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政同志身材挺拔，面容清秀，皮肤白皙，一表人才，那副眼镜，衬托得他越发文质彬彬，儒雅沉稳，周身散发着鲜明的学者气息，具有典型的学者风度，怎么看也不像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他言语温和，才思敏捷，精神矍铄，依然透露着青春芳华。在延安，他曾经与卸任的******总理****是同学，之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深造，后进外交部礼宾司，再后来就到了甘肃，有着看似寻常又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
目前，****致力于革命历史文献的书稿编纂与校勘工作。近年来，由他参与编撰出版的《人民教育家吴燕生》、《中华红丛书》、《延水长流》、《革命摇篮延安保小》等相继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的还被共青团中央推荐为全国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读书目。“一生唯有好读书，老来依旧书为友”，这是我对****的即兴吟诵。的确，珍贵的典籍，有益的书籍，永远是读书人的良师益友，****听着我的话，赞同地笑了。
****思路清晰，谈及往事仍然是新发于硎，壮心不已。
艾政同志说：
我是陕西米脂人，生于1926年。我的父亲艾楚南，投身革命很早，早在大革命时期的1922年就已经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中搏击了。父亲高中毕业，又在西安军政学院接受了党的教育培养，一直是革命骨干。
1927年，******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我的父亲艾楚南和他的战友郭洪涛、李立国得信以后，匆忙从西安逃往山西。不料，路上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住了。敌人杀害了郭洪涛，却扣押了我父亲和李立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再杀他俩。李立国是陕北著名民主人士李鼎铭的儿子，李鼎铭听说儿子被抓，急忙携带重金前来赎买。敌人释放了李立国，连带也把我父亲给释放了。事后，李鼎铭连忙指令其子李立国立即离开陕西，速去天津南开大学读书，又让我父亲跟随他到由他担任校长的桃镇小学去当教员，以免杀身之祸。
1935年，组织上知道了我父亲的情况，将他调到中央苏区（即陕北苏区）去工作，我父亲从此离开了桃镇。
当时，马明方同志任陕北边区主席，我的父亲艾楚南任陕北苏区的财政部长（相当于省属厅长），后来陕北苏区扩大，改为陕甘宁边区，张慕焘的弟弟张慕尧调任来边区政府担任财政厅长，但是，不知为什么张慕尧却一直没有到任。于是，中央苏区政府就任命我父亲艾楚南为陕甘宁边区第一任财政厅厅长，1955年定级时由******亲自批准，定为八级干部。后来，父亲历任中央财政部司长、国防部财务司司长、行政财务司司长。抗战时期，我父亲艾楚南跟随罗荣桓率领的115师，转战在山东。之后，历任山东省委秘书长、山东省实业厅厅长等职。1950年调到中央，奉命组建财政部，后来到陕西省政协任副主席，直到1987年去世。
我家祖辈生活殷实，衣食无忧。革命战争时期，我的父亲和二大（二伯）都参加了红军，跟上共产党闹革命。国民党竭力反对人们参加革命，出于政治报复，他们没收了我家24垧土地，还扬言抓住家属一定严惩不贷，弄得人心惶惶，不得安生。我的母亲是位善良本分的农家妇女，十分害怕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把10岁的我抓去，或者屠杀。那时我在农村已经上了两年学，开始有些懂事了，就决定告别母亲独自流浪着去延安投奔父亲。母亲看我决心已下，态度坚决，想着家里实在是难以安生，只好含泪惜别。随后，她也背井离乡带着我的弟弟妹妹去逃难求生了。过去了很多很多的日子我才知道，母亲带着弟妹历尽艰辛，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原本生活富足的家早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折腾得一贫如洗，弟弟妹妹有病得不到救治，都先后死掉了，只剩下孤苦伶仃的母亲默默守在老家，天天盼望等候着我和父亲能够回来。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哪承想苦等苦盼的母亲，一直等到1952年才被我接进北京，留在了我的身边。而南征北战的父亲，却早已另有了家室，再无相见。
因为父亲是革命干部，我是干部子弟，到了延安就顺利地进了鲁迅小学，也就是后来的延安保育小学。这个学校是当时延安最大的小学，是延安完小与干部子弟学校合并而成的，全校学生大约有400来人，其中有100多名干部子弟，还有300多名其他成分的子弟。他们之中，有一部分是革命军、烈属子弟。这些人当中，有的跟随父母曾经被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后来被党营救转送来到延安；有的父母被敌人抓去关押，或者杀害，自己却由于各种原因得以幸免，只能独自逃离家乡，顽强地同敌人周旋，或者历尽坎坷找到组织送来到延安，或是自己流浪找寻来到延安。还有一部分是全国各地前来延安投奔革命的进步人士的子女，他们之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东北抗日救亡知识分子的子女，他们历尽苦难艰辛来到延安，同我们一样小小年纪就走向革命，自强自立。另外，还有一些是跟随革命的父母辗转来到延安落脚的。
除此之外，还有极少一部分是当地老百姓的子弟。那时候，当地老百姓很不情愿让自己的孩子读书上学，生怕他们的孩子离开他们，成为“公家人”。而是更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过着“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经济生活，一辈子厮守着他们过日子。他们的孩子也非常恋家，大多不愿东奔西走，所以学校里当地老百姓的子弟很少。
我记得，当时学校的老师也是来自东北的抗日知识分子居多。学生们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为着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共同接受全新的革命教育，使我们终身受益匪浅。
我们一个个正值同学少年，人人意气风发，青春洋溢，正是容易接受新思想、新知识的大好青春年少时光。在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下，大家目标明确，思想坚定，团结友爱，奋发向上，每天都在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知识。我们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热爱劳动，艰苦奋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创新，敢于胜利。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早晨出操跑步，还有军体训练，每周两节军体课，少先队还要训练两个上午，进行队列、投弹、射击、刺杀、紧急行军的训练，还有人民战争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内务管理要求整齐划一，被子要方方正正，衣物摆放要定位置，有层次，有秩序，仪容要保持干净整洁，行动作息要听号令。少先队员每天轮流值班，坚持站岗放哨查路条。
当然还要认真学习国语、算术、自然、地理方面的文化课。
那时候，延安的生活很艰苦，学生的文具和孩子的玩具都不多。记得，国共合作初期的1939年前，******曾经下令国民党政府给延安拨发40万法币（即政府合法的货币），用以资助中央苏区抗日救亡。我们这些学生也有一元钱的津贴，我的津贴是这样安排的：一毛钱用来打牙祭，买两碗羊肉面片（五分钱一碗），七毛钱给自己买双鞋，余下的两毛钱买本子和铅笔。宋庆龄还从重庆给我们搞来一些服装，分发给我们延安的学生。
后来国共合作失败，津贴就没有了，完全依靠我们自力更生。我们克服困难，乐观勤奋。缺少课本，就几个人共同用一本，没有墨水瓶，就用洋芋挖一个，缺少墨水，就将变色笔里的墨水挤出来，再兑上水，大家分着用。鞋子不够穿，大家就动手自己打草鞋。缺少粮食和蔬菜，就跟随老师上山开荒种起地来。大家的集体主义观念很强，一边干劲十足地在地里干活，一边还快乐地编歌来唱：
走出校门延河边，
河边有个大菜园，
白菜西红柿，
吃也吃不完。
在生活中，大家团结互助，以身作则。我们班的刘德才是个小红军，还是少年共产党员。他曾经担任过******的警卫员，在学校是班干部，对同学特别关心。战略转移时，他让小同学轮流坐马车，把他们一个个抱上抱下。遇到上山过河，就组织大同学背小同学，大家互相搀扶着前进。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样样事情走在前面，在同学中很有威信。
谢绍明是谢子长的小儿子，也是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14岁就入了党。他不但很会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而且对同学们非常友爱，有些小同学尿湿了被子，他就默默地拿出去给他们晒了，晚上再收回来放好，从来不责备他们。他是大家公认的学生领袖，曾经两次出席陕甘宁边区英模大会。
还有一个叫李洪亮的同学，父亲是位铁路工人，又是“二·七”大罢工的骨干，后来牺牲了。之后，他跟母亲被抓进了国民党的监狱，经党营救，来到延安。李洪亮性格开朗，机灵可爱，足智多谋。不但爱护小同学，而且非常热爱劳动。他力气大，不怕吃苦，别人两个合抬一桶水，他一人就能提起两桶来。但是，他挺调皮，爱搞恶作剧。一次，竟把一条死蛇放进了一个女同学的书包里，把那个女同学吓得大哭大叫，老师和同学都狠狠地批评了他，以后他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1944年延安整风以后，组织上派李洪亮担任保卫工作，搞外线侦查。他听说王家坪邮局有个特务长得跟他挺像，他就将计就计顶替了那个特务，把前来接头的另外一个特务也给抓住了。有段时间，他担任行动组长，卧底侦查，打击敌人非常有力。解放初期，他连续破获了几个大案、要案。其中有个反动组织，好像叫作什么劳动党的，他勇敢地卧底打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一举破获，立了大功。之后不久，组织上就任命他在西北行政委员会担任外线科长，是我们同学中最早被提拔为科长的人，后来被调入国家公安部工作。
我在延安保小毕业以后，就升入延安鲁迅中学，进了自然科学部，与后来担任过******总理的****同志同过班。后来党组织又培养我去了抗大学习深造，同时参加军事训练。
1945年，我奉命到华北军区张家口警卫团政治处任宣教干事。第一次参加战斗，我们连队就跟国民党傅作义的骑兵旅干上了。因为敌众我寡，我们就巧妙地运用我军的游击战术边打边撤退，这样就能够较好地保存有生力量，避免更大的牺牲，为后来配合大部队作战打下了基础。回想我在解放战争中参加的大小战斗不少于40次，其中有四个大战役，比如打张北，打尚义，解放张家口，以及平津战役等。由于延安的教育，毛主席的英明，我们在战斗中机智灵活，善于用战略战术与敌人斗智斗勇，所以总能做到敌败我胜。
1950年，组织上送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礼宾司工作。后来扩展“反右”斗争，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揭发矛盾，我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来遭受批判，内定为“中右”，限制使用，从北京一下子给下放到甘肃林业厅。在甘肃，因为我对当时提出不切实际的4000万造林指标表示异议，忍不住说了几句真话，又被扣上“否定******成果”的帽子遭到批判，接着就被从兰州发配到了平凉农村。半年多后，中央提出要抢救人才，抢救干部，周总理亲自督办此事，我才得以从平凉农村调回兰州。起初在农科所任职，后来又从事学校教育，直到离休。人生苦短，现在政通人和，我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尽些自己的绵薄之力。唉，时不我待。你瞧，每天都忙活的不得了，收效却不怎么善尽人意，还是年轻好啊，可以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