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旧中国存在的许多丑恶现象依然盛行，娼妓众多，妓院林立便是其中之一。这些丑恶现象是旧中国腐朽社会制度下的产物，与国民党反动政权一道为害作祟，毒害着人民的身心健康。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指示各级党政、公安机关，紧密配合波澜壮阔的清匪反霸、镇压残余敌特运动，展开一场清除社会丑恶现象的伟大运动。
1949年10月，开国礼炮的余烟还未散尽，毛泽东便召见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商讨清除旧式娼妓一事。彭真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市娼妓盛行，妓院老鸨残酷欺压盘剥妓女的情况。毛泽东异常气愤，拍案而起，坚定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必须向娼妓制度开战！”
之后，毛泽东怀着解放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妇女和彻底铲除娼妓盛行之风的丑恶现象的决心，指示公安部长罗瑞卿立即着手解决清除旧式妓院和娼妓。罗瑞卿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马上部署除娼计划，并确定在全国大中城市采取两种方案：一是以北京等地为代表的，在短时间内摸清妓院的有关情况，集中力量，统一时间，一举将全部妓院予以关闭；二是以天津等大城市为代表的，采取“寓禁于限”的方针，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逐步取缔妓院。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代表着中国的形象，她应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经毛泽东直接授意，罗瑞卿等决定先采取第一个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封闭北京所有妓院。但封闭妓院也有一个形成共识的问题，因为妓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服务行业”，除了妓女，还有一大批从业人员，妓院里的“司账”、“跟妈”、“伙计”都是底层劳动者，处理不好会伤害部分劳动群众的感情。对此毛泽东打电话告诉罗瑞卿：望向各界群众解释，并防止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协助政府把这件事完全办好。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于1949年11月12日在北京市公安局集体办公会议上对市局和各分局的分管领导说：“采取封闭妓院的行动，不是公安部门的单方面行动。这样做一定要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做出决定后再办。”会议起草了在北京立即封闭妓院的议案，决定在封闭之后，对妓女进行教育改造工作，对老板和领家，则视其罪行轻重依法惩办或强制改造教育。
1949年11月21日下午，封闭北京所有妓院的方案在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立即专门向毛泽东报告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封闭妓院的决议。毛泽东听完他们对妓院老板的惩处，对妓女教育帮助的处理意见后，高兴地说：“这个决议很好，应立即执行！”
当天晚上8点，罗瑞卿便命令北京市2400余名干警，分组扑向分布有妓院的5个城区及东郊、西郊。干警们和随行的卫生部消毒组首先对全部1268名妓女进行了有关卫生处理，将她们集中到设置在韩家潭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队。接着，对妓院的财产和老板领家的财产进行登记，并予以没收，并在各家妓院的门口贴上“北京市人民政府1949年封”的长封条。至次日凌晨5时，全市的妓院全部封闭，行动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毛泽东很关心封闭妓院的事，他一直在等待罗瑞卿报告的消息。11月22日上午，罗瑞卿在行动一结束，便在电话中向毛泽东汇报了封闭妓院行动的辉煌成果：全北京市的妓院老板269人、领家189人一网打尽，全部在各区公安局看押着，让他们反省，交代罪行，等审查后分别处理。全市1268名妓女已经集中起来，在韩家潭的8个教养院中进行教育改造，并帮助她们另谋正当的生活出路。集中工作顺利，秩序很好。
毛泽东听后十分满意，连连称赞罗瑞卿干得好，并进一步叮嘱道：要注意做好善后工作，并且继续在全国其他城市采取适当的措施，使全中国的妇女真正当家成为自己的主人。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公安部对妓院老板、领家，视其犯罪行为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教育保释、没收财产、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以至死刑的惩处。对于北京的1268名妓女，人民政府则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她们在教养院里真正感受到了在人民掌权的新中国做人的快乐，感受到了自己是不会被人民国家遗弃的亲生骨肉。教养院第二天就对她们进行教育，给她们检查身体、治病，对有家可归者发放路费遣送回家，有对象者帮助结婚，年幼者安排送进学校读书，其余人员则安排学习生产技术。她们中的许多人在党的教育下，积极要求进步，光荣入党；有的成为先进工作者；有的成长为国家干部。这真是：“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枝发了芽。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其他具备条件的城市，如青岛、秦皇岛、洛阳、长沙等地，也都在统一的时间内封闭了妓院，并对妓女实施收容、教育、改造。
大规模的禁娼运动，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各地的妓院老板和妓女以强烈的震撼，同时也使他们陷入惊恐之中。
根据毛泽东示意，罗瑞卿继续采取措施，令各地公安机关针对这一新情况，结合着加强对妓院、妓女的整治管理，适时地作出部署，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运动，揭露娼妓制度的罪恶，鼓励妓女重新做人。
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娼妓业已大为萎缩，大部分城市在1951-1953年之间，选择适当时机在规定的时间内封闭了妓院，如武汉、西安、上海等。在其它一些城市经过不同形式的反复工作和斗争，公开设立的妓院也在1954年前后被彻底禁止。到50年代中期，在中国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妓院被彻底禁绝，禁娼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
娼妓现象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余毒，有着浓厚的社会基础。妓女和妓院伙计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人民，由于生计上的压力，才被迫走上了这条路。要想彻底清除这一丑恶社会现象，单靠武力是很难办到的。这样做很可能会使妓院由地上转为地下，公开与人民政府作对。同时也会伤害很多下层劳动人民的感情，造成无穷的社会治安隐患。毛泽东在清除旧式娼妓的管理工作中使用了两种策略，对妓院老板、领家和妓女、伙计分别对待：对压迫者给以严厉的处罚，对被压迫者进行教育改造。同时又对两者都给予生活出路，这样就减少了禁娼工作中的阻力。在毛泽东出色的组织管理之下，人民政府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彻底根除了毒害中国人民达几千年的娼妓业，这对改良人心风俗，维护社会治安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