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继续“批邓”和层层揪走资派及其恶果
这时，“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批邓”运动。在连篇累牍的报道、社论、批判文章中，他们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扣在邓小平的头上，说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他们指责：“‘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争夺思想阵地”是“舆论准备”；“首先抓班子”是“组织措施”；“全面整顿”是“行动部署”。反复论证“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宣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宣传“走资派还在走”，号召起来斗争。
他们这时的目标不仅要打倒邓小平，而且要整倒“一层人”。他们妄图通过“批邓”，煽动层层揪走资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迟群多次讲，“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强调要“一级盯一级，最后盯到中央、政治局”。毛远新向辽宁省委传话：“邓纳吉在党内是有市场的，在高级干部中有相当的市场”，要注意不轻易说话的“大人物”。在1976年6月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上，“四人帮”及其党羽强调公安机关“特别要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在走的走资派”，要“重视深挖后台”。王洪文亲自指使七机部的党羽舒龙山等揪走资派、夺权，叫他们“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挖出来”，清查“要抓大官，抓上线”。七机部的党羽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搞“批邓联张”，对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和七机部各级领导干部肆意打击陷害，不到半年，就把七机部在京厂、所以上单位的领导班子改组了80%。毛远新在冶金部制造混乱，层层揪代理人，抓还乡团。武钢11名公司党委书记，要打倒7人，另外4人不打倒就打跑。武钢生产遭到破坏，1976年产量比1975年下降了40%多。鞍钢1976年的钢产量下降到1971年的水平，倒退了5年。张春桥叫嚷“铁路是必争之地，一定要控制好”。他们污蔑1975年的整顿是“右倾翻案”，在铁道部机关和一些路局、单位培植亲信反攻倒算，铁路系统动乱又起，致使1976年全国有十几条干线经常处于堵塞半堵塞状态，严重影响生产和生活。其中郑州铁路局最为严重。江青指使党羽唐岐山制造混乱。1976年该局发生12次大堵塞，滞留列车81列，使京广线半瘫痪。这一年该局比计划少装1400多万吨货物，等于近100天没有装车。过境物资大量积压，造成12个省市煤炭供应紧张，影响了半个中国。国务院政研室更是“四人帮”着重打击的目标。他们诬蔑政研室是“邓小平的谣言公司”，“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中国科学院也是“四人帮”反攻倒算的一个重点。他们布置在中科院的党羽以“路线分析”为名，把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70%打成“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把一大批干部打成“复辟势力”，广大科技人员重又被诬蔑为“臭老九”，视作“专政对象”遭到打击迫害。江青一伙还布置其亲信、党羽搜集工业交通各部门和外贸系统的各种材料，以备进一步打击和批判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和“上面”的领导。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下，已经纠正的错误又被恢复，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又被打乱，全国又一次陷入动乱之中，许多地方组织瘫痪，人心涣散，生产下降，秩序混乱，有些地区重又出现派性斗争甚至武斗，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1976年1月至5月，钢欠产123万吨，化肥、棉纱等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也大量欠产，铁路交通重又严重堵塞，影响市场少供应商品14亿元，影响财政减收20亿元，原订的1976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不可能完成。
2.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对“批邓”的抵制
为了挽救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5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却认为这是整倒“一层人”的机会，企图利用这次会议“发动各省、市攻一下”。上海市委常委黄涛按照王洪文的指令在会前准备了“炮弹”，共整理材料20份，涉及国家计委、建委、外贸部、交通部等12个部委。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于1976年7月6日至8月1日在北京召开。7月13日下午，黄涛在华东组会上首先发难，矛头直指现任中央和国务院一批领导同志，他说，去年的计划工作“务虚会”，在邓小平的指挥棒下，“名曰规划国民经济，实为策划右倾翻案。有的同志，同邓小平那一套货色，岂止是共鸣？分明是合唱了！”他指责：“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盖出于此”。辽宁省委一名书记在东北组发言呼应，说“务虚会是资本主义泛滥，计划会议是掩护邓小平退却”，并提出：“国家机关的领导权，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啊？我看不是。”王洪文称赞他们“开了一炮，开的好”。王洪文在会议期间四次到京西宾馆找黄涛了解情况，还把上海、辽宁两个小组的人找在一起，听汇报，撑腰打气。黄、杨等人多次串联，南北呼应，策划进退。他们还把会上谷牧讲话和传达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等情况即时分别报给王洪文、毛远新。王洪文、张春桥等则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他们说话。
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多数同志抵制了“四人帮”扭转会议方向的图谋。7月24日晚，政治局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后，确定计划工作座谈会按原计划进行，规定不许追1975年国务院务虚会的问题。国家计委报请中央政治局同意后，向会议提出1978年计划的调整方案。按照这个方案，钢由原计划2600万吨调到24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减少20亿元，从外贸库存中再拿出20亿元商品投放市场，压缩进口计划5亿美元，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10%—20%，原定调整工资计划推迟实行。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这个调整方案实际上也未能执行。
3.批判“三株大毒草”反使群众更加拥戴邓小平
1976年夏，在毛泽东病情危重，又遭唐山特大地震之际，“四人帮”不顾国家安危，又掀起了一个以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为主要内容的“批邓”新浪潮。
8月13日，“四人帮”指令各地出版社出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编写的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的3本小册子，在经过张春桥改定的“前言”中，把《论总纲》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人民日报》8月23日发表社论，号召掀起一个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新高潮”。24日，发表报道，把《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比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林彪的《“571工程”纪要》。27日，发表署名文章《论党内走资派》，说“走资派还在走。他们仍然在继续玩弄阴谋诡计”，“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及时而坚决地粉碎走资派的进攻”，还预言“一个崭新的新世界一定能够建立起来”。从8月13日到10月6日50多天，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文章、通讯，就有110篇之多。3个小册子发行了几千万册。“四人帮”得意忘形，说3个小册子是“不用中央中名义的中央文件”，发行3个小册子，标志着“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利令智昏，以为掀起这样一个批“三株大毒草”的高潮，就可以把支持邓小平整顿的，现在仍居于党中央、国务院、军委领导岗位的一大批负责同志统统打倒，由他们取而代之，建立起他们的所谓“崭新的新世界”。
可是，历史同这伙倒行逆施的小丑开了一个大玩笑。虽然广大群众、党员、干部从1976年初就开始听他们骂这“三株大毒草”，但不知道这“三株大毒草”究竟是什么样的怪物。现在从三个小册子上看到《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知道了真相，都说，邓小平制定的这三个文件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根本不是什么“大毒草”。“四人帮”的所谓批判文章，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化”，批判抓生产建设是“唯生产力论”，诬蔑按劳分配原则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关心群众生活是搞“物质刺激”，起用知识分子是“专家路线”，出口石油是“卖国主义”，引进技术设备是“崇洋媚外”，加强企业管理是“管、卡、压”，搞经济核算是“利润挂帅”，反对派性是“反攻倒算”，整顿是“复辟”，这些批判文章才真正是大毒草。人们从1975年整顿的实践中已经感觉和体会到邓小平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在1976年“批邓”的高潮中，人们又从被指责为“三株大毒草”的这三个文件中把原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理解并认定邓小平所主张的路线、方针、政策才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猖狂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四人帮”，完全是站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方面的一小撮。与“四人帮”的主观愿望相反，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第十年发动的这一场批判运动，不但没有把邓小平批倒批臭，反而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拥戴邓小平；不但没有把他们推上党和国家权力的顶端，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