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邓小平专管外事，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
周恩来病危期间，“批邓”力度不减。1976年1月3日，政治局的“帮邓会”再开。邓小平作补充检查说：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没请示主席，也没提到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会后，邓小平把补充检查稿送毛泽东，并致信说明，信中表示：“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取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外，总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对于错误的认识，取得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
周恩来的治丧活动刚结束，1976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的“帮邓会”又继续进行。
会上，有人责问邓小平：你为什么要见主席？邓小平平静地回答：想当面向主席讲自己错误的严重，特别想当面听取主席的批评和指示，我还想当面提出自己的工作问题。我觉得这种要求是正常的，我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
散会后，邓小平连夜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两次要求见主席，除了讲自己错误和面聆主席教导外，确实想谈谈我的工作问题。还在批判我的错误的时候，提出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自己确很踌躇。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栈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主席面谈这个问题为好。”“现在，已过去两个多月，批判还将继续下去，再不提出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恳请予以批准。”并说：“我自己再不提出，实在于心有愧。”“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1月21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20日会上邓小平作检讨发言的情况。毛泽东这时也已看到了邓小平给他的信。毛泽东肯定邓小平的检讨，并对他的工作作出安排。毛泽东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还说：“小平专管外事。”
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毛远新问毛泽东：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毛泽东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毛泽东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称是。就这样，毛泽东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
这时，王洪文自以为自己要上台主持中央工作了，私自准备了以中央工作主持人身份在打招呼会上的讲话稿。江、张、姚、王以为周死邓倒，总理一职非张春桥莫属。上海的党羽已经在大树所谓“张春桥思想”，说张春桥的“全面专政”论，“超过”了列宁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上海、北京、天津、辽宁三市一省带头打报告，要求张春桥当总理。
1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毛远新向张春桥、王洪文二人谈明毛的意图，张为之语咽。而上海的党羽不知底里，还在街头贴出“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
1月31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人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心中极为不满。张春桥写《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宣泄怨愤：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日记中除了自我标榜、吹嘘，美化自己，就是用“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等语言诅咒已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也发泄对华国锋的不满，显露了他图谋篡权、要把“新桃换旧符”的心机。
2.“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继续发动
华国锋就任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以后，首先着手抓的工作，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继续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将1975年11月26日发出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同一天，华国锋向毛泽东请示，计划分批召开各省、市、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继续打招呼”，促使他们“早转弯”、“转好弯”。
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3号文件，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第一批参加打招呼会的浙江、福建、江西、云南、四川5个所谓“问题多一些的省”的负责同志共29人，应召来京。2月9日下午五省来京同志座谈会开始。接着，2月中旬，打招呼会又扩大到第二批12个省、市、自治区和一些大军区的负责人：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山东、安徽等省市；南京、沈阳、北京、福州、成都、昆明、济南等大军区。会议的主要文件是《毛主席重要指示》。这是毛远新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谈话整理而成，并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共13大段，按照内容分4个部分编排。
一是重申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走资派还在走。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有是目。”“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二是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求作出评价和正确对待。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三是关于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问题。毛泽东提出“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强调“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说明毛泽东在运动的规模、方法上吸取了教训，有所控制，不想“天下大乱”了。
四是对邓小平的批评与政策界限。毛严厉批评邓不抓阶级斗争，“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代表资产阶级”。但又明确指出：“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主席重要指示》成为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最主要的指导性文件。
出席第一、第二批打招呼会的领导干部，学习文件，联系实际，被要求揭发、批判邓小平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检讨自己的问题，在揭发批判的过程中转好弯子。第一、第二批打招呼会开到2月25日结束。华国锋发表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明确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大方向是“批邓”。他说：要把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规定对邓的问题，内部“可以点名批判”。华讲话中也谈到了关于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等政策，还特别提出要防止“层层揪”，关照“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紧接着，召集了第三批打招呼会议。出席第三批打招呼会议的12个省、区是：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广西、贵州、西藏、新疆、甘肃、宁夏、陕西、青海，此外还有广州、武汉、兰州、新疆4个大军区。3月3日会议结束时，即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和华国锋2月25日讲话分别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到县、团级。这样，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3.“四人帮”猖狂攻击邓小平和周恩来
“四人帮”全然不顾毛泽东多次申述的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团结、让他专管外事等指示，利用各种机会，另讲一套，丧心病狂地攻击邓小平和周恩来。
2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2期，登载了《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一文。用“四人帮”一伙的话说，这是继1月14日发表的文章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发出的第二发重型炮弹。同时，“四人帮”一伙还用批判“折衷主义”来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增添“理论”色彩，并继续攻击周恩来。
2月6日，内部刊物《参考资料》发表了一篇文章，利用1932年2月上海报纸刊登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脱离共产党启事》，无中生有地诬陷周恩来。
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高路的文章《孔丘之忧》，大批“忧”字，把周恩来比作孔丘，把悼念周恩来的人民污蔑为“哭丧妇”。文章恶毒地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诬蔑邓小平通过党中央、毛泽东作出的出口石油、进口成套设备和船舶的决定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
2月15、16日，江青在五省来京同志座谈会上诬陷邓小平“上欺主席，下压政治局”，“搞复辟倒退”，“为叛徒翻案”。3月2日，江青又擅自召集参加第三批打招呼会议的12个省、区同志开会，诬陷、攻击邓小平是“谣言店的总经理”、“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大汉奸”、“法西斯”、“反革命两面派”、“大阴谋家”，叫嚷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江青还露骨地表现出她想当武则天、吕后那样的女人。她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又说：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她这篇讲话从1974年“风庆轮”问题讲起，要求将“风庆轮”问题材料（有江青本人批注）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阅”，并在给华国锋的信中写道：“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张春桥也在这次会上诽谤邓小平“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3月10日，毛泽东得知江青3月2日的讲话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他还要人转告华国锋：江青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对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3月26日，“四人帮”又利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清华大学运动情况汇报之机，围攻邓小平。经江青等人策划，迟群等带领清华大学五名师生代表列席会议。当面攻击邓小平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复辟资本主义”。张春桥等人诽谤邓小平“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4月26日，江青又在一封信中诬蔑邓小平“象林彪一样搞大、小舰队”，“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会议期间和会议前后，他们指使《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派出记者和通讯员到一些地方、军队、部门以调查研究为名，搜集情报，整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等一大批中央和地方负责人的黑材料。他们还竭力鼓吹“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理论，煽动“层层揪”走资派，企图整垮中央、地方和军队的领导干部。
在“四人帮”看来，第一批来开会的5个省的第一书记“都难以转弯子”，1975年参加讨论《工业二十条》的12个省的第一书记，也都是合邓小平胃口的人，自然都成了批和揪的重点对象。对积极支持邓小平进行整顿的胡乔木（国务院政研室）、胡耀邦（科学院）、周荣鑫（教育部）、万里（铁道部）、张爱萍（国防科委）等负责人，在2月至3月形成了第一个揭发、批判的高潮。“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全部开动起来。从1976年1月开始，报刊上充斥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其气势不亚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从《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扩展到《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以至《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从《评“三项指示为纲”》，到剖析《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批判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从《孔丘之忧》、《再论孔丘其人》的影射攻击，到《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等的论证“规律”。所有这些文章都颠倒黑白，把邓小平主持的各条战线的整顿诬蔑为“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主持制定的文件、条例诬蔑为“复辟纲领”，还从“批邓”概括出所谓“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为“层层揪”走资派、从上到下打倒老干部制造理论根据。而“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公开地成了邓小平的代名词。
为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需要，“四人帮”有意将彩色故事片《决裂》安排在1976年元旦公映，用他们的话说：“它的公映，对当前正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的教育革命大辩论会有一个大的推动。”影片的主题就是批判解放后17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大学的入学条件降格到“会写‘毛主席万岁’和手上有硬茧”这个标准上，恶意中伤整顿科技工作中的一些做法。
2月初，江青、张春桥布置文艺作品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主题，要拍20部这类电影。还专门找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开会，要他们“赶快布置给几个京剧团，把电影《春苗》、《第二个春天》、《战船台》改编为京剧”，因为“这些都是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能和当前的斗争紧密配合”，并且要求尽快上演，“最迟不能过国庆节”。他们还积极组织人员筹拍《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等影片，以期通过“揪走资派”，层层“揪代理人”的银幕形象，煽动群众，增强他们斗争的勇气。于是，阴谋文艺的代表作不断炮制出来。
4.群众抗议浪潮在全国掀起
不论上面怎样一再“打招呼”，不论“四人帮”怎样拼命鼓噪，除了帮派势力、反潮流战士之外，应者寥寥。相反，人民群众对批邓、反周的不满和愤怒，通过传单、小字报、大字报等各种方式宣泄出来，一场群众自发形成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
2月初，山城重庆解放碑贴出一张大字报：《请注意当前斗争新动向》，尖锐地提出“批右倾翻案风的矛头到底对着谁”的问题，提醒人们警惕一伙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2月上旬，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中山路仓库汽车司机柯庆华，从哈尔滨发出《致北大、清华大批判小组的一封公开信》，指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名义上搞大辩论，实质上是大镇压，谁要有半点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革命”。指出：你们“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
2月中旬，北京天安门、王府井、西单等地贴出传单：“起来！起来！战斗！战斗！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向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之流进行坚决斗争！”“张、江、姚是林彪式的小舰队，陈伯达式的政治骗子，他们欲把大批老同志置于死地而篡党夺权，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2月23日，福建省刘宗利在福州市贴出大字报《“阿斗”的呼声》，历数“四人帮”罪状，震动了福州。许多工人、学生和战士纷纷在大字报上留言，表示支持。
3月2日，武汉市街头出现了“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现代化”（署名“寒城牛”）等标语。
3月9日，贵阳制药厂李洪刚等7名工人在贵阳市贴出了长达3万字的大字报《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系统地从理论上宣传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预言：“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并印成传单，自费前往郑州、武汉、长沙等地散发。
3月11日，福建三明市农机公司赵大中在三明市贴出《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的大字报，并表示：“为了把他揭露出来，我杀头也甘愿！”数日后又贴出了续篇。
3月20日，广东顺德县大良轧钢厂工人杨振汉写信给毛泽东，批判张春桥的谬论。3月26日又发出一封信。
3月25日，武汉市出现了《绝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署名“寒城牛”）的油印传单。
3月26日，武汉锅炉厂200余人集会，指名批判江青、张春桥。
3月，杭州连续三次贴出“马天水想干什么”的大字报，矛头直接指向“四人帮”在浙江的老巢。
3月，一份《总理遗言》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据公安部门统计，仅在安徽一省就查缴了6935份各种版本的“遗言”。“遗言”以周总理的口吻说：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年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你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跟主席这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更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对王、张、江、姚等则一一有所揭露和批评。“遗言”最后注明的日期是：1975年12月29日。
1975年12月下旬，周恩来已基本上处于弥留状态了，根本不可能立下这样长这样完整的遗嘱。这份“遗言”是杭州汽轮机厂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假托编写的，表达了人们对周总理的怀念，对邓小平的信赖，对“四人帮”的憎恶。
从2月上旬到3月初，在福州、杭州、武汉、贵阳、郑州、长沙、厦门、哈尔滨、徐州、顺德、三明、重庆、太原、西安等地，都出现大标语、大字报、传单，缅怀周总理，拥戴邓小平，指责、批判“四人帮”，有些县、市还出现公开揭露“四人帮”罪行的街头演说。
人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民共和国的主人要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人民共和国，阻挡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5.《文汇报》“反周”事件点燃南京怒火
3月发生在上海《文汇报》的“反周”事件，激起讨伐，点燃南京怒火，成为四五运动的导火线。
1976年3月5日，是毛泽东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13周年的纪念日。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原电讯稿中有周恩来学习雷锋题词的四句话：“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文汇报》登载这篇报道时，独独把报道中引用的周恩来题词四句话给删掉了。
人们立刻警觉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四人帮”图谋从政治上否定周恩来。
阴谋揭破，群情愤慨。南京大学学生立即写信给《文汇报》领导小组，怒斥“四人帮”利用报纸反对周总理的罪行。“誓死保卫周总理”和揭露《文汇报》罪行的大标语、大字报陆续出现在南京街头。上海、南京和全国各地质问、抗议的电话、电报和信件接连不断发到《文汇报》。
3月中旬，上海的《学习与批判》又发表张春桥授意写的“批邓”、“反周”文章：《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该文借谈鲁迅小说《阿Q正传》、《风波》中的人物，明目张胆地攻击邓小平、周恩来，诬陷周恩来是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的后台。“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不仅要打倒邓小平，而且要打倒周恩来，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时，离清明节不远了。3月19日，北京牛坊小学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了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3月24日，南京江苏新医学院的师生抬着花圈游行至雨花台，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举行了悼念周总理的仪式。第二天又在新街口贴出“誓死捍卫敬爱的周总理”等大标语。他们的行动推动了南京群众运动的发展。
就在3月25日这一天，《文汇报》第1版的新闻《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中，出现这样一段话：“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读者立即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明目张胆地把“党内那个走资派”的帽子扣到周恩来的头上，因为从“评法批儒”以来，“孔老二”就是“四人帮”影射攻击周恩来的代名词。3月3日《人民日报》署名文章《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则用“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特指邓小平。读者联系当时实际，一眼看出，《文汇报》这篇新闻中所说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即邓小平）扶上台的“孔老二”、“党内那个走资派”，显然是指周恩来。
《文汇报》“三五”“三二五”两起“反周”事件激起举国义愤，遭到万众讨伐。抗议、质问的电话、电报、信件像连珠炮般射向《文汇报》，矛头直指张春桥等人。一场悼念周总理、拥戴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之火点燃了起来。
最先起事的是紧靠上海的江苏省会南京。
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和鼓楼广场，贴满了标语、口号：“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军人，纷纷走上街头，抒发对周总理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恨。学生们开始把标语口号刷在火车上、刷在长途汽车上，动员人民起来和“四人帮”展开斗争。
3月28日是星期天，南京大学数学系400多名师生上街游行，到梅园新村周恩来旧居庄严宣誓，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加入，汇成巨大的示威洪流。
3月29日，南大校园内挤满各界群众，传抄标语和大字报。南大学生组成20多个小组，跑遍全市主要街道，刷上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等大标语。
3月30日晨，南大学生在铁路工人支持下，用柏油和白漆把“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谁反对周总理全党共诛之”等大标语刷在列车车厢上，让奔驰的列车把战斗的号召带到北京，带到上海，带到全国各地。当天晚上，学生们还在闹市区新街口、鼓楼、山西路散发传单，发表讲演。几天来，到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的人流，不分昼夜，绵延不绝。抬着花圈列队游行去雨花台的，每天多达5万人左右，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
3月31日，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职工，在新街口东侧最醒目的地方，南京军区某机关围墙上方，放置一条大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直接点明斗争目标，把南京的群众运动推到了高潮。
南京的群众运动使“四人帮”万分恐惧。
3月30日，“四人帮”就给“南京事件”定性。王洪文说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姚文元说是“反革命逆流”，“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他们下令，群众的大字报、游行等等，一律取缔。
4月1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局势，认为：南京有人借故闹事，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大方向。当前全国各地流传的所谓“总理遗言”、“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现在还要利用清明节（4月4日）搞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类似情况。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会后，立即以中央名义向全国发出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通知指责南京最近几天“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把南京人民悼念和保卫周总理的活动打成“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下令立即“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彻底追查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指使人”。还把群众中流传的“总理遗言”定为“反革命谣言”，要求“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在给江苏省委的电话中，还特别指责江苏省委“态度不够明朗”，对政治谣言“没有认真追查”。
可是，群众发自内心的反抗之火是“追查”所扑不灭的。4月3日，南京街头又刷出15条大标语，内容有：“中央4月1日电话通知精神坚决执行《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必须坚决批判”，“我们坚决和打着白旗反总理的野心家血战到底”等。
南京事件是四五运动的前奏。正当“四人帮”费尽心机要把它压制下去的时候，它所点燃的烈火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上冲天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