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一切将是明天的历史，作为经理人，企业的历史将要用我们的行动去写就，是华美的篇章还是残缺的段落？答案源于我们自身的素质和由素质产生的决定和行动。
张树新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百姓网”概念的人。正是这个概念的出现让互联网走下“专业的神坛”而成为现代日常生活的工具。她对网络的着迷使得她把网络吹得十分神圣，这位启蒙者把自己的错觉当成信念般的公理进行布道，以至于有人说她像“带着巫气的哲人”。可是，作为IT行业的探路先锋，她对网民的需要、网站的内容、网站的技术支持跟所有网民一样不甚清楚。
然而，凭着媒体和策划的工作经历，张树新策划了“网络中国”的概念并使瀛海威一举成名，尽管在沸沸扬扬的传媒炒作背后，她推出的作为网络中国一部分的“网上延安”点击率非常低。而对网络运作模式的判断错误，让张树新永远地和今天盛行的门户类网站擦肩而过了。1997年6月，国家邮电部门开始启动169全国多媒体通信网，这个迅速编织起来的网络之海，让瀛海威成了风雨中的一叶小舟。1998年6月22日，东兴集团以债转股方式成为瀛海威的大股东，张树新不得不离开总经理的位置，出走瀛海威。尽管在两年后，传媒有关于张树新要收购瀛海威的报道，最终瀛海威还是成了她永远也回不去的一个情结。
在网络经济的寒冬还无意结束的今天，再看张树新对自己失误的总结更像事后诸葛亮的“早知当初”，但仍有意义。①瀛海威是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凭空建立起来的；②大量的银行贷款造就了瀛海威不良的资本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资金成本逼死了张树新的瀛海威；③价值链设计的错误，这当然归于她对IT行业成长的估计。
姬长孔刚到秦池时，秦池一年的销售额不足2000万元，而员工有500名，举目四望，前途茫然。当时的秦池似乎更需要他的拼搏而不是理性，更需要他一举成功而不是循序渐进。于是他避开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孔府家，瞄准沈阳，用密集的广告狂轰乱炸，同时对当地的有关部门和媒体进行公关。以沈阳为据点，仅仅一年时间，秦池酒在东北市场迅速走俏。
1994年，同样名不见经传的孔府宴通过与孔府家争夺中央电视台标王而跃身高台，这着实让姬长孔惊羡不已。于是，1995年他不惜以巨资夺得了中央电视台标王，当然，中央电视台也给予秦池一个巨大的造势回报。1996年，当姬长孔以3.2亿元的天价再次取得央视标王称号时，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给秦池挖掘了一个多么昂贵的墓穴。由于对秦池生产能力的置疑，《经济参考报》的四名记者通过实地调查，以“川酒人鲁”和“白酒勾兑”两枚重磅炸弹直接封杀了秦池，尽管现在看来这两点都不至于让秦池无话可说。成也炒作，败也炒作。单凭炒作就能称王中国，单凭炒作也可以灭掉一世枭雄，当时的企业是多么脆弱和幼稚！
史玉柱曾经和比尔·盖茨一起是中国青年的崇拜对象，他是那个炒作时代为数不多的以技术起家的富翁。
然而，当他用汉卡迅速成功后，他没有像比尔·盖茨那样一直在IT业发展，他开始走上多元化经营的道路，这对一个还没有多少运作企业经验的史玉柱来说，的确是个陷阱。1992年，在事业巅峰的他决定建造巨人大厦。当时，他只是想自用，并没有太多的奢想，比如搞房地产。是有些官员一个个的视察及他当时还不自觉的野心把事情弄大了。
正在这时，史玉柱发现了巨人集团在管理和体制上的裂痕：创业激情锐减、出现大锅饭机制、管理水平低下、市场开发能力停滞、产品和产业结构单一。在这种背景下，巨人集团走上了多元化的“二次创业”之路，涉足保健品和药品。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当时保健品市场的暴利诱发了史玉柱的投机心理，他希望借此圈钱去干他的正经事：软件和大厦。在随后的大会战中，由于对保健品市场的认识不够，由于缺乏整体协调作战能力，由于利用广告攻击竞争对手娃哈哈而陷入官司，由于种种原因，巨人的资金周转不灵了。
1996年9月，巨人集团的财务危机全面爆发。债权人的挤兑风潮让史玉柱再也没有机会喘气，直到巨人倒下。而在这中间，有些传媒竟扮演着落井下石的角色，临危棒喝，也许他们曾经都是吹捧过史玉柱的人。从此，史玉柱悄然“失踪”。
现在，尽管他先后出现在《南方周末》和中央电视台的客座上，尽管他已经基本还掉了当年欠老百姓的楼花钱，然而，他关于脑白金的运作及其后的行为仍不能给人明白的信号（也许脑白金只是他当年没有导演完的一场戏）。史玉柱通过脑白金赚钱还债，据他自己称应该是去年（2001）12月中旬全部还清。钱是他以个人名义从上海健特公司借出的。上海健特是他成功收购青岛国货后重组上市的，巨人投资公司控制着这家上市公司。
爱多的起家与后来成功的商务通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制造一个产品概念，然后通过广告大力推广，用经销商的钱再去组织生产。胡志标的这一招在1995年为爱多带来了2000万元的预收款，这是爱多的一个起点。为了让广告占领制高点，胡志标在1996年花了450万元请成龙拍摄了“爱多VCD，好功夫！”的电视广告。这条广告片被胡志标用8200万元送到了中央电视台，在天气预报后的第一个位置播出，宣告了VCD时代的到来，同时也为爱多带来了2个亿的销售收入，在随后的1997年里，爱多又一鼓作气销售了16亿。
爱多的命运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对一家新兴企业来说，在度过了市场开拓阶段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能否建立起确保财务安全的财务体系，就像一个在高原上奔跑的人一样，跑得越快，越觉得氧气稀薄，直到窒息而死。
2001年7月梅节正式接手中山爱多，他花了3000万拿到了这根接力棒。9月25日起，《中国经营报》开始出现爱多电子的招商广告，不知这位备主人能否玩一个稳当的爱多。
刘常明算是80年代一夜暴富者中的一位，他靠卖赵章光的生发剂起家。当时许多跟他一样的暴富者至今还是保健品行业的追随者。1992年，刘常明用他的第一桶金获得香港常住居民身份并在香港注册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然后他就以港商的身份跟昌平县房地产公司启动了被誉为“首都第一别墅”的玫瑰园项目。
刘常明拿玫瑰园的设计图做了一个局，然后把昔日的商业伙伴、香港房地产商人邓智仁给套了进来。邓智仁集资1亿港元，开始到处兜售玫瑰园。随后，刘常明挪用购房款曝光，被邓智仁步步紧逼，最终以8000万元港币冲抵债务而失掉了玫瑰园的开发权并身败名裂不知原因地死去。从此，玫瑰园的接力棒彻底交给了邓智仁。
邓智仁还没有得意几天，就发现玫瑰园项目的合法性存在很多问题，同时财务上的烂账也让他焦头烂额。他隐隐感到，自己处心积虑花8000万元买来的竟是一张贼船票。玫瑰园苟延残喘，终于在1997年7月21日宣告正式破产。
有人说玫瑰园是一个漠视道德、没有游戏规则的经典故事。那些曾经在暴利年代叱咤一时的人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攫取到超乎想像的利益；可同时他们又是不幸的，因为那些轻易擭取到的利益又随时可能轻易地随风逝去。
就项目本身而言，从战略上讲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尽管在当时也许不算错误：一是项目过大，远远超过了市场容量；二是外销为主的市场定位不符合实际。
有人说东北人不会做买卖，但是今天东北的促销员在全国各地推销着各类玩意儿，他们那种卖艺般的江湖式促销几乎让人人迷，这也许和沈阳飞龙不无关系。在那个广告时代，姜伟同样没有避开轰炸式广告的思路，相反，他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在大力广告的同时，他在全国各地的现场促销也声势浩大。1994年，飞龙的主打产品延生护宝在全国旺销，姜伟因此也荣获全国杰出青年企业家、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三顶桂冠。
1995年3月，沈阳飞龙拿到了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获准文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又宣布放弃上市，理由是尽管自己的企业在国内是优秀的，但与国际资本标准相差太远。姜伟的天真和诗人气质在这件事上暴露无遗，也给他的企业带来了难以治愈的重伤，甚至为飞龙之败埋下了重重的伏笔。随后，面对“一塌糊涂”的管理，他宣布飞龙休整。
然而，姜伟这种极端的休克的办法并没有扭转被动局面，这是姜伟的第一步错棋。1996年，姜伟无奈之下决定退出省会城市，向中型城市延伸，学习三株的农村道路。这时候，第二步错棋开始了，他宣布整风，而在市场低迷的时候，他的整风无疑是自舔伤口，灭自己的志气。当然，这一招没有成效。于是他使出第三招，以《我的错误》为题，痛陈自己的20大失误，结果没有博得理解，反而导致了社会的猜疑和传言，使飞龙陷入了舆论的旋涡，他在不适当的时候，以不适当的方式，把自己给整了。
1997年，姜伟以抢注“伟哥”的方式在争议中重出江湖。不到两年，他的“伟哥”又遭遇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查处，终以2000年初的诉讼失败结束了抢注计划。
这个颇富有诗人气质的企业家不得不再酝酿新一轮的起飞。
三株集团像三株口服液的原料绿豆芽一样在促销生长剂催生作用下迅速虚胖起来。吴炳新给三株口服液的市场定位是：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然而，吴炳新对自己的企业病却似乎束手无策，正如他的消费者在服用了三株口服液对自己的疾病仍然束手无策一样。
吴炳新和他的儿子吴思伟也是干保健品起家。1990年，父子俩掘到了第一桶金，父亲转战山东，儿子转战江南。吴思伟在江浙代理销售“昂立一号”迅速成功后，开始抄其后路，自己注册公司，生产、销售一种跟“昂立一号”相近的产品，并公开攻击“昂立一号”。但是，吴思伟并没有成功。他同时遭遇了“昂立一号”和某媒体（盗用媒体名义发小报）的诉讼，并以失败告终。1994年，吴思伟北上济南，与父亲会合。
当吴氏父子在山东祭起三株大旗时，中国保健品市场已经开始退潮。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三株迅速火爆。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他们把中国保健品企业在城市玩过的所有招数都拿到了农村，并结合农村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创新。中国农民哪能招架得住？纷纷怀着迷信的心理把钱送给了三株集团，三株是最彻底、最坚决走进农村的保健品企业。针对广大的农村，三株自然地要建立庞大的营销机构，一个类似于中国政府机关设置的多层次的营销机构系统，然而吴氏父子也许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生的企业要管理这样庞大的体系，不只是对他们父子的挑战，简直是对当时所有中国民营企业的挑战。另外，从产品的角度看，当他们像卖神药一样把三株口服液卖给农民时，实际上已经掘好了自己的坟墓，要知道治病事小，误人事大。
从理论上讲，三株口服液的生命期必然很短，不可能给足够的时间让三株集团培育出新的利润点。三株如此大面积的销售，爆发危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度过危机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惟一幸运的可能是，三株暴病而死，企业能留存大量的现金。这种结果至少是部分地实现了，所以三株企业还能生存至今。
1988年初，怀汉新辞去公职，把自己的小工厂更名为“太阳神”，并导人了完整的CI系统，这在中国是第一家。从这一年起，怀汉新步人了黄金岁月，曾一度日均入账高达300万元。1991年，进入“中国500大利税工业企业”行列。
1990年，怀汉新“杯酒释兵权”，和他一起创立太阳神的元老全部让位给新聘的青年学生，太阳神从此走上了才俊型企业之路。这些刚毕业不久的青年虽然对于企业推行正规化管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决策迟缓等问题。
为了改变企业状况，怀汉新在1997年让位给出身哈佛MBA的王哲身。当时的太阳神只是处于休克状态，实力犹存：一是无形资产价值仍高达26亿元；二是集团资产负债率只有10%；三是现金储备充足，不存在财务危机；四是人才济济。洋教头到任后，由于薪资有巨大差别而导致其他高层的不满意；由于这位洋教头用药过猛、大批换人；由于语言沟通上的严重障碍，1998年的销售额继续下滑，空降兵计划失败。在最近的几年内，除了太阳神对可口可乐关于侵犯广告著作权的诉讼，人们很少听到太阳神和怀汉新的事了。
然而，怀汉新以“杯酒释兵权”以扫除企业成长障碍，率先在香港上市，率先空降高层人才，都可称得上是创举，也显示了怀汉新的胸襟和超前意识，也许他还能带给我们一个更加稳健的太阳神。
牟其中的故事传说得很多，《大陆首富牟其中》和《大陆首骗牟其中》是最有分量的两本书，但归纳起来却很简单：重庆市万县人，1975年因“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人狱，在狱中与别人合写了《中国往何处去》的万言文，1979年出狱开始经营，1983年因投机倒把再次入狱，1992年用商品从俄罗斯换飞机成功，掘到第一桶金。从此就是一个比一个大的投资计划和一个比一个超前的经济理论以及无从考证的资产和利润数字。2000年，他再次以金融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还需要说明的是他有一个南德集团。
他是一个企业家吗？这是很多人的质疑，他的许多理念和计划都远远超出了一个企业家的责任，比如南水北调，比如再造一个香港。如果他不是一个骗子，那他就一定有精神狂想症，有人说他是一个充满野心的政治投机分子，而他也自称是半个经济学家+半个社会活动家+半个企业家。他确实是疯狂的，他也确实让许多人跟他一起疯狂。
2000年5月30日，牟其中在武汉被判处尤期徒刑，南德集团陷于瘫痪。这个救世主般的魔鬼，也许在牢房的地板上能画出让他更振奋的亦真亦幻的世界，但那个世界与我们永远无关了。
如果说胡志标制造了一个产品概念去圈钱，那么王遂舟则是制造了一种商业现象去圈钱；如果说爱多死于突然爆发的财务危机，亚细亚则死于疯狂的扩张。
1989年，王遂舟管理下的亚细亚商场一开业便以全新的形象进入了普通百姓的视野，进入了普通百姓的心中，他在商业还停留在冷冰冰的服务年代时，把最体贴的服务和最舒服的购物场所提供给了他的消费者，而每天例行公事般的礼仪表演与其说是对亚细亚商业文化的诠释，不如说是开创了注意力经济的先河。接连不断的广告和促销攻势以及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片《商战》把亚细亚推到了中国商业的至尊地位。
而繁荣背后，畋笔早已注定。王遂舟对管理始终提不起兴趣，在亚细亚频繁的中高层人事调动和变动过程中，竟然没有进行过一次审计。另一方面，亚细亚与供货商之间的关系始终紧张，像一颗随时等待引爆的炸弹。
王遂舟在暗流涌动的薄冰上做着他的快速扩张梦。1991年，他拍板到海南开了一家大酒店，这家只玩形象功夫的酒店惨淡经营10个月就倒闭了，这本应该是对王遂舟的一次警告，却成了对亚细亚命运的一次无声的昭示。1993年下半年起，王遂舟开始了他的盲目扩张，他惟恐那个时代的步伐不容他学会了再干，就只好先把窝建起来，再想办法把那个框架做好。而事实上，亚细亚的实力和他本人的驾驭能力甚至使他们连窝也建不了。省内的南阳、濮阳、漯河、开封，开业一家亏损一家；省外，仟村百货在广州、上海、北京、成都都是开业就滑到经营警戒线以下；而亚细亚老店对面的亚细亚五彩购物广场从开业的那天起到2000年7月宣告破产，开业的日子还没有停业的日子多。
经理人作为企业的第一决策者，其个人素质的高低是关乎企业兴衰的关键。在创立自己的企业之初，多从一些正面和反面的例子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企业今后的发展将有莫大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