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年代的红色延安，需要造就和培养大批红色革命接班人，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教育和教育家，而吴燕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锻造和成长起来的红色教育家。
自古至今，人类社会从事各类文化教育的人很多，照本宣科混饭吃的舌耕者也为数不少，但是能称之为“家”的，却历来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这是因为“家”需要独创，需要革新，需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一家之言”，并使之成为经过实践检验又行之有效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既对社会有着积极的现实指导作用，又有着远见卓识和历史意义。所以，一个人无论成为哪一方面的“家”，都不是墨守成规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付出非常的心血和努力，所以他们值得人们永远尊敬。吴燕生就是一位值得人们永远尊敬的教育家，红色延安的人民教育家。
说起吴燕生，那些如今已是皓首童颜的延安“红孩子”，无不追思缅怀，情深意长。他们是吴燕生教育实践的直接受益者，也是亲历吴燕生教育实践的体验者。说起吴燕生的教育，仿佛转瞬回到了延安，回到了那些晨曦暮光的年少时代。
吴燕生，生于1900年，卒于1958年，享年58岁，北平（今北京）人。父母祖上都是蒙古族人。然而，春秋代续，江河消长，吴家几代没落，家境贫穷，吴燕生兄弟姊妹7人，人口众多，日子过得很艰辛。年少的吴燕生自幼酷爱上学读书，但由于家中经济困难，父母无力供他读完初中。15岁的他只好自谋生路，养家糊口。他做过店铺的伙计，当过人力车夫，还被军阀拉去学兵连当兵。小小年纪，已饱尝人世酸辛。这样的人生，注定曲折而传奇。
果然，在吴燕生24岁的时候，发生了一桩决定其未来人生的大事。尽管他早已离开学校，走向了社会，但是对学校仍然有着克制不住的迷恋。一天，他看到一位老师站在讲台上，打着手势给学生教生字，非常好奇，原来是座聋哑学校。于是，就经常去学校学习观摩，居然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教学方法。对学校教育充满向往的青年吴燕生，觉得自己也可以教聋哑儿童识字，就果决地去见校长。没想到校长鄙视地对他说：“一个穷小子，还想吃天鹅肉，没你的份！”
校长的轻蔑没有挫败他立志聋哑教育的决心，反而坚定了他的信念。听说奉天（沈阳）有所基督教会办的聋哑学校可以半工半读，就自己凑钱去了奉天。在这里，他不仅完成了学业，留校当了教员，而且还找到了与他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女教员任义。任义的父亲任作田是当地的著名中医，又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创建者和组织者之一，曾经率领几百名抗日战士对日奋勇作战。后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迫从黑河撤退到苏联。由于当时苏联经济困难，难以立足，只好又率部回国。回国之后，任作田决定争取一处义勇军可以独立存在的地方，就请东北抗日将军张学良出面斡旋。好在国民政府最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在内蒙古绥远河套地区建立垦区，自谋生路，作为安置。之后，由任作田作为领导全权管理。他在这里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把垦区建成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集体劳动生产，集体生活吃饭，统一计划分配。使这里成了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避难所、中转站、难民营。这时，作为任作田女婿的吴燕生也协助岳父参与一些垦区的管理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三省，吴燕生在岳父的影响下，参加了东北抗日救亡活动，后来结识了抗日将军张学良。张学良见吴燕生英俊魁梧，谈吐不俗，且有志于中国的聋哑教育，认为人才难得，就资助他前往日本东京聋哑师范研读深造。两年后，吴燕生学成回国。
1935年初，吴燕生回到北平，继续在聋哑学校任教。有位聋哑孩子家长是市长，通过孩子知道吴燕生致力于聋哑教育，主张勤俭办学，亲自和学生抬着买来的桌椅板凳走过大街小巷，还自费编写了《聋教常识》送给家长，又以个人名义募捐到2800余银元，申请创立北平聋哑学校，为此很是感动。经审议，市长将此项申请纳入了市政府的行政计划，批准了吴燕生创办市立聋哑学校的申请报告，同时立即拨款建校，指定由他来担任校长。学校当年7月开学，社会反响很好。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华北也遭到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学生已无法读书。许多抗日的仁人志士走向抗日前线，吴燕生也以自己聋哑学校校长的身份，出面担保和营救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积极支持北平的抗日运动，并尽其所能为他们提供生活用品。不料，他被日本汉奸盯上，列入了他们暗杀的黑名单。幸亏地下党组织及时派人送信，他才得以连夜骑自行车逃离了北京城，又辗转来到内蒙古绥远河套的垦区。
同年9月，垦区的地下党组织，决定从垦区抽调一批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参加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他们的170多名家属，交由吴燕生带领，前往延安。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带领170多名男女老少，徒步穿越草原沙漠大戈壁，还要过黄河，风餐露宿，谈何容易！何况，这是一条艰难漫长的路线，先由绥远进入内蒙古伊克昭盟，越过毛乌素大沙漠抵达陕西的神木，再经榆林到达绥德，再由绥德奔向延安。途中，还要穿过已经投靠日寇的蒙古德王的领地，还有随时被野兽袭击、被反动派杀害的危险。
果然，一路险象环生。渡黄河的时候，水浅，人多，船少，必须轮流慢行坐船过河，岸边有人拉纤才行。这时，日本鬼子的数架飞机掠过上空，接连扔下几颗炸弹，炸死毛驴1头，造成几人受伤，有的人害怕自己在路上送了命，硬是不听劝阻，执意离队而去，好在大多数人并没动摇。
进入毛乌素大沙漠，眼前黄沙茫茫，沙海一片，望也望不到边，风餐露宿，吃水困难。时不时就有沙尘暴旋起，过后，难辨方向，就会迷路。好不容易找回原路，走上正道，偏又遇上了沙尘暴。
真是祸不单行，只见沙尘暴起处，一支百十来人的蒙古骑兵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吴燕生马上用蒙古语与他们交流。原来，他们是德王的部下，奉命追来检查。见了这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知道是逃避日军的“难民”，身上又没搜出枪支，就顺手牵羊地拿走一些值钱的东西，放行了。
可是，谁也不知道前面的防线森严，四面沙包架起了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在对准这群“难民”。面对如此险境，大家都以为这次必死无疑。不料，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吴燕生却不顾一切地大声喊着蒙古话，勇敢地迎着机枪，冲上前去，请求他们“别开枪，是良民”。为首的长官听到蒙古话，诧异地骑马来到吴燕生面前，仔细询盘查询问，吴燕生面无惧色机智地回答。那位蒙古长官看了看吴燕生，又看了看他身后的一群老弱妇孺，个个灰头土脸，全然是副难民模样，也就不再怀疑其是“共党”或“逃兵”，随即便挥手放行了。
劫后余生，大家都松了口气。一路上，吴燕生有序地组织大家放哨巡逻，安排大家的吃喝拉撒，经过三四个月的长途跋涉，1937年12月，大家终于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初，吴燕生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党组织分配他到延安干部子弟学校任教，并兼任副校长。
10月，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党中央决定撤退延安。为了保证红色延安革命后代的生命安全，保护延安保育小学革命烈士遗孤和革命军干子女，组织上委派吴燕生带领全校师生撤离到距延安70多里的安塞县内，分别在白家坪、吊儿沟、茨儿沟等地建校办学，继续完成学生的教育。
之后，由其担任延安保育小学的第一任校长。其后，吴燕生开始了他红色延安的新式教育，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教育理念。这些理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向陕甘边区政府教育厅的报告》之中。这篇报告，从延安抗战中的儿童状况，到陕甘边区的儿童教育，从学校教育的方针，到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指导儿童生活的一般原则和实施方案，都进行了细致的理论探讨和具体的操作实施。在一系列的理论基础上，他又理论联系实际，在“保小”教育工作中积极探索实践，使红色延安的儿童教育取得了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