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对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所作的一个结论性论断，它在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
毛泽东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初期，就以敏锐的目光，深刻地认识到在人民军队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是巩固和纯洁部队，发展和壮大力量，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的生命线。著名的“三湾改编”，通过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行民主主义等项措施，首次靠发挥革命的政治工作的威力，遏制了部队中组织纪律涣散、悲观失望、慌乱无措的倾向，为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在后来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又系统地进行了阐述。此后又经过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实践，使政治工作在组织上、制度上得到了健全和发展。
“生命线”的提法最早是出现在1932年7月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信中说：“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每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能够有充分的军事技术——手中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脑子的武装。必须充实现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此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人也对“生命线”作了强调。毛泽东在对谭政撰写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初稿作了多次修改，并增加了关于“生命线”的论述，指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强调：“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坚持和发展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思想。
我军诞生之初，力量弱小，犹如莽莽荒原上的星星之火，很容易为强大的敌人所扑灭，也容易因自身能量的不足和成分复杂而止熄。毛泽东就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预见和必胜信念，教育和鼓舞红军指战员革命总有胜利与出头之日。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缺衣少食，但官兵同风雨、共患难，同吃红米饭、同喝南瓜汤、同盖稻草被，拿着大刀、梭镖、鸟枪与优势装备的敌人拼杀。正因为我军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党通过在军队中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来保证绝对领导的实施，才使我军有了自己的生命线，从而经受了战斗残酷、物质菲薄、环境恶劣的严峻考验，使我军不断发展壮大。
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是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和壮举。当中央红军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险恶地步时，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指挥下，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发扬团结友爱和英勇顽强的精神，粉碎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斩关夺隘，履险飞渡，爬雪山过草地，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11省，克服了无数困难，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实现了战略大转移。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红军个个是英雄好汉。
八年抗战中，在我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形势下，部队中出现了轻视政治工作许多新问题。针对此种情况，毛泽东于1938年亲自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大力抓军队政治工作，重印古田会议决议下发连队。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同时号召我军“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一面打仗，一面生产，粉碎了日寇的残酷“扫荡”和封锁。我军之所以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并为人民解放军积蓄了强大的力量，政治工作为此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政治工作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在毛泽东倡导下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进一步增强了革命团结，加强了组织纪律性；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以指明战争的前途，坚定必胜的信心；同时加强对敌军工作，开展政治攻势，改造了大批俘虏，毛泽东把人民军队比喻为“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参军参战，使我军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后，我军犹如秋风扫落叶一样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全国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由夺取政权转变到巩固和保卫政权而战斗、而建设的轨道上来。在平时，部队除了担负站岗值勤任务外，还要随时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子弟兵，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子弟兵。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思想深入人心，政治工作为我军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长期的战斗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充分证明，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的思想，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真正优势，是我军生存与发展、克敌制胜的生命线，我们必须坚持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