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发展商品生产，必须重视和运用价值规律。当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就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借鉴苏联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这也包括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认识。他在肯定商品生产作用的同时，对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有一定程度的重视。他主张在经济建设中，要遵守价值规律，按价值规律办事。毛泽东提出在经济生活中，应该实行等价交换，像苏联那样违背价值规律剥夺农民的做法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他说，在我们国家，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缩小剪刀差，实行等价交换或者近乎于等价交换的政策。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对忽视价值规律调节作用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从去年冬季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来搞副业等经济作物，特别是二十项、三十项比价一定，什么棉粮比价、油粮比价、猪粮比价、烟粮比价，等等。这样一来，农民对副业，经济作物就大有味道，而粮食不行了。开头一偏偏到粮食，再一偏偏到副业、经济作物，谷贱伤农，你那个粮价那么便宜，农民就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应该用价值规律来调节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问题。但是，毛泽东对价值规律作用的正确认识未能一直贯彻下去。随着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的发展，他的认识陷入了误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对供给制的青睐，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倡导，对公共食堂的赞赏，都表明他忽视价值规律作用的倾向。从1958年10月份开始，毛泽东意识到了这种鄙视商品生产，忽视价值规律的做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于是便开始着手纠正“左”倾错误，重新确立按价值规律管理经济的原则。
1959年2月，正在郑州巡视的毛泽东用了三天时间，将各省委书记一批批召到他的专列会议室，商讨农业问题。按照会议程序，先是由省委书记们汇报各地的情况。轮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汇报时，他把自己在晋南洪洞县蹲点时的见闻，向毛泽东作了如实汇报。他还特别详细、具体地讲述了自己亲眼目睹的一场调粮风波：一群公社干部来到老百姓家中，强行拉走大车粮食。老百姓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种的粮食被白白拉走，都很气愤。公社干部却以教训的口吻说：如今公社化了，我们都是一个人民公社的社员，还分什么你我？难道你们对公社有意见？你们想走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你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哪里去了？一时间，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扭打厮杀，幸亏及时赶来的陶鲁笳和县委领导上前劝开了相互殴打的双方。毛泽东听后心情异常沉重。为了纠正这种已经刮起来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缓和干部与农民的紧张关系，毛泽东提议要陶鲁笳参加起草一个通俗、简明的条文，对公社一级干部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客观法规，违反它，要整得头破血流。陶鲁笳和起草小组的几位同志经过反复讨论，拿出一个初稿向毛泽东汇报，当陶鲁笳汇报到人民公社要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时，毛泽东非常尖锐地指出：“你没有讲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嘛！当前，在队与队，社与组，组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又经过几番讨论和修改，毛泽东综合大家的意见，最后形成了整顿人民公社的14句话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1959年3月底至4月初，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陶鲁笳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个报告，内容是山西各县落实14句话方针的情况。陶鲁笳在材料中汇报道：忻定县在粮食问题上，根据不同来源，不咎既往，现款交易，谁卖谁得的政策，和多劳多得，多劳多吃，多产多吃，多产多卖，多卖多得，多得多分的原则，明确地规定了具体实施办法。当此项方法向会内会外的干部和群众宣布以后，在几天之内，全县尚欠800万斤的粮食收购任务，很快地完成了。有些公社闹“粮缺”风潮的不再闹了。又如运城县将原高级合作社的现金收入464万元全部退还给原高级合作社，深得民心。各县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讨论的情况证明，主席提出的旧账要算，要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是群众的一个迫切要求。
毛泽东批注：“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化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不利。一个县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允许的。”
陶鲁笳汇报材料中说：“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对于当前的生产运动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毛泽东批注：“开大会将要妨碍当前紧迫的春耕生产，这也是一项迷信，已被群众打破，看开什么会。开一平二调三收款的会呢，还是开现在这样的会，前者一定妨碍生产，毁坏社会主义，毁坏人民公社，后者则完全相反。”最后，他在陶鲁笳的报告前写了六个字作为标题：“介绍山西经验”。于是，这份《介绍山西经验》的材料就作为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第35号文件发到了与会者手中。
山西的经验，对于刹住正在全国蔓延的“共产”风，对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大跃进”以来造成破坏的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从现在的观点看，毛泽东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认识，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也犯了错误。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局限性思想是很难避免的。无论如何，毛泽东利用价值规律来对经济建设进行管理，在当时是杰出的、卓越的，对于纠正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是起了巨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