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所以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构建人类学中国体系的方法论。同时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或者说是一个人类学家，因为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对人类的关怀，人文关怀嘛。人类关怀的终极目标就是他自己的一个追求。我觉得人类学要比别的学科站得高一些，更宏大一点，它不是看人类社会某一个局部的问题，比如经济啊，或者政治啊，或者信仰啊，它都是整体上来看这个社会的。那在这里来讲，要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体系。人类学家应该关注人类、关注社会、关注环境——这是自然的问题啦，关注民生。我觉得这四个关注是人类学家应该从书斋里走出来。因为我曾经就听说过有些学者（说），我们不研究理论。或者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专门研究人类学的理论，是吧？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觉得台湾黄应贵先生做的就是这方面，也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对文化的分类作了新的探索。他从时间、空间、人观、物这四个方面作了探讨，但是他所有这些对人类文化分类的探讨都是从他们的田野里出来的。他在布农族里面已经做了三十七八年，将近四十年的田野了。而他所应用的全部材料，从他个人来讲，所有理论提升的材料都是在布农族里面。那我们有责任的人类学家。就是应该关注人类。你所有思考的事情一定要站在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问题上，然后具体下来就是关注这个社会。你不要脱离这个社会，你所选择的课题也好，不要脱离社会太远了。脱离社会的东西它可能只是一个牛角尖，也可能会有一点意义，但是它对整个人类学的发展，对于人类学的中国体系的构建不会有太大的意义。还要关注环境，这个环境就是自然。因为人永远不可能离开自然而独立生存。人实际上本身就是自然当中的一部分，只是他有了自己。有了人类的意识之后他才和自然分开。再就是关注民生。不要以为你……我觉得……博厄斯也写过一本《人类学与现代生活》，李亦园先生也写过一本《人类学与现代生活》。虽然他们在不同的时代，都是用人类学的眼光。或者用人类学的理论去关注着当下的生活。博厄斯那个时候是100多年前，那个时候的现代生活是什么样的，人类学家如何用人类学的理论去看待当时的社会生活，也可以说当时的时尚。李亦园先生呢，在20世纪60年代写了这样一本书。那我们现在的人类学家，如果你离开现代生活，就等于离开非常鲜活的田野了。即使我们到农村。到一个村子去。这个村里现在也在变，文化变迁是不可抗拒的。如果我们关注社会生活。我觉得像有些美国人类学家他们做很多很多的题目我都觉得……包括我在台湾和香港见到他们做的题目。看起来很小，在我们眼里简直不可能，好像觉得这怎么能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啦。怎么可能呢！但是人家就做得那么深入，而且做得非常好！我举一个很巧的例子，有个人类学的在读博士，他就到非洲做了一个田野——“肥皂”，就是非洲人，这个肥皂是怎么进去的，怎么用的……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前不久我跟一个美国的学者合作。做了一个课题：“洗发水”。可能一般的人都不注意民生的问题，洗头发这个东西不是太简单了么，对不对？特别女孩子、女同学洗头发哪个去关注它啊？但是他就是有这个选题，他叫我们来做，做进去以后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从这个洗发水的应用普及来看，我们在田野当中就收集、了解到大量有关洗头发的材料。我曾经采访到一个90岁的老太太，她现在洗头发还是在用稻草灰。60岁左右的妇女。算老年妇女吧。洗头发大部分还是在用茶籽饼。年轻人就是用洗发水了。而且很多年轻人对于用洗发水洗头感到一种非常骄傲的口吻。因为曾经有个过程，曾经用香肥皂洗头发也有的，有一个年轻的导游小姐，问了她，（她说）用香皂？那不是幼儿园的人？像这些采访我们曾经访谈了60户。还有农民，农村社区20户。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城市贫民社区20户。还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社区）20户。（一共）60户。还访谈了肥皂厂、洗发水厂。我去（采访了）广西一个洗发水厂，它生产洗发水就是专门供应农村的，你再有名的牌子，飘柔也好、潘婷也好。农村里的人他买不起，它的牌子就直接送到每个村子的代销店。2元1瓶，洗发水，但它比较……质量应该是差的。我甚至到他们厂里去考察过，香港的美国佬，他专门到宝洁公司也考察过。我在南宁市一家肥皂厂考察，这个肥皂厂的肥皂就没有市场，整个这个链条都把它搞完了。那这就是现代生活。现在人类学要关注这些，有很多的问题可以关注啊。你如果不关注民生，说老实话，那老百姓也不认你。像快餐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洋快餐也好，土快餐也好。都有它的……我就不展开讲了。还有很多问题。像化学的东西，我们从起床开始到睡觉，没有哪一个小时是离开了化学的东西。但是化学对人体的影响，现在化学没有人去研究它，所以化学它已经……昨天的电视还在讲，化学它已经涉到我们人的生存。吃、穿、住、用，国计民生，甚至国家离开了化学也不行，民生离开了化学也不行。可见，化学对人的发展，对人的影响，各个方面都有很多的影响，但是没有人去研究它。如果我们人类学的理论在研究中国社会当中，建立中国体系当中。关注人的这些东西。你说，如果人类学对化学方面的研究能够上来的话，那是不是对世界上都有贡献呢？还有物理，多少物理的东西啊。我们不讲太多，就是手机对人类的影响就不得了。所以这些例子就不展开去讲了。我觉得人类学要建立中国自己的体系，中国的人类学家就必须关注人类、关注社会、关注环境、关注民生。这样的话，你做的选题，做的课题，做的田野，你从中所提炼出的观点，就有可能从村庄跳出村庄。从你自己的那个课题跳出来。它才有一个宏大的视野，才有一种终极的关怀。这样才能够建立起来。不知道你以为如何？
朱：是的。因为人生也好、民生也好、环境也好、社会也好，都是中国的，中国的民生、中国的社会、中国的环境，关注这些东西，就是关注中国经验，人类学的中国体系必须建立在中国经验之上，它才能出得来。而且从田野出发，自然就引申到历史当中去了，因为你需要追溯它是怎么来的。更何况，田野材料本身就是一种“化合物”——历史的东西它就积淀在里头了，叠合在里头了。
徐：就是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从中国本土出来的这些东西。是真正的人民的东西，或者说真正是人类的东西，它一定会具有普适性。如果你不是这样的。那当然不可能达到这个高度啦。你只有关注到人类的生存，那么你从中国本土所生长出来的东西、提炼出来的东西，才会有世界意义，才具有国际意义。别人才会觉得，这个对我们也有启发。不要如我们一看到别人，他讲文化是进化的，他们有启发。那个时候讲到文化进化论有多么了不起啊？达尔文只是讲生物是进化的，泰勒讲文化是进化的，摩尔根讲社会是进化的。他们两个就变成大师。那我们这里人类学家呢，朱老师你将来搞一个，构建出你的一个什么理论来。哦，人家就觉得，是啊，文化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东西，只有这样的东西出来，而这样的东西只能在中国的土壤里长出来，提炼出来，那才是具有普适性的，才是对国际人类学的一种贡献。我觉得今天我们讨论这些东西，都要有这样一种精神，就是你进入人类学，你不是一般地看到有一本书有灵感了。或者被某个老师影响了。你完全是，因为你是从你自己的人生体验当中，你的生命史当中，感觉到逐渐从个人到国家到人类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走出来的，所以你更有可能对这个方面做出更多的提炼、更多的关怀。才会有更大的奉献。
朱：呵呵，谢谢徐老师，与在座各位共勉吧。
四、目前的研究及理论追求
徐：那我再问你第四个问题。你的研究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从这里的介绍可以看到。你研究周城的系列著作，还没有出版，还在撰写当中。那么我就想了解一下。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周城研究书系”五卷的大体的内容，你的一个最终极的目标，你的理论关怀是什么？朱老师的“周城研究书系”5本书。第1本就是《白族村民的当代智慧：周城段绍升个人生活史研究》，第2本是《周城段氏宗族》，这是一个“宗族卷”的研究。第3本是《地域的构成：从传统到现代》，是“地域卷”。第4本是《蟒蛇共蝴蝶：周城本主研究》，是宗教方面的。最后一本是《我与周城：田野的守望》。一个是“个人卷”，一个是“宗族卷”。一个是“地域卷”，一个是“宗教卷”，一个是“田野卷”。下面请朱教授介绍一下这5本书撰写的目前的情况以及你这个“周城研究书系”，也是你长期在那里做研究的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朱：我在周城18个月的田野工作中，积累的田野资料大概有四五百万字。徐老师问我最终目标是什么？实际上除此以外还有“理论卷”没写上。因为理论的问题还没有思考得很成熟，我持谨慎态度。
徐：那看来我问的是比较到点的了。我就是想问你，你的理论关怀是什么？
朱：这个“理论卷”呢，就是说我思考中国文化本身的特征问题，将田野中发现的问题与典籍中的文化精神吻合起来。要构建某种理论，我关心的是“绵延”问题。柏格森有“绵延”的概念，但不完全是他的意思。我还是用人类学话语来表述这个概念。“绵延”是怎样的意思呢？比方说2005年我的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地域社会构成》，关于地域社会，它的边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似乎可以找到它的边缘的，行政区划不是地域社会的边缘吗？但行政区划怎么能替代社会文化的延伸呢？对地域社会构成问题，人类学的理论也有多种，因为这是一个国内外很关注的问题。英国学者的继嗣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联姻理论，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日本与中国台湾学者的祭祀圈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是从社会生活某一个方面去构建的，那么现在再来做这个问题的研究，当然要有所超越。起码有几个问题要在新的研究当中被解释。第一，宗族继嗣、社会交换、市场圈和祭祀圈，它们构成的地域社会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第二，就以上几种模式，对于社会构成多为经验型的描述，到底可不可以用一种基础性的理论对各种经验作出统一的解释？第三，在民族国家现代性建设和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地域社会的结构出现了怎样的变迁？这种变迁的依据和规律到底是什么？我对地域社会构成的主要看法是：第一，地域社会的构成并不是只存在一个纬度，而存在多个纬度。社会生活是多种的，哪一个方面也不可能构成地域社会的全部。第二，无论宗族裂变的地域性散布也好，婚姻交换的范围也好，宗教祭祀圈也好，市场交换圈也好，它们构成的地域社会既有重叠的一面，又有不重叠的一面。对于这一点，我原先认为它们是重叠的，2004年第6期《民族研究》发表的文章还是这个观点。后来我反复看田野材料，田野是人类学的生命之树啊。一看，发现并不重叠。它有一部分重叠，另一部分又不重叠。咦，这个关系很有意思。后来呢，我打算提出一个新的东西来，就是此一地域社会与文化和彼一地域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它是齿轮式的关系。这个圈和那个圈交叉，那个圈和这个圈交叉，它齿轮式的一环扣一环，齿轮式地交错在一起转动。因此，它并没有严格的边缘性。不仅如此，就历史而言，它也是齿轮式的，上面说到我原来提出过“文化叠合论”，我打算拓展一下这个概念，即社会文化历史发展不仅是叠合的，而且是齿轮式转动的。重叠也好，齿轮也好，它的根据在什么地方？这就是我理论上的思考。过去我用文化发生论对典籍进行过一些研究。在这里，我打算用实践的观点，皮亚杰的、布尔迪厄的、马克思的，用他们的观点来分析。它的实践到什么地方，这个市场圈、通婚圈、祭祀圈、信仰圈才能到什么地方。而实践活动存在着三种。恩格斯提出过两种生产活动，第一种生产，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工具的生产，即物质生产活动，当然也应该延伸到交换问题。施坚雅其实只用了这一种人类活动的一个部分去解析中国社会与文化，他的理论虽然达到了“片面的深刻”，但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止这一种，他的理论碰到其他理论的挑战就显得局促了。第二种生产是“种的繁衍”，就是人类学的亲属关系研究领域。婚姻圈与宗族问题都属于这个问题。继嗣理论与联姻理论都只是用这一种实践活动去分析社会构成问题，因此其解释力也就有限。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生产活动，就是精神生产活动、祭祀的问题、信仰的问题，都是属于这一种生产活动。祭祀圈概念就是从这一种活动出发构建的。我们需要从这三种生产活动出发而不能只从一种生产活动出发来看地域社会构成问题，这就看到了很多复杂多变的情况，就看到有重叠的那一块，又有不重叠的那一块。那么齿轮式的社会文化构成才能说明这个问题。
徐：它是齿轮状的？
朱：是的，这个深入到那儿了，那个又深入到这儿了，就这样来构成不规则的地域社会，只有这样此一地域社会才能与彼一地域社会发生联系。
徐：朱老师我插一句。你不要做综合。就像格尔兹一样，它实际上是从象征人类学里面走出来的。实际上他的来源里面包括了很多理论。但是他就强调了一个“解释”。你要强调自己的个性。学术个性。将来你的理论卷准备取什么名字呢？
朱：我还在思考。
徐：你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文化齿轮”，这是别人没有做过的，是你的创造。或者说“文化绵延”是从别人那里嫁接的，吸收前人的东西，或者吸收别人的东西，你自己独创的东西，把它凸显出来。刚才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可能“文化齿轮”才真正是你自己的东西。你可以以此为你的理论把它个性化，把它凸显出来。但是个性化也好，突出也好，都是在这样一个很宽大的基础上，因为你完全有条件吸收别人的东西。对不对？现在又不是封锁的时候，又不是信息不发达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那么从你刚才讲的。从田野中，从你做周城的研究当中，我是很希望你能够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突破，也是你对人类学中国体系建立的一个贡献了。你从你的周城经验当中提升出的东西，它可能就会具有普适性。别人从你这里就会感觉到，就像2000年我听到你讲“文化叠合”，我觉得对我有启发一样，今天你讲“文化齿轮”对我也有非常大的启发。可能我今天整个跟你的对话当中，得到最大的一个关键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词。我个人是这样感觉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感觉。从这里我觉得可以看到，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题目来跟你讨论，就是“人类学中国体系的构建”问题。就是因为现在的世界他们都看着我们中国，都想从中国这里找到答案，那么人类学中国体系的构建，就是要把中国的经验，就是把人类前途的中国经验总结出来。这个东西总结出来那就是对全人类的贡献。全人类的发展当中，中国的经验是有用的。同时把中国经验转化成为世界的智慧，那我们人类就可以生存得更好。这就是我想跟你讨论人类学中国体系构建的意义所在。
朱：谢谢徐老师。
徐：反正呢，我供你参考。我觉得历史的一个齿和现代的一个齿可以咬合在一起。
朱：对。
徐：这个村庄的这个齿，你的田野点的齿和整个社会可以咬合在一起。
朱：对！
徐：我觉得你这个词用得非常的形象。别人又好懂，你又能构建自己的东西。而且你又是有基础的。既是从田野，又是从别人、前人那里吸收来的东西提炼出来的。
【录音整理：何菊】
【原载《百色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