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话剧走向民众，其反映生活的视角也在不断扩大。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剧作家们开始放弃风花雪月的个人情趣的描摹，转而以粗犷的笔墨、激昂的热情和坦诚的心态，描写质朴的工农大众的生活。
一、《回春之曲》
20世纪30年代，田汉决心放弃浪漫感伤的浅吟低哦，开始发出“粗野而壮烈的啼声”。这“粗野而壮烈的啼声”反映在田汉的戏剧创作中，则是呼吁劳苦大众团结斗争，以争取新的美好生活。在独幕剧《梅雨》（1931）中，他表现了工人在工厂主的残酷压迫下，于痛苦中逐渐觉醒的过程。另一独幕剧《乱钟》（1932），表现“九·一八”事变中，一群东北大学生紧急鸣钟、投笔从戎的英勇行动，同时鞭挞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投降行径。
这一时期代表田汉创作成就的是写于1935年的3幕剧《回春之曲》。
剧中爱国青年高维汉，虽身在异国却心系中华。在日寇侵略中国之时，他毅然奋起抗敌，惜别热恋的姑娘，只身回国。在战斗中，他所向披靡，英勇负伤而失去记忆。他的恋人梅娘是一位婉媚多情，贤淑大方的女性。她不为金钱所诱，不为情势所迷，摆脱阔家少爷的纠缠，来到高维汉的病床边。应当说，高维汉最终恢复记忆，不仅依仗新年爆竹的炸响，更依仗梅娘忠贞爱情的殷切呼唤。但这么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里，却隐藏着田汉对现实的失望。失去记忆的高维汉只知痴喊“冲啊，杀啊”，而清醒之后，他却发现人们居然在敌人的铁蹄下苟且偷生，歌舞升平，这是对现实的莫大嘲讽。田汉借高维汉之口，喊出了不能让中国军人的血白流的怒吼。《回春之曲》意在召回中华民族的春天，演出时颇具震撼力。
二、农村三部曲
20世纪30年代初，还出现了一批反映农村生活的话剧，其中以洪深的农村三部曲较为著名。其中包括《五奎桥》（1930）、《香稻米》（1931）、《青龙潭》（1932）。
独幕剧《五奎桥》写的是中国南方农村，在一个久旱无雨的夏天，农民靠人力浇地已无能为力，他们想借一部抽水机来解燃眉之急。可是横在河上的五奎桥却阻挡了水路。小桥的拥有者周乡绅以维护“风水”为名，不准农民拆桥，全然不顾田园干枯和农民的死活。最后农民们忍无可忍，终于群起而动，捣毁了五奎桥这一封建势力的象征。
三幕剧《香稻米》描写农民黄二官一家，在丰收之后由充满希望到痛苦失落的生活变迁，反映了中国农村官商勾结，兵匪滋患，苛捐杂税，谷贱伤农的现实。
四幕剧《青龙潭》与前两部反映农民反抗斗争的戏有所不同。它表现的是农民们在现实灾难的打击下，因走投无路而精神迷茫，因愚昧无知而盲目行动，以至造成沉重的悲剧。
三、《这不过是春天》
李健吾（1906－1982年），戏剧家，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影响。这位在学生时代就曾参加戏剧活动，担任过清华大学戏剧社社长的人，具有朴素的爱国、民主的思想，关心下层百姓的生活，并试图以戏剧的形式反映民众的呼声。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现实主义文学，深受法国“佳构剧”大师斯克里布和萨尔都的戏剧影响。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创作的戏剧，结构缜密，构思奇特，冲突激烈，更追求对人性的刻画。解放后，他致力于莫里哀剧作的翻译和研究，他不但是一位剧评家，而且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
《这不过是春天》（1934年）是李健吾的成名作。它取材于20年代的北伐战争，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传奇经历。冯允平是被北洋军阀通缉的革命党，但他却不惧危险，身负使命，潜入警察厅长的家中。厅长夫人曾是他从前的恋人，二人在此种情势下相见，情感上的试探，心理上的矛盾是十分明显的，但最终冯允平以他的英勇无畏的人格，赢得了昔日恋人的信任。于是，厅长夫人将私情转为义举，掩护他平安脱险。此剧剧情曲折，扣人心弦。
《以身作则》（1936年）是李健吾剧作中颇受好评的一部喜剧。写前清遗老徐举人，以知书识礼、家教森严自诩。其女儿偶尔迈出家门，便被一无赖纠缠，继而来到家中厮混，被徐举人发现驱赶出去。而此人恰是他早年为女儿定下的娃娃亲。道貌岸然的徐举人，自己为女仆所迷，丑态百出，斯文丧尽。此剧讽刺了文人的虚伪和封建婚姻的可笑。
李健吾的话剧虽多有紧张的悬念、曲折的情节、激烈的冲突，但它不同于佳构剧的技巧和趣味的追求，而是着眼于人物的塑造，着眼于其内心矛盾和复杂灵魂的刻画，即“用人物来支配情节”。此外，其戏剧语言形象生动，戏剧情景显现着民族化的心理和人情。
李健吾还以刘西渭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的独具一格的剧评，翻译介绍了西方的戏剧理论，他对莫里哀的剧作的翻译和研究，颇有专长，对中国的话剧建设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