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所以说这是一个。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田野，本来我们在村庄，并不是研究村庄。不是研究这个村庄。因为人类学家有一个更宏大的视野。这个“更宏大的视野”是什么？我觉得你今天说得非常经典的就是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就人类的意识，这一点，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比别人高。人类学家之所以比别人高。高在哪里？就高在这里！那么既然要建立人类学的中国体系。那田野到底起什么作用？我自己有一点体会。包括你的研究我觉得也是这样。当我们到田野去的时候，人类学家的田野，按照你的“田野三角”这个方法，让我们对我所研究的对象有一种比较宏大的视野。就是“望远镜”我也看了。“显微镜”我也看了。深描，格尔茨指的就是一个“显微镜”嘛。这就是深描嘛。在这样的对比下，田野做得越深。你这个提升理论，提升中国体系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说在本土里面、在田野的土壤里面生长出的理论才能更扎实，才更有意义，才会更有普适性。我这一次做《新乡土中国》。我自己就有体会，我在那里生活20年。我并没有感觉到我是在那里做田野，这是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到那种现实社会里去了。我就是直接体验，所以我对武义县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间文化、精英文化都很熟悉，很了解。因为这是20年的积累。你不熟悉也熟悉了。啊。老婆都讨到那里去了，你说还有什么问题不清楚。对不对？对它整个东西都很透视了，就这样。当时我没有用人类学的理论去关照它。去构建我自己对它的看法，但是我20年以后。当我进入人类学以后。我多多少少了解、掌握了一些人类学理论以后，我去年回到武义县是非常偶然的，根本就不想去的，因为我忙啊。我夫人退休了。她回去了两次，她说你一定要来，她说你这个做人类学的。不回来看看会感到可惜的！你会后悔的！再加上很多朋友都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包括特别是以前教中学的嘛。中学时候他们都是，读得高的，都到外地去了，读得低的，什么中专的、师专的，都在本地。甚至没有读大学的，都在本地，大大小小都是他们这些。当官的当官，做老板的做老板，所以你应该回来看看。我回去了以后才有这个感觉，我才感到震撼，20年的变化。这个文化的变迁。这个突然把我20年的田野的底蕴的东西都翻出来了，才有了四点文化震撼，所以一个晚上就写了一篇小小的文章，这篇小小的文章就是《重读武义》。才能够使他们县里的领导看了以后，因为它上了网了。又上了地方报纸，（地方领导说）我们一天到晚在那里做，还不知道我们做得有多重要，徐教授这篇文章，就让我们觉得很重要，正是做新农村建设嘛。对不对？所以我才有了这个课题，我就不扯远了。但是我为什么要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对社会的田野还要和历史文献结合起来。我在做这个武义的田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具有国际意义的一个经验：“下山扶贫”。深山里面穷困的农民，下山以后致富了，而且有些是相当不错的。整个县有8万人下了山，没有回去的，就是没有返潮。这在全国“异地移民”当中是一个奇迹。所以它上了世界扶贫峰会，非洲代表团都来参观、考察它。现在非洲有一个扶贫班在办，他们都学它，因为它容易学。它本身就是个贫困县啊。我后来请曹锦清教授来评审我这个课题的时候。他提出的问题又使我引向了更深入的思考。他提出，你现在研究的是他们从山上下来了。因为曹教授也是个人类学家。而且他做《黄河边的中国》，做了以后，这几年他竟然没有声音了。我是说我不是采访他么，第二期我们刚发表他的一个采访录嘛，问他做什么去了，他说他在思考。他本来的计划是要做东部。做完了做中部，所以他的《黄河边的中国》是中部，还准备到西部去，但是到了中部以后他就没有再走了，他说，他是回到历史里去看，就是中国农村。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些农民。就是上山的农民，是什么时候上山的，这就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就是历史文献当中可以找到答案的东西。在我们去看县志，我们就可以发现，基本上，或者说查历史我们可以看见。基本上都是在400年前左右上去的。那400年前左右。是什么原因呢？多种原因：由于战争。由于灾荒。本来这个山上是没有人住的。本来武义400年以前。不要讲400年以前，1958年以前武义的山很多都是原始森林状态，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把它们都砍成了荒山，都烧成了炭，大炼钢铁，所以我离开那里是满目荒山啊。但是20年以后我回去，那个县已经完全变了，生态状态非常好了。为什么上去呢？就是这样的原因。上去以后呢，他们为什么能够活下来？也就是这个时候，玉米、马铃薯、红薯从美洲传到中国。这些东西都是旱地作物，在山上一种就可以活了，活了人就有吃的。所以大片树林就开始被破坏了。他们能住下来了，住下来解决了一个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在历史上都有材料，都是做历史田野能够找到的。但是他们不能致富，只能维持最低的生存。从生存策略上来讲，他们只能维持温饱。不会饿死。如果一旦遇到大旱大灾的话。那也就要饿死人啦。所以曹教授就问他们什么时候上去的，为什么能够留在山上。那再来看你后面的，他们为什么要下来？太穷了。下来了以后为什么不回去留了下来，而且能富呢？把这一个田野。把我们今天的田野和历史上的文献的解读串起来，我觉得这样我们才能够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体系来，就是做某一个问题的研究它也成为一个体系。因为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从你的这本著作《村民自治与宗族关系研究》，我觉得精彩的地方在哪里呢，除了你有5个村子的田野以外，还有它的历史。这是中国的宗族历史，你做了一个构建。如果没有前面的铺垫，没有你第二章“村治与宗族关系的历史检视”，就不可能很深刻地理解后面的东西。这个就正好使我理解了为什么曹锦清现在没有再发表文章，他还在读书。他说了一句话叫我感到很惊讶，现在共产党提出新农村建设，他说宋代就开始新农村建设了！有道理啊！对不对？这两天电视报纸还在那里批评，叫农民搞新农村建设，把房子粉刷一下，把里面装修一下，甚至于把那些全部都拆掉通通去搞别墅群。农民的别墅群。既没有牲口间，又没有工具间，他怎么过啊？他不能像我们进了家，把鞋子脱掉，是不是啊？所以整个农村的生态，农村建筑的文化生态，居住的生态。都还没有达到全部去住别墅的程度。那当时，中国的农村，构建当时的新农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研究的宗族。它通过宗族的关系构建祠堂。把这个农村建起来。实际上我们中国农村自治、农村的政治问题。就是政权的问题。中国只到县一级，所以那时候县衙门不要太大，哪像现在，是不是啊？乡村这一级它都是地方、民间治理的。所以曹锦清讲的。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他对历史的关注是用人类学的眼光去关注的农村村民自治的问题。实际上宗族从传统意义的，周代的“宗法制度”，到宋代才出现民间宗族。就是“宗族民间化”这样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我不讲得太具体了。也就是人类，（跟我们）中国社会，如果把现代社会的田野和历史文献的田野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构建起来人类学，少了哪一块。可能都不能成为有普适意义的中国体系的东西。
朱：对！就是说历史的研究、文献典籍的研究，必须要和田野的研究结合起来，文献的精神、文化的历史本身叠合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在现实生活的研究当中，它必然要涉及历史，文化本身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从田野得出的结论与由历史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因为结构中融入了历史，历史与结构的对立是可以消除的。我们由田野的线索出发再来看历史，包括典籍文献，也许看得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