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理论。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保护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一再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拥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他们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我们对他们要采取耐心等待和说服的政策，有些要办的事情，他们不愿意，我们可以暂时不办，再商量，等待一下。在经济建设事业上，我们也事先和他们商讨。民族资产阶级是一笔财富，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要对资本家很好地进行安排，使他们变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目前有的工厂的厂长是资本家，是因为他们懂技术，但他们的企业在逐步变为国营。
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同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谈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问题时说：我们要用经济观点，向大的方面看，现在中国的私人资本，在全国工商业经济上，比重还是相当大。例如：北京有5万工商户，4万多摊贩，在5万工商户中间，1.7万户是雇佣工人店员超过3人的，1.9万户是夫妻母子的家庭工商业。从全国看来，有些大工业家，他们掌握着的工厂，经济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业还要大。向着社会主义走，公私双方都需要发展。私人资本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上，它是有贡献的，只是不要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资本家唯利是图，人家说是不好，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国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所图的利，三个方面都能够顾到，正是希望他们，需要他们来“图”，只不能让他们光是图私人的利。
毛泽东决定采用赎买政策，改变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根据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是一个剥削阶级，但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里，民族资产阶级可以与共产党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但是，要对民族资产阶级实现赎买，还必须采取一系列政策，这主要是，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中，资本家所得虽不到1/4，如果以10年左右的时间计算，这笔利润的数目，就可能达到20亿左右人民币，这对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是划得来的，是合算的，并不吃多大的亏；从工人阶级和全国劳动人民说，这是逐步的赎买，不是一下子赎买，也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钱来赎买，而是由工人阶级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用给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的方法进行赎买，所以，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也是有利的。
在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些人公开反对这一政策，不承认资产阶级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毛泽东针对这一错误倾向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党的对资产阶级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此外，毛泽东还批驳了一个自称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中否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反对党的赎买政策的主张，认为这是以“左”的面貌来反对我们党的路线，是一个挑战，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工人阶级的。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召开座谈会，他在会上指出：党和国家将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适当安排，继续实行赎买政策，鼓励他们把自己从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凡是现在对于工商业的改造有贡献的，社会和国家都不会忘记他们的。这次会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
1956年初，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席卷了全国各城市。截至年底，全国公私合营的私股共有24亿元，其中工业17亿元，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6亿元，交通运输业1亿元，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发给私股股东固定息率（年息5%）的定息。当时资本家心存顾虑，不知定息能拿几年。为此，1956年12月5日、7日和8日，毛泽东三次召开全国工商联代表人士谈话。他说：定息到底多少时间，中共中央谈过，认为时间太短不好，赎买就要真正赎买，不是欺骗的。有人问究竟还有几年？大家很关心，我们以7年为期今年、明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7年。之后，毛泽东又补充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7年过后，国务院又宣布从1963年起，延长3年，到期再议。1969年9月，停止支付定息）。
据统计，中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包括基本完成所有制改造后所付定息在内的全部赎买中，共花了32.5亿元人民币，应该说这是“很便宜的”，虽然这点钱已经超过了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和私股股金总额24亿元的数额。毛泽东高兴地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对无产阶级是十分有利的。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赎买政策的胜利，毛泽东作了一笔划算的买卖。他将马克思和列宁设想与提出的赎买政策的理论变为现实，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而且在实现过程中，保持了社会的安定和企业的正常经营，照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又减轻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阻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了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迅速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性和毛泽东高超的管理艺术。他根据中国的历史特点，抓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有利时期，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前完成，为“一五”计划的顺利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