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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情态(3)

以上两种情况均与正常情态相悖,不合常理。如果不是当时心中有什么其他事,导致他失常的表情,那么这种人多半是属于胸怀城府,居心险恶之人。这种人与他人建立良好友谊不容易,别人对他也敬而远之。因此,曾国藩评论为“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

面谈到要从细处分辨,以上二种情形不细心是不易察觉到的。粗者粗处看,细者细处看。曾国藩的价值取向和审慎之处就在于此。

“言不必当,极口称是。”别人发表的观点和见解未必完全正确,未必十分精当,他却在一旁连连附和,高声称是,一味地点头“是,是,是”。这种人如不是故意的,定是一个小人,胸无定见,意志软弱,只知道巴结奉迎,投机取巧讨好别人。这类人自然当不得重任。

“未交此人,故意诋毁。”不曾与人交往,对人家全然不了解,全是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主观想象,就在人背后蜚短流长,说人坏话,故意恶意诽谤他人,诬人清白。这种人多半是无德行的小人,无学无识,又缺乏修养,既俗不可耐,又不能自知。

以上两种人,由于品格卑下,又无识无能,庸俗无聊,鄙贱光耻,既不能与之共事,更不可与之共友,立身端正的人,应与这类人划清界线。当然,如果他们知而能改,又当别论。

“漫无可否,临事迟回。”生活中有一类人,他们优柔寡断、畏畏缩缩,做事只知因循守旧,而不知创新,陈规当除。因此,他们既缺少雄心壮志,又没有什么实际才干,动手动脑能力都差。遇事唯唯诺诺,毫无主见,喜欢推卸过错,不敢承担责任,不敢挑工作重担。因而,他们什么见解也没有,什么事也做不成,徘徊迟疑,犹豫不决,空老终身。

“不甚关情,亦为堕泪。”这种人指生活中那类多愁善感的人,他们内心世界很丰富,也非常敏感,见花动情,闻风伤心。如病中的小女人,软弱憔悴。凡遇事情,不论与自己相不相关,都一副泪眼汪汪的样子,一种病中女儿态。

曾国藩对以上两种情况一言评之为妇人之仁。这个评断正确与否,贴切与否,精当与否,可以讨论。但文中所指的两种类型之人,确是存在于生活中的,要与这种人交谈共事,的确很让他人为难。须眉丈夫,整天如小女儿一样扭捏垂泪,谁能长久持之。这种人要去办什么事情没有意志、没有头脑,全凭“夫君”作主,能有成就么?因而作者说不足与之论心。

以上几种情况,作者评为“时态”。我们知道,人的气质性格个性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终生不变的,一变俱变,因而曾国藩最后一句“三者不必定人终身”,足见他的客观公正,不以一语伤事之情状。

中国古代对人的性格气质等都有所研究,但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多散见于各种着述之中。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一成不变呢?不是。曾国藩体情察意,明确认识到性情气质不是固定永恒的,都是会有所变化的。更深一步说,他已经明确认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性情、人格情操、言谈举止,跟他的命运好坏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会决定人的终身命运。观之社会现实生活,可以发现,一个奸邪的小人却能身居高官显位,而一个正人君子却功名难求;贤相良将常常过早身首异处,巨奸大猾往往能够得享永年。“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屡见不鲜,不算什么怪事,因为社会生活太复杂了,没有固定不变的公式。

“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古人讲求学以致用。三种“时态”分析已毕,又该如何呢?知道这个道理,那么在生活中可以去发现那些为人真诚、不饰虚伪、勇敢果决、敢做敢为、主见沉浮、立场坚定之士,与他们交朋友、共谋大事,可以成功。反之,则不可与小人交往,以趋吉避凶。这实际上是衡量、检验选择人的标准,以此来评判所遇之人,自然可以确定哪些能成为亲密战友,哪些能同甘共苦,哪些人只能敬而远之,以此结交天下之士,可保无误。

但是不是就确保无误了呢?不是,我们知道,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固然是识人,然而最困难的也是识人。人人不同,就像各人的面目都不相同。外形相似的人内心世界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古人常有“贤不可知,人不易识”的感叹。

识人最常犯的两项错误:以己度人,主观太深认识一个人,以自己作为衡量别人的标准,主观意识太强。经常会造成识人的错误与偏差。

先说《列子·说符篇》的一则故事。从前有一个人遗失了一把斧头,他怀疑被隔壁的小孩偷走了。于是,他就暗中观察小孩的行动,不论是言语与动作,或是神态与举止,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偷斧头的人。因为没有证据,所以也就投有办法揭发。隔了几天,他在后山找到遗失的斧头,原来是自己弄丢的。从此之后,他再去观察隔壁的小孩,再怎么看也不像是会偷斧头的人。

这个人就是以自己来度量别人,主观意识太强,才会把老实小孩看成是贼。他心中认定小孩是贼,因此越看小孩越像贼;他心中认为小孩不是贼以后再怎么看都不是贼。其实小孩本就不像贼,完全受他主观意识所左右,这也是由于主观意识作祟因而造成识人的错误。我们要小心提防。

三国时代精于识人的诸葛亮,就曾因主观原因而看错马谡。马谡历任竹县、成都县及越隽太守,能力过人,并好谈军国大事,诸葛亮很器重他。刘备在临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希望你能察觉此事。”由于诸葛亮对马谡印象很好,因此非但听不进刘备的话,而且还任命马谡为参军。两人谈论军国大事,每每从清晨到深夜。公元228年,诸葛亮出师祁山,当时众大臣建议派魏延或吴懿为先锋,可是诸葛亮独排众议,任命马谡为先锋,统率大军与魏国的张合交战于街亭,结果被张合所击败。因为先锋大军败走,诸葛亮只好退守汉中。

以自己的主观意识认识人,这是人性上的弱点,也是识人的大忌,精明的诸葛亮都难免陷入其中,何况一般凡夫俗子。

深受个人好恶所影响,往往会主观臆断。当我们喜欢一个人时,就会忽略他的缺点而肯定他的一切;当我们讨厌一个人时,就会忘掉(或忽略)他的优点,单挑他们的弱点而否定他的一切。

举一实例来说明。战国时期有一个叫弥子瑕的人。因为他长得俊美,所以很受卫王的宠爱,被任命为侍臣。根据卫国法律的规定,私下使用大王马车者,将处以割断双腿的刑事;弥子瑕因为母亲生病,就私驾大王的马车回家探病。卫王知道此事之后,不但没有处罚弥子瑕,反而称赞他说:“子瑕真孝顺呀!为了母亲的病竟然忘了刑事。”有一天,弥子瑕陪同卫王游览果园,弥子瑕摘下一个桃子,吃了一半,另一半献给卫王。卫王高兴地说:“弥子瑕真爱我啊!把好吃的桃子献给我啊!”

若干年后,弥子瑕年老色衰,卫王就不喜欢他了。有一次,弥子瑕因小事得罪卫王,卫王就生气地说:“弥子瑕曾经私驾我的车,还拿吃剩的桃子给我吃。”在数落弥子瑕的罪状之后,就把他免职了。

从上述的实例可知,一般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态度很受个人印象好坏的影响。

《齐书》说:“相同志向的人能够相互帮助,仁爱之心相同的人能够相互为对方考虑。厌恶对象相同的人能够相互团结,志趣爱好相同的人能够相互寻求。”《庄子》说:“一般的人都喜欢别人与自己相同,而不喜欢别人与自己不同。”《法训》说:“公正的人喜欢别人的公正,偏私的人喜欢别人的偏私。”观察人的人如果先入为主,心中有同异的观念,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党同伐异,对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则文过饰非,对自己真正厌恶的人则吹毛求疵,如果这样鉴定、衡量别人,失误就太大了。据《汉书·陈遵传》中记载:“陈遵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后来他和张竦同在京兆为官,张竦博学通达,以正直谨慎自律,而陈遵放纵不拘。两人的操行虽然不同,但相处得很友爱。”《汉书·张禹传》又说:“张禹培养出的弟子地位最显赫的有:淮阳人彭宣,官至大司空;沛郡人戴崇,官至少府九卿。彭宣为人恭敬、谨慎,很有法度;而戴崇平易近人,非常聪明,两人行为方式不同。张禹内心里喜爱戴崇,而对彭宣则敬而远之。戴崇每次去问候张禹,常常责备老师应该置备酒食,让优人奏乐助兴,与弟子同欢乐。张禹便把戴崇带入后堂,酒食相待,妇女相陪,优人在旁抚弦吹管,曲调铿锵,师生非常快乐,直到深夜才罢宴。而彭宣来时,张禹坐在便座上与他见面,两人谈话的内容便是讲论经义。即使留彭宣吃饭,也不过是一个肉菜,一杯酒招待,彭宣从未到过后堂。后来两人都听说了此事,对老师给予的不同待遇都满意。”古住今来像这四个人那样,虽然行为方式不同,而不相互指责非难的,大概也太少了!至于以与自己有所同异为爱恶标准的,则有下面的例证:

《世说新语·品藻类》载:冀州刺史杨淮的两个儿子杨乔与杨髦,都是幼年时成才。杨淮与裴頠、乐广很友好,就叫两个儿子去见他们。裴頠性格旷达正直,喜欢杨乔高雅的气质,就对杨淮说:“杨乔将来能赶上您,杨髦略差一些。”乐广性格清正淳朴,喜欢杨髦非凡的品格,就对杨淮说:“杨乔自然能赶上您,但是杨髦尤其杰出!”当时议论的人评说这两人的看法,认为杨乔虽然气质高雅,但品格不够完美。还是乐广说得对。

《晋书·郗鉴传》载郗鉴路过姑孰和王敦相见。王敦对郗鉴说:“乐广乐彦辅不过是一个才识浅陋的人罢了。年轻人漂浮不定,言语邪恶,名声不佳,如果观察一下他的所作所为,怎能超过满武秋呢?”郗鉴说:“判断人必须要根据他的真实情况。乐彦辅气质平和淡泊,见识坚定纯粹,身处于有倾覆危险的朝廷中,不拉帮结派。厚此薄彼,在愍、怀二太子被废的事情上,他的表现可谓有柔有刚,不失原则。满武秋是一个失掉气节的人,怎么能与乐彦辅同日而语呢?”

综观上述两件事可以看出,裴頠旷达正直,所以喜爱高雅的气质,乐广清正淳朴,所以喜爱非凡的品格;而清正淳朴的性格,符合平淡,这种人对人物的评价,自然胜过偏执的人。郗鉴为人忠诚激奋,所以看重乐广柔顺而有正气的本性;王敦心怀篡逆之志,所以不在意满武秋失节的事,这都是爱同恶异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