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别人对他的敬重程度，来研究一个人与别人之间情感的沟通情况，这是识人的第五种方法，亦即识人通达闭塞之法。
识人的第六种方法，即从人之常性去观察了解人，如“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也就是说，观察一个人情绪上的喜、怨、恶、悦、忧、妒等六种反应，以辨别一个人的困惑的程度。人类情绪欲望上的六种反应或表现，称为人情之六机。得则喜，失则忧，炫耀自己就遭人厌恶，谦虚处下就讨人喜欢，冒犯别人短处就招来忌恨等等。所以贪婪的人喜欢聚敛，贵幸的人喜欢仗势。与此相关，“货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幸者悲”。掌握这些人性之常，不仅可以识人，也能教自己如何处世。
从一个人的短处发现其长处，“观短知长”是第七个识人的方法。如从讦以知其直，从厉以知其刚，从软弱知其温和，从拘谨而知其耿介。人都是有短处的，然而，肯定有长处与之象征。因此，观察一个人的短处，即可判断出其长处。
识人的第八个方法是从观察一个人聪明的程度，以知能通达成事。“八观”中依然强调“聪明”之重要，“钧才而好学，明者为师。比力而争，智者为雄”与“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相呼应。因为唯有聪明，才能知人，这是才性鉴定的至要。
通过“八观”可以知道刘劭的识才的思路是由外向内，再由内向外。如果我们将八观分成两组的话，就会看得十分清楚。第一组是第一、第二、第六、第七观。这四观的主旨是：观察人才要紧紧抓住关键行为、抒发情绪、应变表现等现象，进而探索其思想品质，胸怀志趣，内在优点和行为模式。从现象来认识本质，这是认识人才的第一个飞跃。第二组有第三、第四、第五、第八观。这四观的主旨是：观察人才还要注意认识其突出的资质，做事的动机，坚守社会道德的水平和本身所具有的聪明程度。只有掌握了这些内在品质，才能比较确切地分析和预测他在社会上的名声、所属层次和类别，以及步入社会的人际关系和能够达到的水平。这是从现实推知未来，从人的本身素质预测他的发展前途，这是认识人才的第二个飞跃。从中可以看出，刘劭识别人才的路子是唯物的，而且充满了辩证思想，为我们后人研究人才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另外，刘劭在认识人才时，既重视人的主观因素，又重视成才的客观条件。如“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和“观其情机，以辨恕惑”，就是看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如何，以判断他的前程。刘劭的这些见解是高明的，他不是在抽象地研究人才，而是立足于社会和现实，努力将主观因素、客观条件、社会发展趋势与人才的成长规律统一起来。这样的思想，不仅在识别人才的方法论上有较高的价值，而且在人才和成才的观念上也有深刻的意义。
【人才智鉴】
相人有术，巩固统治
武则天对权臣的任用上很慎重，在地方官的选择任用也十分重视，她深知地方官乃民之父母，事关她统治的基础。
唐长安四年（704年）三月，宰相李峤、唐休璨向武则天说：“都是因为我们做宰相的没把政事办好，才使战争没能止息，百姓生活困苦，国库也很空虚，还有一些官吏贪赃枉法，致使陛下常临朝兴，为国事担忧，我们心里也很惭愧，但不知怎么办才好。我们也曾在一起议论过，以为当今头等大事，是富国安民，为此，必须选择和任用好的地方官。可是，臣见朝廷议事多重内官，轻外职，每次任用地方官，谁都不愿前往就任。近来所任外官，多是有罪被贬之人，现在风俗不纯，都是因为外官不得力。希望陛下在朝内百官之中，认真挑选有能力的人，前往大州任长官，以便把地方的吏治搞好，实现国富民安的大计。臣等请求停止内侍，带头去外地任职。”
李峤、唐休璨都是武则天信任的宰相，他们的话引起了武则天的深思。她突然记起当年太宗皇帝把刺史、县令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卧细看的情景，越发感到选择地方官的重要。但她却不忍将这两个身居要职的官员派到外地去。
武则天正在犹豫，凤阁舍人韦嗣立主动请求前往。这韦嗣立是宰相韦思谦之子，幼年好学，颇有文才，中进士。他先是做双流县令，在蜀地的地方官中较为突出，继而入京为内官，此时为凤阁舍人。
武则天觉得韦嗣立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又见他主动请求去地方，很满意，遂令韦嗣立到汴州去任刺史。
裴怀古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地方官。长寿年间（692－694年），姚州等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发生反叛，武则天派监察御史裴怀古前去招抚。裴怀古到了姚州，宣布法纪，申明赏罚，对参加反叛的人区别对待，结果每天都有许多被胁迫反叛的人前来归附。裴怀古只把叛首押回洛阳，其余一概不问，准其还乡，当地百姓感激涕零，立碑以颂功德。
长安三年（703年），始安僚族欧阳倩率众数万攻打州县，朝廷命裴怀古任桂州都督，前去镇抚。裴怀古在前往桂州的路上，派人给欧阳倩送去书信，申明利害，规劝降服，使欧阳倩终于率众归降，并称，他们是受地方官欺压，无法生活才不得不起事的。裴怀古见其话出自真心，亲自前去抚慰。反叛者交出所掠财物，表示愿意悔过自新。从此，岭南得以平定。
一天，武则天把担任起草诏书工作的崔神庆叫到面前说：“并州是我的故乡，北方的要地，驻有重兵，需要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前去做长史。我反复考虑，没有人能胜过你，我决定派你前去。”说罢，又拿出一张并州的地图，同崔神庆一起看，商量治理并州的大政方针，还亲自为崔神庆选择动身的日子。崔神庆到并州后，一个富豪假造诏书，说要取缔旧币，改用新钱，使市场上粮价飞涨。百姓们很是不安。崔神庆立即上奏武则天，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国计民生，由此才发现诏书是假的。武则天感到崔神庆有胆有识，下令予以褒奖。
薛季昶，绛州龙门人，武则天即位后，薛季昶还是个普通百姓。只因他上了一道很好的奏章，受到武则天的称赞，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通天元年（696年），武则天派侯味虚统率军队攻辽，战争很不顺利，候味虚怕受处分，上奏武则天，说辽军声势很大，交战时常有蛇虎给他们打头阵，以此推卸责任。为弄清实情，武则天派薛季昶任河北道按察史前去查看。薛季昶一到军中，立即砍了侯味虚的头，然后上书揭发了侯味虚畏敌欺君之罪。同时，薛季昶又对一些政绩较好的官吏，给予不同的奖励，使河北吏治大为改观。因此，以后哪里难治理，武则天就派薛季昶前去。
还有姚崇，神功元年（697年）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当地官吏多数都贪污残暴，百姓敢怒不敢言。姚崇到任后对他们一个个进行了检举惩办，使歪风得到纠正。武则天知道后，下诏表扬他说：“只有严冬才知道松柏后凋，只有狂风怒吼时，才能看出劲草的坚强。人也是如此。你长期为国效力，在中为相，功绩显着；在边地带兵呕心沥血。我早知蜀地风俗败坏，但苦于无人治理。你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到任不久，蜀地风气就发生巨大变化，每想到此，我就感到极大欢悦和安慰。现在我准备把你的功绩宣布于众，让大家都来效法。”武则天还意味深长地对侍臣们说：“一个长官如能洁身自爱，廉洁奉公，还比较容易，如能使下面的僚属都能保持廉洁的美德，那就难以做到了。只有姚崇两方面都做得到，值得大家效仿。”
武则天识人有术，既重视内官，又不忽视外官，使中央与地方能形成一股正气，对巩固自己的政权，加强自己的统治，都起到重要作用。
郭嘉远见识孙策
郭嘉，字奉孝，曹操的着名谋士，素有济世安民之志，多谋善断。最初，他投奔割据北方的袁绍，但很快看出袁绍徒有虚名，是一个优柔寡断、难以成大业的庸主，于是便毅然离开当时在军事上还占有很大优势的袁绍，转而投奔曹操。
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郭嘉来到许昌，经人引荐，见到曹操。曹操慧眼识人，对郭嘉的才情志向极为推崇，赞叹说：
“使我成就大业的人，必定是郭奉孝！”而郭嘉对这位乱世的雄杰也深表叹服，说：“曹操就是我郭嘉千里寻觅的人主！”曹操当即任命郭嘉为司空军祭酒。自此之后，郭嘉尽心竭力地为曹操平定汉末群雄的大业出谋划策。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相峙不下。孙策便准备率军渡江北上，乘虚袭击曹操的老巢许昌。这给久战官渡不下的曹操带来了一道难题：
“如果现在舍去袁绍，来日再兴师征讨，势必要耗费更大的精力，因此不能丢弃眼前这个歼灭袁绍的大好战机。但是，如果继续屯兵官渡，而孙策果真渡江北上，许昌守备空虚，很可能失守，许昌一失，则根基动摇。”
这时，郭嘉洞察了曹操的心思，说：“孙策削平了江东五郡，占了不少地方，也诛杀了不少江东豪杰。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暂时笼络住了几个为他拼死效力的人。但是孙策为人张狂，处事轻率，甚少戒心，这是他致命的弱点。因此，目前他虽然拥兵数十万之众，由于这种性格的支配，他仍然像一个奔走在旷野之上的独行者。他在江东攻城略地，兼并群雄，肯定结下了不少仇家，假如身边骤然兴起刺客，他不过是一人之敌罢了。因此，孙策不足忧虑，我料定他必将死于匹夫之手！”
郭嘉从分析孙策的性格入手，明确指出了孙策在为人处事中有狷狂之象。狷狂之态不忍，别人就会看不顺眼，言谈过于狂妄，别人就会记恨在心，而这一切，孙策都没有忍耐克制，所以郭嘉断定孙策将有不测之祸于是郭嘉坚决主张曹操继续屯兵官渡，削平袁绍，暂时不考虑孙策的北犯；他还分析袁绍有十条必败的弱点，断定曹军必胜。这些细微精到的分析和预见，解除了曹操对孙策的忧虑，鼓舞了曹操平定袁绍的决心。尔后，曹操果然取得了官渡之战的大捷，巩固了北方的统治。而孙策的命运也正如郭嘉所料，在引兵北上的前夕，去郊外打猎时，不设防，被昔日吴郡太守许贡的门客刺死。
刘备一句话杀吕布
《三国演义》看多了的人，总觉得刘备是“大饭桶一只”，平常只知假仁假义，碰着大事又只会哭哭啼啼，甚至连做新郎洞房都要赵子龙保驾。其实，这是误解了刘备的为人。熟悉刘备的诸葛亮便赞这位刘皇叔乃“盖世英才”，要不他怎么会甘心情愿地为其所“驱使”，为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连威震四海的曹操也赞刘备为“天下英雄”，要不曹操为何对刘备处处设防呢？刘备的学问、见识、决策、应变、用人、机智无一不臻乘。其口才、智慧，也无人可比。他的一句话就杀死了骁勇的吕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