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期宦官专政，“永贞革新”是一场反宦官集团的革新运动。永贞元年，顺宗即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韦执宜、韩泰、韩晔、陈谏、凌淮、程异等进行改革。革除官吏在正税以外的进奉，罢去宦官扰民的宫市和五坊小儿，并准备夺去宦官手中的兵权。可惜计划被识破，宦官首领俱文珍逼顺宗退位，二王被贬逐，柳宗元等被贬为边州司马，革新失败。历史上也称作“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王朝在经历了唐太宗贞观时期、武则天时期后，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其政治军事上的强大、经济上的繁荣，也就达到了顶峰。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几乎灭亡，从此走上下坡路。唐王朝的政治一统，被藩镇割据所取代，赫赫王权转到宦官手中，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这两个恶疾附着在唐王朝身上，难以根除。总的说来，唐中期以后的皇帝多是庸人，虽然有个别皇帝曾在一些朝臣的帮助下，试图清除这两个毒瘤，但终于由于根深蒂固，难以奏效。唐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就是一次失败的政治改革。
宦官是专制制度的伴生物，宦官被作为皇帝的家奴，服务于皇宫中。宦官作为一个集团，其成份相当复杂，他们多数是来源于社会下层，由于肉体被残害，所以心理上也常常是畸形的。众多的宦官集中在宫内，很容易结成集团。唐朝前期，宦官数量不多，地位也很低，无权过问军政大事。到唐玄宗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宦官激增到3000人，仅五品以上的宦官就有1000人。宦官高力士尤其被重用，玄宗还委派宦官任监军，到藩国出使。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当皇帝得到了宦官的帮助，所以更加信任宦官，任用宦官李辅国掌握禁军，朝廷所有制敕，须经他押署，才能实行。到唐德宗时期，他刚愎自用，猜忌大臣、宿将，便依靠宦官。德宗设护军中尉2人，中护军2人，全由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以后，宦官掌典禁军成为定制。从唐代宗时开始，还以宦官2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传宣诏旨，权力很大。并且这些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地位更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地方上的节度使也多从禁军中选任，宦官势力日渐膨胀。皇帝和朝臣都要受到宦官的支配，因而非常不满。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死。二十六日（丙申），太子即位，也就是顺宗。事实上，顺宗为太子时，即有变革新政之志。他最宠王伾，而与王叔文尤为志同道合。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以及陆质、吕温、李景俭等，也都与二王相结，最终形成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党派（《旧唐书·刘禹锡传》）。这个革新党派，可以说是在顺宗的直接领导下形成的。可惜的是，顺宗在即位前，突患喑疾，口不能言；即位后，一切依靠二王，不能亲自指挥。变革新政运动的前途，一开始就呈现不祥之兆。当时，顺宗用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叔文用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掌白麻内命，亦即机密诏令；同平章事为宰相。有职有权，本对革新十分有利。但上传下达的渠道不畅。顺宗垂帘问政，仅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上传之事，要一经韦执谊，二经王叔文，三经王伾，四经李忠言，五经牛昭容，才能为顺宗所知晓。下达之事，环节亦同。在这种情况下，变革新政自然也就不可能顺利。
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革新党派一方面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浙西观察使李锜，原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使“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至是解其职，将财政大权从藩镇收归中央。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支度副使刘辟求总领三川（即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并扬言：“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王叔文大怒，欲杀刘辟，辟仓皇逃走。另一方面努力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先罢掠人扰民的宫市及五坊小儿，再减停宫中闲杂人员及内侍多人俸钱，以抑制宦官势力。然后，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京西左、右神策军节度使，度支郎中韩泰为其行军司马，以夺回禁军军权。可惜宦官醒悟，知道“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诸将勿以军权授人，使革新党派的计划落空。同时惩贪鄙，用贤能，免苛征，恤百姓。京兆尹道王李实，为唐宗室，残暴敛财，被贬为通州长史，市井为之欢呼。用能吏杜佑摄冢宰，并兼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召回了被贬的贤臣郑余庆等回京。郑余庆后任宰相多年，颇有清誉。规定两税外，“不得擅有诸色榷税”；常供外，“不得别进钱物”。并免除百姓积欠的租赋课税，达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钱）、石（粮）、匹（绢）、束（丝、草）。
结果变革持续到同年三月，侍御史窦群、御史中丞武元衡，即将革新党派列为异己，并进行攻击。同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旧人”，疾李忠言为宫中新进，王叔文等朋党相结，借顺宗病久不愈，立广陵王淳（后改名纯）为太子。三位宰相，高郢无所作为，贾耽、郑珣瑜称疾不起，以表示与革新党派不合作。六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也相继向顺宗及太子奏表进笺，攻击革新党派。而在此之前（五月），王叔文因前充度支及盐铁转运副使，加拜户部侍郎，俱文珍等已趁机削去叔文翰林学士之职。如前所说，翰林专掌机密诏令，职权甚重。叔文失去此职，便无法领导变革新政运动。王伾为之一再疏请，也只允许“三五日一入翰林”。形势已经不利。至此，叔文又因母丧去位，形势更急转直下。七月，韦执谊不听叔文调遣，革新党派内部分裂。同时，王伾再三上疏，请以叔文为宰相，不报，知事不济，亦称病不出。而既得利益者却较为团结。在这种形势下，变革新政运动已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到了七月二十八日，俱文珍等逼顺宗下制，称：“积疢未复，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勾当。”同时，以更为志同道合的袁滋、杜黄裳为宰相，以取代高郢、郑珣瑜。八月四日，既得利益者又假顺宗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制敕称诰。”五日，太上皇徙居兴庆宫，诰改元永贞。六日，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王伾不久死于贬所，叔文翌年亦被赐死。九日，太子纯才正式即位于宣政殿，是为宪宗。九月十三日，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为邵州刺史，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十一月七日，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朝议谓刘、柳等人贬太轻。十四日，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哗为饶州司马；又贬程异为郴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此十人，合称“二王八司马”。至此，变革新政运动彻底失败。
永贞革新运动被扼杀，唐朝政治更加黑暗，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个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继位的皇帝对前帝的私人，不论是非功过，一概予以驱除。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就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以后，都开始表面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