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适，虽到晚年，由于政治上的成见与分歧，两人已不通音信，互不往来，彼此心里还挂记着对方，还未忘记有过友好交往的往事。据《胡适之晚年谈话录》记载，1959年，当有人向胡适问及他早年与******的关系时，胡适说：“******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淼生的弟弟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失事，把它烧掉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
另据台湾学者唐德刚回忆，胡适在晚年虽对******的一些旧体诗词有所挑剔，认为它们不合韵律，但他对******提出的“文字必须改革”的主张和大陆推行的汉字简化方案十分赞赏。
1954年，因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而展开了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发表了批判胡适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的意见，但他也未全盘否定胡适研究《红楼梦》的学术价值。1964年8月******在北戴河谈到新旧“红学”时，曾明确指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总的来说，******对胡适的思想评价是比较客观的。******对早年与胡适友好交往的往事，并未因政治上的成见，分歧而淡漠、遗忘。
1936年，******在延安曾对斯诺谈到五四时期自己的学习生活与思想状况，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他还谈到：“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从中可见，五四时期，******曾受过陈独秀、胡适等人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他对胡适非常佩服，并把胡适作为自己的楷模。为什么******如此高的评价胡适的作用呢？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在这里点出的“一班新人物”，当然包括胡适在内。的确，从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那时起，******与胡适之间的交往，以及政治思想上的联系与分歧、斗争就已开始了。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经老师杨昌济的介绍，就成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对陈独秀、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中的文章细心阅读。据他当时的同学回忆，有一段时间，******除每天上课、阅报外，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各种问题。他决心同封建主义思想决裂，1918年9月，******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作助理员，就有机会去见在北大任教的胡适。其时，胡适是北大的名教授。******仰慕其声名，在杨昌济先生的引荐下，曾多次去拜访过胡适。在北大，******旁听过胡适的讲课，他还参加了胡适等人发起的哲学研究会，当时，******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还邀请胡适等文化名人一起座谈，由******等人提出问题，胡适来作解答。
事实说明，******在北大工作和后来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期间，他都曾以虚心的态度向胡适请教过学理，或就某事听取过胡适的意见，或得到胡适的支持，或受到胡适的思想影响。
1919年初，******将返湘，临行前，他特意去拜访了胡适·在谈话中，******列数了军阀张敬尧祸湘残民的罪行，他坦诚地告诉胡适：“我说这些，没有别的，无非是想争取胡先生对我们湖南学生驱逐张敬尧的斗争表示支持。”胡适很认真地听了******的谈话，并表示很关切湖南的学生运动，他说：“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予以支持。”
******回湘不久，即发动省城学生投入五四爱国运动。为此，他创办了《湘江评论》。为了发动民众也投入运动，******在《湘江评论》上连续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的长文。胡适看后就在《每周评论》第56期《新刊评介》中作了热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认为《从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他又特别赞扬《民众大联合》的长文。说：“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样，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可以说胡适这段文字给予******所发表的文章以极高的评价与支持。
在出洋留学问题上，******与胡适谈过想法，也征求过胡适的意见。1918年4月，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北京倡导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湖南学生积极响应。******为首的新民学会会员也萌生了去法国留学之意。为了促成此事，******参与了会员留法的筹备工作。他自己也决定出洋留学。但后来当会员临行前，******又决定暂不出同。他提出的理由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1920年3月14日，他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奇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由此可见，******原来打算要出国留学，但最终决定留在国内。这固然与他重在了解中国国情，研究国内问题，认为这样做对国家民族“更为有利”，但也与胡适的支持颇有关系。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多谈些主义》的文章，与李大钊进行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胡适提出的要多研究一些社会问题，并予以解决，这对反对封建主义具有一定的意义。受胡适的影响，******在长沙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他还向全国有关团体和个人发出《问题研究会章程》，该章程还打算登在《湘江评论》，只是由于军阀张敬尧查封杂志，未能登出。当然，后来，******认为胡适的说法有片面性，认为“主义”在当时更要宣传，所以，他对“问题研究会”的宗旨也作了修改。
1920年初，******曾在北京酝酿和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在筹办过程中，******把办学的目的和初步计划，告诉了胡适，并征求他的意见。胡适听后，便对******说：“你的这个设想很好，但‘工读互助团’的名字，是否能改一下，换个其它什么名称，或者叫‘自修大学’，似乎也不错。”******受到启发，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不过，这里需指出的是，胡适之所以建议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其目的是“赞成这种有组织的工作，是因为我希望有了组织可使工读容易实行，我希望用组织来帮助那极平常的工读主义，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胡适认为这样做，就可以改变那种“瞧不起做工的人”的传统思想，“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在举办自修大学的问题上，与胡适有不一致之处。******将自修大学的目的规定为“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实行共产的生活”。而胡适觉得“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团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尽管两人的意见有不同，但******在自修大学的取名与拟定学校章程时，还是采纳了胡适提出的一些具体的条件与方法。
1920年4月，******告别了胡适以及北京的一些友人，离京到了上海去找陈独秀。离京时，他给胡适留下一信。到上海与陈独秀会面并谈及自己的马列主义信仰后，不久，即回到长沙。
其时，军阀张敬尧已被驱逐出湖南，湖南的政治形势有所变化。为了促进湖南的革命运动的开展，******希望能得到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关心与支持。于是，在返回长沙的第二天，又给胡适写了一信：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
教安
为了先将湖南的问题解决好，******写了《反对统一》一文，发表在1920年10月10日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多年来不能振兴的状况，论证了各省自决自治是建设真正中国唯一的办法。在该文的结尾，他还借胡适的话来进行发挥，他说：“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而希望有一种‘省庆’发生。”
由于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名人，加上颇有学问功底，因此，******后来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他把胡适的著作也作为书社销售的重点书，如胡适的《尝试集》、《胡适短篇小说》、《中国哲学史大纲》等都在其列。可见，******此时对胡适还是较为看重的。
但是，随着******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确立，特别是成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之后，由于思想政治上的倾向不同，他与胡适的联系少了，关系渐渐疏远了。
1923年，******写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在此文中他提到了胡适，他说：“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耦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究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三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在这里，******对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作了正确的分析，他将胡适与黄炎培并提，并称之为“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属于“非革命的民主派”，但还是属于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大民主派”，指出其既有民主性的一面，又有非革命的一面，这说明******已在政治思想上与胡适划清了界限。
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傅斯年、黄炎培等曾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到延安商谈国共两党团结、共建国内和平问题，事隔20多年后的******曾要傅斯年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1945年8月，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胡适遇到了**** 代表董心武。两人就国共两党将在重庆进行和谈的问题作了长谈。******和中国共产党希望胡适利用自己的地位与影响，为促进国内和平民主建国而尽力。胡适欣闻******将应******之邀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他于8月24日从美国致电******：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记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创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佛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五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毁灭！以上为董君致谈话要点，今特陈达，用供考虑。
胡适在电文中希望共产党“放弃武力”，“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专从事议会活动，这一想法在中国肯定是行不通的。要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这也是我们党不能接受的。后来，胡适也承认自己的这一想法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是个看重友情，也是个看重事实的人，他不因政治思想上的成见而抹煞胡适曾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他也不因两人的政见上的分歧而忘记早年胡适曾帮助、影响过自己。成见、分歧与友情同在，这就是******与胡适交往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