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当时，华国锋、叶剑英等党中央领导同这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卓有成效的斗争。
毛泽东刚逝世，“四人帮”就迫不及待地妄图掌握党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另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指定的值班人员请示，妄图切断党中央、华国锋与各省、市、自治区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这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一个重要部署。华国锋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他的电话中得知此事，与叶剑英商议，决定以中央政治局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擅自设立的这个“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各地：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及时制止了“四人帮”的阴谋。与此同时，9月11日，华国锋即委托李先念去同叶剑英商议解决“四人帮”的办法。
“四人帮”的另一花招是连续不断地布置北大、清华、新华社等单位的党羽、亲信，用各种名义，写“效忠信”，上“劝进书”，“拥戴”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要江青“立即出来担起这副重担”，制造抢班夺权的舆论。
再一个严重部署是，“四人帮”经过精心策划，制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偷偷地写进9月16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从17日起反复加以宣传。华国锋、叶剑英等立刻警觉到，江青一伙是以此把自己打扮成“正统”，标榜为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以便打着毛的旗号夺取最高领导权。
9月18日开过追悼大会以后，两种力量展开了面对面的尖锐斗争。正面的交锋首先围绕着毛泽东的文件保管问题爆发出来。
毛泽东收存的文件、材料，还有毛泽东的手稿和未经审定的重要谈话记录等，包含大量党和国家最核心的机密。从毛泽东病危时起，江青就想方设法要掌握这些文件、材料，其意图是可以运用以至篡改毛的文件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9月17日，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毛主席的一切文件、手迹、文稿、各种材料和书籍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保管，目前先把它们封存起来。9月18日下午毛泽东的追悼大会结束后，华国锋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同意前一天常委会的决定。华国锋、叶剑英等坚持原则，使江青一伙争夺毛泽东文件保管权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江青争夺文件保管权的9月17日，王洪文悄悄飞往上海，加紧督办“第二武装”。张春桥也在北京会见徐景贤，密谋准备打仗。8月下旬以来，上海已经给民兵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这时经王、张不断督促，上海的亲信立即紧急行动起来，进行武装暴乱的准备。
经过围绕文件处置问题的斗争，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华国锋深感江青一伙猖狂之极，下定了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他同汪东兴商议后，当晚驱车到李先念住处，谈了最近“四人帮”的夺权活动和自己的困难处境，请李代表他到西山见叶剑英，请叶务必想个解决“四人帮”的办法。
解决“四人帮”早就是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毛泽东1975年5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说过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举国上下也都意识到为了挽救党，为了保卫共和国，必须彻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四五运动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这种意志。在四五运动前后，在中央领导层中，在高级干部中，私下也有计议。胡乔木曾向汪东兴提出先把张春桥“搞起来”，汪表示只搞一个不行。王震曾当面向叶剑英提议：“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了吗？”叶剑英心中早有考虑，他没有正面回答，做手势表示要等待时机。王按叶的嘱咐，多次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和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那里去“联络”，找汪东兴交谈，还同八三四一部队干部交朋友。在为毛治丧期间，华国锋、叶剑英等在表面上“示之以缓”，实际上已经紧急行动起来了。他们多次商谈，交换情况，共商对策，在必须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形成一致。邓小平、陈云、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等先后找叶交谈，寄予厚望。聂荣臻在9月21日这一天找杨成武，要他给叶剑英传话，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杨连夜返回西山把聂的意见向叶报告。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在这场斗争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治丧期间与“四人帮”的几次较量中态度明朗，措施得力，完全站在华国锋、叶剑英一边。
李先念遵华国锋之嘱，于9月24日下午，秘密上西山见叶剑英，转告华国锋的决心和重托，请叶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这时，叶剑英经过综合分析，反复比较，已经考虑了一个既不惊动太大、又力求合法的方案。
党中央最高领导决策并出面解决是此计关键。现在华国锋既已下定决心，下面就是作出决定，照计行事了。
24日晚，政治局成员应江青邀请在怀仁堂小礼堂看新拍摄的国产影片。李先念利用华国锋上厕所的机会转告：叶帅同意你的看法。
此后，华国锋与叶剑英、汪东兴又经几次个别接触和交谈，比较了几种不同方案，确定采取“先动手，后开口”的办法解决“四人帮”。重大决策作出后，叶剑英同汪东兴又商议了行动办法，由汪东兴考虑具体方案，作出周密安排，组织实施。为防止出大乱子，对上海方面，叶剑英通知东海舰队和六十军做好应急准备。北京方面他同粟裕、宋时轮打过招呼，要他们加强戒备。他还通过苏振华要北京卫戍区吴忠保持首都的稳定。华国锋也同吴德通气，要吴德同吴忠联系，确保北京卫戍区四个师听从指挥。华还要耿飚随时听他本人的通知。
“四人帮”在这些日子活动频繁，行动诡秘。王洪文9月23日飞回北京后，也进入西山，紧挨着叶剑英住下，跟踪监视。他们一方面制造流言，说叶在西山有个“军人俱乐部”，图谋不轨；另一方面亲自出马抓“枪杆子”，江青到昌平某师，王洪文到保定某军，张春桥到通县某部，“串联”、拉拢、煽动。北京部队不跟他们走，他们只能在巩固上海方面下功夫。他们还抓毛泽东著作的编辑权。9月24日和28日，姚文元、张春桥分别向毛著编办负责人要《毛选》五卷材料。
在9月29日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接连发动进攻。
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同时攻击华国锋处理“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跟着唱和，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工作，用意是要捧江青当党中央主席。此议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多数的抵制。
在讨论毛远新回辽宁的问题时，江青一伙大吵大闹要毛远新留在北京准备三中全会政治报告。华国锋当面顶了江青，说她出尔反尔。最后华国锋决定，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党中央领导问题，三中全会政治报告问题，应该交政治局专门研究讨论。
对当天会议的主要议题国庆节怎么过，决定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举行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国庆座谈会。
这次政治局会议，实际是一次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政治局多数坚决地挫败了江青一伙抢班夺权的图谋。但是，“四人帮”丝毫没有收敛，继续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这就注定了他们必然灭亡。
在9月30日国庆座谈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这篇讲话全文仅200字，没有提“批邓”，也没有提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可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报道，却依然突出宣传要遵照“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报上登了发言的六位群众代表的照片，却唯独不登华国锋讲话的照片。仅有的一张政治局全体与会人员的照片，也是江青居于正中。“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明目张胆地否定华国锋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10月2日，华国锋审阅《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修改稿，看到稿中又引用了所谓“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立即警觉起来。本来，“照过去方针办”是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晚听华国锋汇报情况后对华讲的，当时毛写下了三句话，这是其中第二句。当天华即向政治局作了传达。毛泽东追悼大会后，“四人帮”在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中抛出了一个“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随后即连篇累牍重复宣传。《人民日报》在10月2日前的十多天里，宣扬这句话的文章有82篇。他们企图用这个伪造的“临终嘱咐”制造他们才是“正统”，才是毛合法继承人的地位，并用它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在此紧要关头，是“照过去方针办”，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成了区分真伪的标志，确定合法与非法的焦点。华国锋这时已无可退让，提起笔来，把发言稿中“遵照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这14个字删去，并在眉头“现送请在京政治局同志审阅”的批语下注道：“其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华国锋还注明了已查了计划会议上他的讲话记录，记成“还是按过去方针办”。华国锋当即找耿飚等人商量，让外交部负责人立即打电话给已在纽约的乔冠华，令其将那句话删去。叶剑英坚决支持华国锋。张春桥、江青心怀鬼胎，他们无法反对华国锋的批注，只好以为了“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为理由，提出不向下传达此事。但在行动上却依然宣传所谓“临终嘱咐”，更加猖狂地发起进攻。
10月4日，《光明日报》登出“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的长文。文章称“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前进的指南，赢得胜利的保证。”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就是说，“按既定方针办”才是毛临终前给江青一伙的“嘱咐”，“正统”、“合法继承人”是江青及其同伙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批六个字“错了三个字”就是“篡改”，“篡改”就是“背叛”。文章实际上为讨伐华国锋制造舆论。
“四人帮”这时已经沉浸在夺权“胜利”的迷梦之中。
张春桥已经写好了“怎样巩固政权”的纲领，他要一手拉大旗：“编书”、“纪念”；一手搞“革命与专政”：“批邓”、“镇反”、“杀人”。
江青10月1日跑到清华大学讲话，叫嚷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10月2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为上台做准备。3日又跑到平谷县讲话，说什么“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同一天，江青带着一帮人到景山公园摘苹果，边摘边说，“苹果留着吧，过盛大节日再吃！”
北京的“民兵指挥部”昼夜值班，上海经营的“第二武装”也开始行动了。社会上有传闻，10月8、9、10日有“特大喜讯”，要准备庆祝。上海一些商店红纸、鞭炮已经卖空。
政治局多数与“四人帮”的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决战关头。共和国的历史走到了一个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
10月4日傍晚，叶剑英赶到东交民巷8号院华国锋住所，商量对策。叶提出改变原定国庆节后准备十天，视情况再定动手的部署，提前采取行动，“先发制人，以快打慢”，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华决定“至迟后天动手”，请叶同汪东兴落实行动计划。叶即到汪处，详细商决一切，使汪东兴提出的行动方案周密、完善、可行，保证决战全胜。
随后，汪东兴紧急行动起来，布置进行各种“临战”准备。他同张耀祠、武健华一起商量，从中央警卫局机关局、处、科级干部和中央警卫局（八三四一部队）师、团、营级干部中，挑选政治素质、军事技术、身体都好又熟悉情况的人员，执行这一特殊任务。同时，又布置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起草好三个文件：（1）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2）关于出版毛主席著作的决定；（3）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汪落实之后，即向华、叶作了报告。与此同时，华国锋也已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商定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负责解决“四人帮”几个死党的方案。
华、叶、汪多次商量后确定的具体办法是：事先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由中央办公厅通知华、叶和王洪文、张春桥出席。两个议题：一是审议《毛选》第五卷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姚文元不是常委，预定在解决了王、张、江之后，用找他来做《毛选》五卷的文字工作为名，通知他列席。万一不来，再由北京卫戍区派人到他住地按院胡同捉拿。对江青及几个死党，也定了可靠的处置方案。解决以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
10月6日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四人帮”的时刻到了。将近8时，怀仁堂正厅灯火辉煌，华国锋、叶剑英并肩端坐中央，汪东兴组织执行。警卫们屏住呼吸等待着。7点55分，王洪文第一个跨进怀仁堂大厅。望了望华、叶，未及说话，就被第一行动小组的队员扑过来钳住双臂，形成低头弯腰的“喷气式”。王洪文嘴里说着“你们干什么”，竭力挣扎。突击队员们不容他动弹，把他牢牢地押站在离华国锋、叶剑英大约5米的正南。华国锋目光逼视着他，大声宣读对王、张、江、姚隔离审查的决定：“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念完就把他押离现场，在正厅“东饮水处”反背铐上手铐，出小门塞进早已备好的汽车提到隔离室监察起来。
接着来的是张春桥。他进门一看华、叶端坐正中的架势，感到情况不妙，迟疑不前。第二行动小组的队员，快速夹击，把他押到华、叶面前。华国锋把中央决定宣读一遍。队员们给他戴上手铐，押解出去。
解决王洪文、张春桥前后只花了5分钟，真是顺利之极。汪东兴即让张耀祠、武健华带人速去中南海春藕斋拘捕江青。他们先到丰泽园内的颐年堂后院抓了毛远新，然后再到春藕斋。张耀祠威严地向江青宣布了中央对她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让她交出保险柜钥匙后，即由行动小组的女战士“请”她上了轿车，押送到一处隔离室去。
顺利拘押江青的经过报到怀仁堂西厅，华、叶和汪都很高兴，随即按预定方案由华国锋亲自打电话通知姚文元立即前来开会。8点25分，姚文元来到怀仁堂，行动小组人员示意让他进东庑廊的休息室。姚刚一进门，就被拽住双臂，武健华即高声宣读了华国锋刚写的手令：“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姚文元即被戴上手铐，押上汽车，送往隔离室去了。完成任务，正好是晚上8点半钟。
就这样，前后用了35分钟，没有放一枪，没有流一滴血，粉碎了“四人帮”。
这时9点刚过，华国锋、叶剑英即按原定计划召来耿飚、邱巍高、迟浩田等，向他们分别下达了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新闻机构的命令。将近10点，耿飚、邱巍高指挥原守备电台的一个营控制了直播室，接管了电台。迟浩田也带领一支部队接管了人民日报社，并逮捕了鲁瑛。
迟群、谢静宜等由吴德负责，用通知他们到北京市委开会的方式，把他们抓了起来。
当晚10点多钟，在北京西郊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华国锋主持会议首先作长篇讲话，通报对“四人帮”的斗争历程。接着由叶剑英报告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及其重大意义。到会人员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所采取的果敢行动。对当时不在北京的政治局成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艾则孜，由汪东兴一一打电话通告，征求意见。他们都完全拥护政治局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玉泉山会议接着讨论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人选问题。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叶剑英表示自己年事已高，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他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说：他年龄比我小二十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都赞成叶剑英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决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会后即下发关于华任职决议，通知“立即在党内传达”。
玉泉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了一个通宵，直到10月7日凌晨4点多钟才结束。
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很快首先在高层领导中传开。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10月7日）下午，吕正操的女儿吕彤岩遇到叶剑英的侄儿叶选基，问他：要不要将粉碎“四人帮”告诉邓大人？叶答：尽快转告。邓小平的亲家，小女儿毛毛（邓榕）的公公贺彪得知这个消息后，也立即告诉正上班的贺平，并要他立即去邓家禀报。贺平骑自行车飞快来到宽街邓宅，进屋就说：快来！快来！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知道一定发生了大事。邓小平和夫人卓琳、邓榕和她的两个姐姐，都挤到了卫生间，关上门，打开自来水，在哗哗的水声中听贺平讲述。毛毛回忆当时情景：
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我们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
10月1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就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与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提出“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在这一天，邓小平致信汪东兴转华国锋并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断行动，拥护党中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邓小平在信中写道：“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信末欢呼：“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体党员发出通知，宣布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时值金秋季节，菊黄蟹肥。煮螃蟹三公一母，持螯饮酒，庆贺胜利，风行一时。
在庆祝胜利的鞭炮声中，上海武装叛乱的阴谋顷刻瓦解。10月20日，上海市100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愤怒声讨和揭发批判反党篡权的阴谋家、野心家的罪行。21日，中央通过广播和报纸，把一举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喜讯公之于世。当天，首都150万军民欢欣鼓舞，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十里长安街上，欢庆胜利的人群如汹涌的潮水；雄伟的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林，歌声震天。人们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与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的胜利相比，看作“第二次解放”。85岁高龄的郭沫若，当天以“粉碎‘四人帮’”为题填《水调歌头》词，上阕谓：“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一扫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这首词，当即在全国传唱。港澳及海外华人也为除掉“四害”拍手称快。香港爱国人士马万祺填《沁园春》词赞颂叶剑英功勋：“电闪鬼狐惊，将军一怒平。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
10月22日，首都军民冒雨继续举行盛大庆祝游行，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交织一片，从早到晚响彻北京上空。23日，庆祝游行活动达到高潮。从天刚亮开始一直持续到夜晚。三天来参加游行的群众达580万人次。群众游行情绪之热烈，场面之动人，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有。24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部队，自10月21日起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香港、澳门各界爱国同胞也举行了庆祝会。真是普天同庆，一片欢腾！
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共和国，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的内乱。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以党和人民的胜利与“四人帮”的灭亡而告终。这一伟大胜利，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从此，共和国的历史揭开新的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尽情享受十月胜利的欢乐时，人们还来不及痛定思痛，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历史骤然揭开了新的篇章，但历史的车轮依然由着惯性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华国锋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后，发动了深入揭批“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的运动，这是合乎党心民意的。但是，华国锋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是继续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想以“两个凡是”来“抓纲治国”，这就违背了历史进步的潮流，落到了时代的后面，这注定了他必然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历史使命，将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站在共和国历史发展前沿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来完成，新时期的历史新篇章将由他们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来继续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