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3日，阎锡山开始向山西抗日的八路军下手了。他们动用武力，在永和附近袭击决死队第二纵队，破坏永和、石楼等地抗日民主政权和“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
接着，公然杀害了洪洞、蒲县两县的县长，继而杀害了驻扎隰县的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晋西事变”。
12月6日，******同王稼祥就“晋西事变”急电朱德、左权、彭德怀及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等，指出：“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认为“晋西北晋西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毛主席最后关切地嘱咐“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
12月9日，******给贺龙、关向应、李井泉发了电报，提出要加强晋西北的政治领导，并调任李井泉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同时，致电八路军总部、第120师、第129师、晋西独立支队等，补充说明了我们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方针，以及八路军抗战到底的决心。
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粉碎日军侵华的罪恶图谋，1940年春，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和聂荣臻等部队首长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共同确定了“破袭正太路”的计划。正太路，是指从北平到汉口铁路上的河北正定开始，通过井陉，爬上巍巍太行，经娘子关天险进入山西，继而西行至榆次与同蒲铁路接轨，再上抵太原的铁路线。该线全长240余公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当年夏季7月，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和我们的第120、第129师下达了作战命令，向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我们一马当先对日军展开了大突击，有时面对面跟日本鬼子对着干，有时声东击西，有时打伏击战，有时急行军摸到敌人的头尾狠狠地揍，仗打得很是痛快。当然牺牲也不小，但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谁也不怕流血牺牲，作战都很勇敢。随着战局的全面发动，我军参战部队越来越多，最终达到105个团，约20余万人，故称“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左权任副总指挥，彭总亲自坐镇山西晋察冀军区总部指挥作战。战斗打响了，八路军捷报频传，连续炸毁破坏了日军控制的正太线上的不少交通要隘，有力地打击和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敌人在北宁、同蒲、平汉铁路的交通动脉也被我军截断，一些纵横在华北各地的公路交通线接连遭到重创，面目残缺不全。
根据总部命令，9月，晋察冀军区又分别在在晋察冀边境的涞（源）灵（丘）、榆（社）辽（县）、同蒲路宁武之南北段，发起对日作战的第二次战略进攻。我们102师在同蒲路宁武之南北段与日军决战，各参战部队都取得了辉煌战绩，我军抗战史上分别将这几战称之为“涞灵战役”、“榆辽战役”、“蒲宁战役”。
后来，我们听说，聂帅率部把我们八路军的红旗高高插在了娘子关上，那些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下生活了几年的同胞，看到高高飘扬在娘子关的八路军旗帜，都高兴得掉下了眼泪。消息传到延安，群情欢跃，延安街头到处可见祝捷的红纸大标语。延安各界还举行了万人大会，庆祝我军百团大战的胜利，毛主席还在会上通电慰问了八路军前方将士。
“百团大战”，挫败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让全国人民深受鼓舞，看到了八路军抗战的力量，坚定了人们抗战胜利的信心，从此，日本鬼子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在中国肆无忌惮，耀武扬威了。
后来，我跟随部队，在各级首长的指挥带领下，又参加了反扫荡战役、晋绥战役、绥包战役等一些抗日战斗，在战争中得到了很大锻炼。
1941年，我在自己的革命队伍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我的班长任玉龙、战友高凯金。那时入党还不能完全公开，入党宣誓是在一定范围中秘密进行的。后来，我的这两位入党介绍人先后在战斗中牺牲了，每当想起他们，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
1945年，我们打败了侵华日军，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不久，******又发动了内战，为了保卫人民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我们只好重新拿起武器跟国民党******作战。
1946年，我们三五八旅奉命跟随彭老总转战西北，进入延安，与国民党的王牌军胡宗南决战，保卫我们的革命圣地延安，保卫我们的党中央、毛主席。就是在这一年，我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亲切会见了全体指战员，还跟我们说了很多的话。他鼓励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暂时放弃一些地方，是为了将来换取更大的胜利。闯过这段艰难岁月，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国民党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听了毛主席教导，我理解了党中央为什么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放弃一部分革命根据地，理解了毛主席所说的“握起拳头再打出去，力量会更大”的道理，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对敌作战也更加机智勇敢了。后来，无论是担任侦察员，还是担任通讯排长，无论是任连长还是营参谋长，我都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战略战术对敌作战，侦察敌情。无论抓俘虏，拉电线，架设备，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1949年，全国解放，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激动得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更是百感交集。不久，我又随部队奉命前往青海剿匪。狡猾的土匪，白天扮作普通老百姓，对我们夹道欢迎，笑嘻嘻地给解放军送茶水、鸡蛋、馍馍，晚上却偷偷包抄零散的部队营房，残忍地杀害我们的战士。对此，我们吸取了教训，在后来的剿匪过程中不但提高了警惕，而且增长了智慧，胜利地完成了一次次剿匪的任务，我也分别在剿匪斗争中荣立二等功、三等功。
1952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猖狂进攻，妄图两栖登陆，进而侵占中国。这时，我所在的部队听从毛主席的命令，放下正在建设祖国的镰刀锄头，立即打起背包，扛起枪支，一路急行军，来到东北的丹东，接着“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来到了朝鲜的新义州，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部队的指战员，负责阵地炮车机械的运输收集和管理。
朝鲜山地连绵，雨水很多，道路泥泞，很不好走。为了保存我们炮团的有生力量和军备物资，首长指挥我们不断在山里挖坑道，造战壕。坑道，用来储备武器军械，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机枪大炮。战壕，则用来做掩体，以便打掉那些擦地而过的美军飞机。当时，我们的大炮，多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702野炮，还有一部分是苏联援助的加伦炮，但射程质量都比不上美国的飞机大炮。我们说是炮团炮兵，操作大炮的机会却并不多，多的是别的部队从阵地上搬下来打完炮的炮车空架子，再由我们推到坑道里收藏起来，先使武器归队，等有了炮弹才能让它们再上战场。
朝鲜山多，树多，我们的阵地在江边，夏天蚊虫很多，很折磨人。我们和武器都待在阴暗潮湿的坑道里，照明问题只能用豆大的油灯来解决，灯芯子是从棉衣里抽出棉花捻成的。许多战士水土不服，身上长了疥疮，甚至得了伤寒，畏寒怕冷打摆子，还流鼻血。后来，我也被传染了，昏昏沉沉烧了好几天，本来以为会死人，不料又活过来了。
冬天，大雪漫漫，天气很冷，我们吃的是高粱米、苞谷榛子和咸菜，条件很是艰苦。为了提高战斗力，我们部队的给养，后来增加了蛋粉和腊肉，很不错了。当时，朝鲜老百姓的日子也很苦，缺吃少穿的。他们看到我们的饭食和给养，难免流露羡慕，有的还会偷偷摸摸地拿上一点儿。毛主席知道以后，就指示凡邻近朝鲜百姓的部队，部队发什么，也给当地老百姓发什么，要在生活上接济他们一下。朝鲜老百姓知道了，感动得都哭了。
朝鲜的老百姓对中国志愿军特别好，大冬天的，他们把自己的热炕腾出来给我们的伤病员，自己宁可冻在门外守护着他们。他们给志愿军洗衣服、做饭，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送给志愿军吃，自己却饿着肚子。我们忘不了那些在朝鲜的日日夜夜，忘不了朝鲜人民。
美军打仗，多的是用飞机大炮集中列队轰炸，每次出动都是10架，20架，采取低空飞行，目标射击，极少用步兵。为了更好地用大炮对付他们，组织上抽调一部分步兵改炮兵的人员回国集训，其中就有我。我们在辽宁锦州炮校集中学习了3个月，之后又入朝参战，直到我们和朝鲜人民军共同把美国鬼子打到了“三八线”，美国鬼子乖乖地坐到谈判桌上跟我们谈判，停战，直至彻底结束这场战争。
我跨过黄河，参加了八路军，我跨过鸭绿江，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健健康康地活着超过了90岁。2012年，迎来了党的******，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共产党员，我幸运，我幸福，而更多的是欣慰，我们的祖国现在真的是富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