个？”
李大牛眉头一皱，一拍大腿道：“老大，您可真会说笑，我就一个对象啊，那些、那些都是玩玩。”
“请假？”
“嘿嘿，还是老大了解我。”
“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