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人类，就产生了生产活动、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人类借以向自然界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一种方式。生产方式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决定作用。生产方式也即劳动方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既是人类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存在的基础。社会活动无论怎样复杂，首先必须解决吃、喝、穿、住的问题，然后才能去从事其他活动，而这些条件只有通过生产劳动才能产生出来。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社会制度的更替，生产方式对地理环境和人口等因素也能起制约作用。适应各类生产方式，劳动工具便会应运而生。
甘肃地域广大，生产方式多样，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创造了各种劳动工具。诸如人类早期的打磨工具石斧、石刀、石杵、弓箭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犁、耧、锨、驮筐、粮囤、辘轳、水磨、碾子、纺车、织布机、织口袋机、弹弓、木桶、驮桶等生产工具产生。
动农的祈盼
“正月土膏初欲发，天马照耀动农祥。田家斗酒群相劳，为歌长安金凤凰。”（《乐府诗集》三十八）春天开始播种的第一天，称“动农”，即开始动农活，亦称“动龙”。因二月为“龙抬头月”，龙为水神，庄稼丰收，需要龙神泽润，故在第一次开始播种时，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全家人牵上耕牛，找上耧、耱、锨等劳动工具，背上种子，端上香火纸炮，酒茶来到地中心，首先套上耕牛，在地心耕一个大“田”字或一个大圆，象征粮囤。然后，全家跪在田字或圆中心，烧香化裱，奠酒泼茶，顶礼膜拜，祈祷龙神保佑，一年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祭祀结束，开始播种。
动农、备耕的日子里，春雷乍动，万物复苏。农谚云：“九九尽，开耕种”。古历正月下旬或二月初，川地、山地、塬地大都解冻，春田按时序开始播种。春播的夏田作物有麦类：小麦、大麦、青稞、旱稻；豆类：麻、白豌豆、扁豆、蚕豆、回回豆；油料类：胡麻。春播的秋田作物有：高粱、玉米、糜子、谷子、洋芋、莜麦、荞麦（苦麦）等。春播的饲料作物有：苜蓿、燕麦、草秫秫等。
为了让一年的辛劳变成累累果实，农民把所有的祈盼都寄托在动农的日子里。在龙抬头日打灰簸箕是一种祭祀天地神灵的仪式，因为草灰有杀虫作用，他们希望虫神保佑一年中不要发生虫害，确保庄稼丰收。
打灰簸箕《静宁州志》载：“二月二日昧爽，男女持箕灰，狥墙屋基，祀龙抬头”。这天，天蒙蒙亮，妇女起得很早，净手后将灶膛的草灰掏在簸箕里，由掌柜的端上，一手持小棒，沿屋基墙根打撒，口中并念道：“龙抬头，虎抬头，各样虫虫都抬头，一棒打在灰里头。”一边打撒，一边念词，一直布撒到场心。
一年里气候多变，雹灾成为农业生产的一大灾害。甘肃许多地方夏季多发生雹灾，人们就想象出各种办法对付。在陇东，每年“四月八”要举行“将军爷”（驱雹铁炮）上山镇雨的隆重仪式。这一天，村民们抬上披红戴花的“铁将军”，捉公鸡，端上香火盘、奠酒奠茶等祭品，到山顶（或山腰）打炮的地方。给“铁炮”装上黑色火药后，众人齐跪，烧点香火，并将鸡杀死，热血洒在纸灰中，将鸡头置炮品上。然后，点燃铁炮，一声巨响，冲上天空，主祭者一边焚化纸裱，一边念念有词，祭祠大都是祈求上苍保佑一年中风调雨顺，若生恶风雹雨，“将军”一显灵威，化冰雹为细雨，化恶风为顺风。祭祀结束，大家将鸡煮吃，曰“吃山”。
动农，是农人的生存希望，丰收的祈盼！
传统的二人抬杠
二人抬杠是一种人力耕作方式。无耕畜人家，春秋播种时，二人前后抬一木杠，杠上拴耕犁，后面一个按犁地，窜籽、铺粪者紧随后面。这种以人代畜耕种的形式，通称“二人抬杠”。“二人抬杠”的耕种形式在贫困地区被广泛采取，这种艰苦的、落后的劳役，抢种季节至今在一些地方还能看到。
二人抬杠，颇能透出农耕生活的文化气息和品味。譬如扶犁讲究阴阳手，人、犁、杠组合成一幅力与美的几何图形，铧的锐角插入泥土，如蚕食桑叶，吐出绵密的犁道。历史把农民固定在赖以生存的田地上，他们用智慧，凭肩和手，仅以这么一条杠杆，托起了天、地、人赋予的使命。二人抬杠，是人们从现实走向理想的支点。
人类进入农业文明的标志是种植，但是，种植需要工具。在播种方式上，从远古时期的“刀耕火种”到《山海经》里的“始作牛耕”，耕种的发展，随着战国时期冶炼技术的成熟，耕种技术也随着改变。人耕方式虽然在古书籍里很少找到，但依据推理人耕当是耕作起始的必然之路。耦耕，就是两人合作耕地方式。《诗经》说“千耦其耘”，《吕氏春秋·季冬纪》里说“命司农计耦耕事”，《周礼·地官·里宰》中说“以岁时合耕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都说到了农耕。“合耕”后来被认为是两个人耕作的方式。人耕当在东汉前期，当时牛耕不够，便有了人耕方式，也出现了“二人抬杠”。东汉后，少数民族与汉族有了更频繁的交流，大量牲畜进入中原，牛耕才代替了人耕。
“二牛抬杠”耕种方式代替了人耕，也是农业文明向前推进的标志。这种耕种方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与演变，还没有被现代化耕作方式所完全取代。
“二人抬杠”与牛耕的最大区别不在犁上，而在杠上。一个大约4米长的木杠，在两端同一平面，大约20厘米处凿卯榫，凿好的卯榫眼上钉入40厘米长，有擀面杖粗的木栓，在耕作时，前面的人把犁上的绳子套在木栓处，耕种时，前面的人置抬杠于肩，木栓抵在前胸向前用力拉。后面的一个的一边扶犁，一边用另外一个栓往前推。就这样，二人“抬杠”在地里耕作起来。山地多是梯田，小块地多，既不能牛耕，更不能机械耕种，“二人抬杠”方便灵活，容易掌握。再者，地少了，有些农户觉得养牛等大牲畜划不来，饲养麻烦。于是，“二人抬杠”因耕种上的便利就保留了下来。
黄河水车
水车又名天车，或称挑车、翻车、筒车、老虎车等，造型奇特，巧夺天工，曾经作为人们提水灌田的生产工具，在农业发展史上起到过无可替代的作用。
这种简单的水利机械，虽然外表粗糙，但却省工、省力，一经造成，数年得利。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兰州段家台人段续考中进士后，任都察院云南道御史。后曾经在湖南、湖北等地做官，也曾宦游南方数省，多有惠政。一次在乡间，汲水灌溉的木制龙骨筒车引起他的兴趣，便观察其构造原理，绘成图样带在身边。而督修显陵的经历，使他获得了指挥工程施工的实践经验。后来段续荣归故里，便悉心研究反复实践，终于研制成功了兰州历史上第一轮水车，人称祖宗车。当时，水车就坐落于今兰州市的广武门外，起名“水车园”，具体地点待考。有了第一轮水车，很快黄河两岸的农民争相仿制，风行一时。黄河水车解决了河岸高、水位低难以提灌的困难，使沿河农业大受其益，年复一年成了黄河沿岸壮丽的景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水车的鼎盛时期，上自青海贵德，下自宁夏中卫都有水车，总计约350多轮。仅兰州近郊便有160多轮，可灌溉农田2000多亩。大水车每轮可浇地200亩，小水车可浇100多亩。水车每年在春季涨水时开始转动，冬季水落时停止，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黄河之滨三五成群的水车，矗立河边，缓缓转动，喷吐“白龙”，景象十分壮观。清道光年间诗人叶礼赋诗曰：“水车旋转自轮回，倒雪翻银九曲隈。始信青莲诗句巧，黄河之水天上来。”
1935年，甘肃省平市官钱局发行了一套绘有兰州风物的钞票，其中一张面值五角的就以水车为题材：图中三轮水车并列为一组，矗立在红黄色的黄河之滨，高大雄伟，极具视觉冲击力。1938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游兰州小西湖，记道：“园中小有花木，且在河堤之旁，水车声隆隆，对面细谈为之禁遏，兰州最胜处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兰州民间的刺绣作品中，也时以水车为题材。孟述祖在1943年出版的《西北花絮》中写道：“江南的手摇水车、踏脚水车、牛挽水车、风力水车、机器水车，我都看过，以为中国戽水灌田所用的水车已尽于此。现在才知道江南仅是中国的一角，以前所看见的只是局部，而且太渺小了，西北的水车那才说得上庄重和伟大。”这里所说的西北的水车就是指黄河水车。
水车通体用木材制作而成，以巨大的圆形木轮为主体，圆周上均匀地安装有水斗，然后用坚固的架子固定于水渠旁边，体下少部分沉入水中，依靠水流而形成的冲力，使其不停地转动，将水一斗一斗地自低处提升到高处，待木轮下转时倒入预先设置的导流槽中，引入渠道，灌溉田地。
打造一轮水车需用几十方木料，仅车轴用料一般都在三四方木料以上，每根辐条要用一方木料。水车轮子与牛车轮子不同，水车的辐条是双层的，到了顶端，辐条又一分为二，在双层辐条的顶端，安装有一块约1，5平方米的木板，以及一个口大底小的木制斗子，即水斗。木板作挡水用，板子受水的冲力而带动轮子转动，木制斗子则用来提水。一座水车32根辐条，32块大板，32个水斗，随着车轮的转动，不停地提水。
在靖远黄河沿岸一带的农村，有一个妇孺皆知广为流传的谜语：“远看一捆柴，人去背不回。”其谜底就是“水车”。据康熙年间《重纂靖远卫志》记载：“水池，在北城外，正统三年指挥房贵建。于黄河南岸，安置水车，城北挑挖大池，引水注池，汲取甚便。”又谓“房公惠人之功大矣，惜无继起者，今城北沿河上下，用水车浇灌园圃菜果，给用不乏。盖皆仿其遗意而为之者，仁人之用心，其利普哉！”据此记载，靖远境内黄河水车的修造和利用，是自明代正统三年（1438年）就已经有了的事情。若此记载可靠，黄河上游利用水车灌溉农田当在段续发明兰州水车之前。那么，段续发明的兰州水车与之前的黄河水车有哪些不同，做了那些改进？尚是一段待考的工艺史。
八百里秦川的麦客
麦客是地处黄土高原的陕、甘、宁三省区特有的“生态现象”，尤以陕西关中为甚。关中西北部、甘肃陇东、宁夏西（吉）海（原）固（原）地区及同心县以南，麦客外出以及雇佣麦客均已有较长历史，足见其范围之广。
关于麦客的产生有一个悲惨的传说：古代一个秀才进京赶考，结果名落孙山，等回到家里，已误了农时，麦子全部落在了地里，于是他一头撞墙而死。有人说他死后变成了一只鸟，麦黄时节，不舍昼夜鸣啼不止，用“旋黄旋割，旋黄旋割”的叫声催促人们莫误农时，赶快收割，直到啼血而亡。也有人说秀才死后，投生成了麦客的祖先，他总是领着子孙们，匆匆赶往各地，帮助别人收割麦子。
麦客们将外出被雇割麦叫做“赶场”，易地待雇叫“转场”。泾（河）渭（河）相间的关中宝鸡、咸阳、西安、渭南、铜川等地区，是陕甘宁地区麦客最早、最集中的“赶场”地以及密度最大的“转场”区。与之交界接壤的关中西北部的长武、陇东平凉和宁夏固原等地，则随着麦客的“转场”回程，密度递减趋于分散。关中中部诸县有些地方，“出”、“雇”麦客现象也较普遍。至于宁夏固原麦客从关中东部控关一直“转场”到甘肃平凉，甘肃西和麦客从户县、周至“转场”至宝鸡、凤翔，就更不稀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