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恩来逝世：举国哀悼举世颂扬
正当全国人民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焦虑的时候，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传出：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
当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讣告》即由新华社播发。《讣告》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1月9日凌晨4时12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哀乐声中，沉痛地向全国、全世界播出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讣告。当天的《人民日报》第1版登载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周恩来同志逝世》。
周总理的逝世，引起全国巨大的震动和悲伤。真是：“天惊一声雷，地倾绝其维。顿时九州寂，无言皆泪水。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目击这种情形的外国记者报道说：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公布后，街上差不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沉重，列车中军人们捶胸痛哭，机关、公寓、学校里人们在默默地流泪，到处有人哽咽。
作家刘白羽回忆听到这一噩耗时的情景：“一月九日黎明，我冒着凛冽的寒风，从午门向天安门走去，突然一下，天地变色，万物悲咽。我怀中的收音机，发出沉痛的哀乐声……我用整个脊背抵着狂暴的北风，尽量让声音清晰一些，但我听到了什么呀！？我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的血完全凝结住了，我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我的同行者从两边互相扶持，我们一齐肃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听着那撕裂人心的哀乐声，天旋地转，痛哭失声。‘总理呵！我们怎么能没有您！？’‘总理呵！没有您我们怎么办！？’”
人们之所以感到这样心痛如绞，不仅是因为国家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因为当时毛泽东病重，“四人帮”越发趁机捣乱，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正像那残冬未尽的一月，万木萧疏，寒凝大地。人们忧心忡忡，在悲痛之中，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忧虑。
活着的“四人帮”害怕死去的周恩来。他们竭力限制悼念的规模，削弱周恩来的影响，极力压低治丧规格。他们以简化治丧礼仪为名，下了种种限制悼念活动的禁令：总理的丧事要坚持节约的原则，各地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提倡戴黑纱、做花圈；不邀请外国使团来京参加悼念活动。被“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竟连讣告都不刊登。同时要求继续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然而冷酷的禁令禁不住人民群众的热泪，遏制不住人民群众热爱周总理的感情。从首都到边疆，人们设灵堂，戴黑纱，写挽词，献花圈，寄托对总理的哀思，表示对“四人帮”的抗议。
周恩来卓越的历史贡献和伟大人格，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的声誉。他逝世的消息传出后，世界各国人士沉痛悼念，倾心颂扬。1月9日，联合国下半旗志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给中国政府发来唁电。唁电说：“他是一位十分卓越和深受尊敬的领导人，几十年来他以极大的忠诚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对促进各国间了解和世界和平的献身精神受到了举世公认。在当前危急的时期，世界不再能得益于他的智慧和政治家才干，这是一大损失。”
各国政府、党派、友好团体、各界友好人士和海外侨胞通过唁电、唁函等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恩来。各国政要发表表示悼念和赞扬周恩来的声明或谈话。1月9日，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发表谈话，说：“周恩来不仅是中国的伟大的领导人，而且是世界的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之一，失去这样一位人物，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的巨大损失。”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当天也发表讲话：“周总理是和本世纪的中国历史同时走过来的人，……是世界性的政治家。我认为，周总理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将被长期传颂。”当日，美国总统福特发表声明：“周恩来总理将作为一位杰出领导人长久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他不仅在现代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舞台上都留下了他的印记。”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发表声明说：“我获悉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深感若有所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失去了她的伟大领导人之一，世界失去了当代杰出的政治家之一。”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新闻界表示：“20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在过去25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法新社一天中播发了60条有关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有一则消息报道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的反应。他说：“在个人方面，这个人的品格非常高尚。他的态度和谈吐，他的与众不同，有时讥笑的态度使他具有的魅力，以及对他的国家和使命的坚定忠诚，使人不能不尊重和敬佩他。这就是为什么他占有突出的地位和对中国以及全世界即使是来自另一种思想意识的世界的人都有影响的原因。”
1月10日至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1万余人，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江青行礼时故意不脱帽。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这个镜头，江青遭到举国上下的唾骂。
1月12日至14日，首都群众4万人，在北京的外国朋友2000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参加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吊唁仪式。40多个国家、政党送了花圈，130多个国家、政党发来了唁电或唁函。
2.十里长街的送别
1月11日下午，天色阴沉，朔风凛冽。周恩来的遗体要从北京医院送八宝山火化。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十里长安街的两旁，肃穆伫立，等候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要为人民的好总理送行。暮色中，悲怆的哀乐送来了总理的灵车。人们抑制不住悲痛，在寒风中哭泣。总理的灵车在泪雨纷纷的行列中缓缓行驶。夜深了，风紧了，灵车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伫立在大街两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灵车的归来，迎候着总理的英灵。这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送葬场面。中国人民把在“黑云压城”的岁月积聚在心头的对共产党的期待、希冀和热爱，都倾注在她的杰出代表周恩来的身上了。
可是，“四人帮”控制着舆论工具。他们将记者报道百万群众哭送灵车的文字统统砍掉，照片也不准刊登。新华社1月11日所发的首都人民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报道，原稿上记述了百万人民扶老携幼，泪洒十里长街的情景，姚文元却把这段记者们含着泪水写出来的报道通通砍掉。
但文字可以砍掉，民心能砍得掉吗？
诗人李瑛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心撕胆裂般悲痛，决心用诗歌编织一只花圈，祭奠周总理。他创作了长篇政治抒情诗《一月的哀思——献给敬爱的周总理》。以深沉的感情记录下1月11日下午，首都万人空巷，百万人伫立长安街头，向周总理最后告别的历史的一页，抒发了对周总理无比热爱、崇敬的感情。诗人写道：
敬爱的周总理，
我无法到医院去瞻仰你，只好攥一张冰冷的报纸，静静地
伫立在长安街的暮色里。任一月的风，
撩起我的头发；任昏黄的路灯，照着冰冷的泪滴。等待着，等待着，
载着你的遗体的灵车，辗过我们的心；
等待着，等待着，
把一个前线战士的崇敬，献给你。
呵，汽车，扎起白花。
人们，黑纱缠臂。
广场——如此肃穆，长街——如此沉寂。残阳如血呵，
映着天安门前——
低垂的冬云，
半落的红旗……
车队像一条河，
缓缓地流在深冬的风里……
为什么有人，
不许我们缅怀你伟大的一生？为什么有人，
不许我们赞颂你不朽的业绩？但此刻，
长街静穆，万民伫立，
一颗心——一片翻腾的大海，一双眼——一道冲决的大堤。多少人喊着你，
扑向灵车；
多少人跑向你，
献上花束和敬礼；
多少人想牵动你的衣襟，把你唤醒；
多少人想和你攀谈
知心的话题……
诗人又从总理不留骨灰，联系到当前“四人帮”可卑可笑的表演，反衬出周总理的高尚伟岸：
骄傲吧——
黄河飞涛，长城漠野，
江南水国，中原大地……
山山，因你而脉搏欢跳，
水水，因你而洪波涌起。
敬爱的周总理，
你的生命就是这样
和我们，
和我们的祖国、我们的阶级，
和我们大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
紧紧地，紧紧地，
紧紧地连在一起……
……
但是，怎能设想，
竟有人妄图将你的名字，
从我们心中抹去，
从我们历史的心中抹去；
从我们的生命中抹去，
从我们阶级的生命中抹去。
哈！这是何等可卑可笑！
何等的不自量力！
何等的枉费尽心机！
我要说：
真理呵——永生！
人民呵——无敌！
革命的步伐，怎会停驻！
战斗的生命，怎会止息！
我敢说：即使在将来，
在无穷世纪以后的
随便哪一个世纪，
不管谁来考证我们的今天，
都会毫不迟疑地说：
二十世纪——中国，
站在最前面的，
是毛主席，
是你——
敬爱的周总理！
是的，周总理！
你永远在我们
向一九八〇年进军的行列里！
你永远在我们
向二〇〇〇年进军的行列里！
你永远在我们
向共产主义进军的行列里！
郭沫若，这位从大革命时期就同周恩来并肩战斗、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人，写七律《怀念周总理》赞颂和缅怀：
革命前驱辅弼才，
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
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
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
天不能死地难埋。
1月11日至14日，群众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吊唁仪式虽然移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但还是无法满足许多人与总理的英灵作最后告别的心愿。在14日傍晚正式的吊唁仪式结束后，成千上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人们川流不息地来到纪念碑前，脱帽默哀，敬献花圈，以表达对周总理不尽的哀思。从首都到全国的每一个城市、乡村、工厂、机关、学校和每一个院落、人家，在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在沉痛哀悼敬爱的总理。
3.邓小平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1976年1月15日，是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的日子。上午9时57分，即七天前周总理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刻，上海许多大小船舶自发地拉响了汽笛，向周恩来致哀。汽笛声前后持续了37分钟之久。外滩街道的路口，全部亮出红灯，车辆停驶，警察和行人肃立致哀。中午1时左右，又一批船只在黄浦江上拉响汽笛。下午3时整，是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开始之时，黄浦江上停泊的和正在行驶的船只汽笛齐鸣，几乎所有的外轮也同时鸣笛致哀。这是上海人民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悼念，也是上海人民对“四人帮”的强烈抗议。
下午3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悼词赞颂周恩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指出他建立的不朽功绩，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他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悼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周恩来为榜样，化悲痛为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邓小平致悼词时表情凝重，声音低沉悲痛。当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这句时，他声音颤抖，眼含泪水，稍事停顿，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巨大悲伤。这时会场上一片哭泣呜咽。参加追悼会的一位干部回忆说：“这样悲戚的场面，在此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丧事历史上是空前的。时至今日，那撕心裂肺、悲痛欲绝的场面仍不时闪现在我的眼前。”
决定由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致悼词，是经过了一番斗争的。1月12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悼词和谁致悼词的问题。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当时邓小平已处于再次挨批的逆境中。为安排好周总理的丧事，他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政治局会议开始，邓小平先发制人，说：“总理悼词文稿，会前已经发给大家，为节省时间会上就不读了，请大家发表意见。”紧接着，他说：“这篇悼词我仔细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都符合总理的实际。我同意这篇悼词，认为可以用。大家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请讲。”短短数语，对悼词稿给予充分肯定，等于给多数政治局成员交了底。接着，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相继发言，表示同意悼词稿。江青在会上以所谓“路线问题”对周恩来进行恶毒攻击和诬蔑，妄图贬低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和丰功伟绩，但除王洪文、姚文元跟着帮腔外，其他与会人员对她的发言不予理睬。张春桥对悼词中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特别重视，他心怀恐惧，想从悼词中抹掉它，淡化它，但他深知，如果在政治局会上公开提出必将遭到痛斥，因而采取了一个下劣的办法。他在散会后，急忙追赶上李鑫和周启才两位悼词起草者（他们列席了这个会），对他们说：“悼词号召向总理学习的那部分，不必那样展开写，不必写得那样实，你们改一改，压缩一下，笼统地写几句虚的话就行了。”周、李两人听了十分恼怒，但又不能表现出来，只好不软不硬地说：“我们是做具体工作的，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我们无权做任何改动。您的意见也没在政治局会上提出，现在要我们做这样重大的改动，我们不能够做。如果您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将您的意见向政治局提出，政治局如果同意，我们就按政治局的意见改。”张春桥无言以对，悻悻地走了。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由谁来给周总理致悼词。江青采取主动，抢先提出由王洪文致悼词。王洪文认为自己不行，张春桥也感到王洪文不够格，提出由叶剑英致悼词。叶剑英带着怒气说：“给总理致悼词，应该是小平同志！他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无论从规格上还是资历上，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我提议由小平同志来给总理致悼词！那个提议我给总理致悼词的意见，我认为不合适。”这一席话，观点鲜明，理由充分，态度坚决，针锋相对地批驳了“四人帮”。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赞成由邓小平给总理致悼词。“四人帮”也没有再反对。
粉碎“四人帮”后，在十一届一中全会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给总理致悼词这件事时，邓小平说：“四人帮”开始反对我给总理致悼词，他们是有阴谋的。他们见反对不成，又同意我给总理致悼词，也是有罪恶目的的。当时他们看我在政治上快不行了，要下台了，我一下台，通过我给总理致悼词的声音也就再出不来了。他们是反对总理，害怕宣传总理，当然也反对我。
1976年1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在邓小平主持下，对总理丧事两大重要问题——悼词和由谁致悼词，经过斗争，均以“四人帮”的失败而告终。
邓小平致悼词一举，使得全国人民的心中油然产生了某种希望。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这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