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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 倡导“双百方针”

1956年,我国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此,就要调动和发挥广大的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可是,由于我国科学文化领域内受到苏联学术批评中粗暴作风的影响,以及国内一部分人“左”倾思想的干扰,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问题一直束缚着广大知识分子。其突出表现就是只许发展一种学派,不许发展另一种学派,在学术、文艺问题上动不动就打棍子,扣帽子。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繁荣文学艺术,在4月2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以后,还对这个方针的贯彻落实进行具体指导。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工作方法。他曾说,领导不能停留于一般的号召,还应该具体指导。要作具体指导,就得深入实际,了解调查,关心事物的发展进程,从中发现问题,发现好的方法,不断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使方针的实现有相应的政策保证,使人们在实践中体会到贯彻这个方针的必要性,以鼓励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这样,既能保证正确的发展方向,也容易使一种正确的主张在实行过程中有一个比较正确可行的办法。

为了鼓励知识分子参加“争鸣”,毛泽东没有少花心思。

1956年,周谷城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毛泽东看后,很是欣赏。一次,在上海,毛泽东拿起那本《新建设》杂志对周说:“你的逻辑论文写得很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

周谷城说:“我很孤立,火箭炮冲起来,我也有些受不了。”

毛泽东说:“有什么了不起,辩论就是嘛。”

有一次,毛泽东约周谷城到中南海游泳池游泳。游罢上岸之后,毛泽东拿出一本线装的《汉书》,翻至《赵充国传》说:“赵充国这个人当年主张西北边疆屯田,很能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初,赞成他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不信的有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慢慢地有人赞成了,最后,相信的十分之八九,不信的只有十分之一二。可见真理要人家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无论过去和现有都是如此。”毛泽东的话对周谷城启发很大,他知道毛泽东是以赵充国为例,鼓励他继续“争鸣”下去。

后来,周谷城的那篇文章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知道后,很兴奋,他特地用长途电话召周到北京。

毛泽东对周谷城说:“问题移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

周说:“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联在一起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毛泽东用夹杂英语的话语风趣地说:“formal logic本来说是formal的,要把它与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多学一点。”

当周再一次说到自己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时,毛泽东告诉他:“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人民大学的刊物《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同。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此后,毛泽东果真很快叫人给周谷城寄去了几本刊物,有关地方还折角作了记号。

赞同周谷城观点的人叫王名方。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逻辑学、哲学界人士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参加者之中有周谷城和王名方。毛泽东指着周、王二人说:“你们两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作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为周王之间的学术交流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同时也是对周王二人勇于探索的理论勇气的鼓励。

毛泽东还曾专门指示周谷城: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的叙述。还说:“最好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新的或旧的,过去的或现在的,一律搜齐,即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

以后,北京出版界决定出版《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周谷城写信请求毛泽东作序,毛泽东回信说:

谷城兄: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学无多研究,不能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覆,顺颂教安。

“right”毛泽东

“right”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使科学、文化领域活跃起来。在学术问题上不管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自由地展开辩论,在自由的辩论中分真伪,别正误。要使“争鸣”能够正常、持续地进行下去,作为领导者应该有意识地给少数派鼓励和打气,因为真理并不一定总是在多数人那边,有时是在少数派手里。毛泽东积极支持周谷城展开“争鸣”,并不只是由于自己赞赏周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是希望通过对周的鼓励,来把这场争论引导进行下去。从而为自己倡导的“双百方针”树立一个成功的范例。

由于“争鸣”是在学术界中进行的,属于政界的领导者,是应当对“争鸣”进行积极的引导,但应把握好分寸和尺度,不宜直接卷入某场学术论争之中。因为领导者,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他的身份在客观上具有“权威性”。如果领导者直接卷入学术争论之中,发表意见,那么,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身上那种“权威”影响带进来,破坏学术“争鸣”所必需的宽松、自由的气氛,从而不利于“争鸣”的正常、深入地进行。毛泽东不为周谷城的书作序,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倡导“百家争鸣”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