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管理者在决策中制定了预定的总体目标后，一定要对事物的多向性曲折发展变化趋势和多种可能性的未来结局进行正负效应的评估、选择，然后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加以调节和控制，使事物朝着理想的方向和目标发展变化。
毛泽东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进程中，始终坚持从多种可能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总是通过预测，事先认识改造对象的多向性未来发展变化趋势和多向性未来结局，然后按照党和人民的价值取向制定因势利导、补救应变、趋利避害的对策，加以有效的调节和控制，通过这种对策和控制，促使事物走向并实现有利的未来结局，避免导致有害的未来结局。
毛泽东制定趋利避害决策的调节和控制原则，是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出对策准备，争取最好的可能性。他再三提醒人们，谋划对策，一定要事先注意全面预知出现多种未来结局的可能性。只有立足最坏的情况，从最坏的可能性来设想，来制定调控对策，多作几手准备，才能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立足主动地位，争取好的可能性实现。他说：“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的一个条件。”
在战争领域，毛泽东历来坚持全面预测，预知战争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坚持立足最坏的情况，作万无一失的多方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这种趋利避害的决策原则。这样制定的决策付诸实践，遇到多种情况都能应付裕如，遇到最坏的情况也能化险为夷，终操胜券。
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国民党蒋介石的反革命力量在人民革命力量的打击下大大削弱，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毛泽东目光敏锐，他从战略战术两个方面科学地分析了形势后认为，中国的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军事形势在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虽然从军队的数量和武器装备来看，蒋介石仍占有优势，其主子美帝国主义仍在源源不断地援助他，但蒋介石的军事攻势已经衰弱下去，这表现为蒋军兵力不敷分配，兵员不足规定数额，战线又拉得过长，消耗过多，蒋军士气在日益低落。
在重大变化来临之际，毛泽东抓住关系整个战争全局的重要关节，就是说我们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我军在数量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展开战略反攻，而应抓住有利时机，不让敌人喘息，全面转入反攻。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及时作出了“大举反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按照毛泽东的伟大决策，1947年7月至9月，我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先后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敌人被迫转入战略防御。
根据敌我双方兵力的部署，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毛泽东把战略进攻的矛头选在中原地区的大别山，这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
为了使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决策付诸实施，毛泽东指定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担负进军大别山的光荣使命，以12万余大军远离根据地，一举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作战，这种独特的进攻样式是史无前例的。不难设想，要实现这样伟大的战略计划，绝不是轻而易举的。毛泽东对刘邓大军出动后敌人可能采取的对策和我军外线作战的复杂情况事先进行了全面的预测。他预见到刘邓大军可能会面临三种结局：一是付出代价，不能大量歼敌，难以立足，被迫退缩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为此，毛泽东事先告诫刘邓大军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随时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同时力争站稳脚跟。刘邓大军按照毛泽东趋利避害的指导原则，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终于在大别山站住了脚，扎下了根，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估计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对改变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8年9月16日至9月24日进行的济南战役，是我军对国民党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济南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攻坚战。敌军不仅有11万多重兵把守济南，而且在徐州一带集中了17万机动兵力，准备随时驰援济南守军，此役我军将面临攻济打援双重硬仗。
战役前制定作战计划时，毛泽东提出，战役计划应以能应付最坏情况为根本出发点。他通过科学预测，估计到攻济打援可能出现的多种不同情况，其中包括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我军尚未攻克济南这种最不利的情况。在战役部署上，他着重谋划了对付这种最不利情况的打法。1948年9月11日，他在电报中再次提醒我军作战部队：“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出发点。”
遵照毛泽东制定的趋利避害的决策，我军攻城兵团巧打快打，迅速全歼守敌。同时打援兵团严阵以待，迫使徐州方面敌军惧怕被歼，始终未敢北援。由于我军趋利避害对策得当，避免了我军攻济未克，援敌逼近这种最不利的情况出现，使整个战役大获全胜，为其后进行淮海战役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8年10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淮海战役各有关指挥员的电报中说：“你们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这又是全面预测，预见战役发展变化的多种可能性，立足最坏情况，科学制定趋利避害决策，争取最好结果的范例。上述三个例子，只是一个缩影。其实在毛泽东作出的许多决策中，都体现出了趋利避害的科学性。他并不害怕和逃避失败，但又通过各种方式去争取达到最好的结果，实现预期的决策目标。由于毛泽东在决策前准备充分，考虑周全，作好了最坏的打算，这样使得他在对敌斗争中处处处于主动地位，成为一个令任何对手都望而生畏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