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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才理第四(3)

吕蒙正质性纯厚,宽以待人,办事公道,虚怀若谷,甚孚众望。他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正确的主张,每次与太宗讨论国家大事,发现不得当的地方都能坚持说服太宗改变错误做法。宋太宗夸奖他襟怀坦白,直言不隐。正如《宋史·吕蒙正传》中所说:“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上嘉其无隐。”

有一次,宋太宗要派一官员出使北方,并令中书选一个能够胜任的人才担当此任。吕蒙正经过考察了解后发现一个人才,认为是出使北方的合适人选,便向太宗推荐,结果太宗不太满意。过了几天,宋太宗询问推荐人选如何,结果吕蒙正仍然坚持原来的推荐意见,当第三次询问,还是坚持第一次上报的那个人选,宋太宗非常生气,并指责吕蒙正说:“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己见呢?”吕蒙正回答说:“并不是臣要固执己见,乃是由于陛下不能体谅啊!”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进一步解释说:“其人可使,余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就是说,这个人非常符合条件,他的才能是其他人所不及的,所以一定能够担当出使北方的重任。臣不想阿谀奉承,胡乱顺从主上的意见,以贻误国家大事。同僚们见吕蒙正如此向太宗荐举人才,吓得低头屏气,不敢作声。宋太宗退朝后,对身边的人说:“蒙正气量如此之大,我完全比不上他啊!”后来,宋太宗终于任用吕蒙正所推荐的那个人出使北方,结果非常称职。

吕蒙正为相期间,善于识别人才,并能积极为他们创造建功立业的条件和机会。景德二年(1005年)春,即位不久的宋真宗赵恒询问吕蒙正:“你的儿子哪个可以任用?”吕蒙正回答说:“愚臣之子都不足以担当重任。只有一个侄儿吕夷简,现任颍州推官,是个当宰相的人才。”吕蒙正对于自己的儿子一个也未推荐重用,而吕夷简则得到重用,成为宋代名相。

吕蒙正有一个客人叫富言,有一天,富言对吕蒙正说:“我的儿子富弼已经十几岁了,很想让他到书院去上学,拜廷评、太祝为师。”吕蒙正答应了富言的要求。等见了富言的儿子,吕蒙正非常惊喜地对富言说:“你儿子聪明伶俐,天资聪慧,经过培养,将来一定会成为贤德之才,功业将会远超过我。”于是,吕蒙正不顾富弼出身寒庶,便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一起学习,并供给他全部费用。后来,富弼两次入相,最后以司徒退休。

吕蒙正识才爱才,确实把人才当做事业成败的根本。更加可贵的是,只要他看准了确实是个人才,哪怕皇帝不同意他也坚持推荐,从不顾忌个人得失安危。如果不是人才,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能予以重用。由于吕蒙正具有这种求贤爱才之心,因此发现并培养出了像富弼那样一些胜过自己的人才。吕蒙正推荐人才,公道正派,坚持原则,刚正不阿,确实值得赞扬。

徐悲鸿惟才是举

徐悲鸿和齐白石是中国近代画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他们不但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珍贵名画,而徐悲鸿慧眼识白石的故事更是画坛上的一桩美谈。

国画大师齐白石在画坛上被称为是“大器晚成”的国画家。他祖籍湖南湘潭,父母都是贫苦的农民。由于生活所迫,他早年只能在砍柴、放牛和农田劳动中学习绘画和雕刻。他在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时,曾创作了无数美术作品,但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因此,当齐白石50多岁定居北京时,仍以街头卖画、篆刻为生。不少名士、行家依然对他冷眼相看,有的还不时发出讥讽之声。

而徐悲鸿当时任北平国立美术学院院长,是人人皆知的名画家。无论达官贵人,还是文人骚客,都争相和他交往,向他索取真迹。但徐悲鸿生性坦荡、朴实,一心想着画坛事业。他凡事分外留心,随时在发掘和培养绘画人才。

1949年,画界名流在北京组织了一个国画展览会。展厅显要处,挂满了名家画轴,琳琅满目,观者如堵。看其标价,少则百元,多则数千元。而同时在一个僻静的角落,挂着一幅立轴小图,图上是一对小虾。看其标价,仅仅八元。对当时习惯于以价钱论价值的人们来说,这幅小虾图显然是不屑一顾的。

一天,徐悲鸿前来参观画展。他很快地浏览了那显要处的作品,便到僻静处的画丛中认真看起来。当他看到那幅小虾图,顿时兴趣盎然。只见虾体透明,似潜水中;长须在晃,尾巴在动。他不由得躬下身来,目不转睛地对着小虾端详起来。又发现作者不但把虾画得逼真,而且笔法娴熟,颇有功底。于是他找来工作人员,在齐白石虾图下面挂了一个红纸条,上写“徐悲鸿院长定”。纸条一挂出,人们纷纷前去观看,一时议论声、赞扬声、感叹声四起,齐白石和小虾图顿时成了展厅中的热门话题。

事后,徐悲鸿向齐白石发出了聘书,聘请他担任美术学院教授。不久,徐悲鸿又亲自坐着马车到齐白石的住所去拜访。一进门,徐悲鸿就向齐白石作揖行礼,深情地说:“所寄聘书,谅已收到,不见回音,悲鸿惴惴不安,想必是失礼了。今日特来道歉,并接先生到美院任教。”齐白石连忙回礼:“不敢,不敢,哪里谈得上道歉,只是在下自忖没有资格当教授,不敢愧见先生!”当徐悲鸿再三表示自己心愿后,齐白石才感慨地应允下来。

齐白石上任不久,由徐悲鸿亲自编辑作序的《齐白石画集》问世了。它似一阵春雷,震撼着当时保守势力猖獗的中国画坛。此后,齐白石声名大震,被公认为我国现代国画的一代宗师。

宁戚择主和齐桓公识贤

史书《东周列国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人才的故事:齐国宰相管仲率师伐宋途中,牧牛野夫宁戚前来求见。交谈中,管仲感到此人论天下大事颇有见地,智勇双全,乃是英才,便写荐书一封,交给宁戚拿着去见齐国的国王齐桓公。宁戚性格刚烈,他见到齐桓公之后,并不出示管仲的推荐书,反而讥讽桓公大逆不道,杀兄得位,挟天子以令诸侯,战不胜,盟不成。齐桓公大怒,喝令部下将领立斩宁戚。宁戚怒目威严,毫无惧色。桓公见宁戚如此威武不屈,十分敬重,觉得宁戚是个人才,便放了他,并礼遇厚待宁戚。这时宁戚才拿出了管仲的推荐书。桓公大惑不解:“你既有相国的荐书,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给我看?反而造成这么大的误会,几乎使你成了刀下鬼。”宁戚回答:“当今之世,不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主公若是个不爱听忠言真话,只喜欢阿谀奉承的人,我宁死,也不会把荐书给主公。”桓公听后,茅塞顿开,大为赞赏。接着他们又谈起了天下形势,王霸之道,宁戚谈论天下,头头是道。桓公大喜,颇受教益,当夜便要拜宁戚为官。有臣上谏道:“这儿离宁戚的故乡卫国不远,主公何不派人去调查一下?以防受骗上当。如果宁戚德才兼备,再封官也不迟。”桓公说:“我看宁戚这个人不拘小节,又好胜刚烈,在家乡难免有过失,会得罪一些人。倘若调查时有人说他的坏话,那就会造成错觉:‘爵之则不光,弃之则可惜’,就会动摇对一个人才的使用。”桓公未听劝阻,拜宁戚为大夫。后来宁戚果然正如桓公所料,是一个难得的奇才,他文武双全,辅佐桓公成就霸业立下了大功。

桓公用宁戚,高就高在桓公看问题的角度与一般大臣不一样,他能看到问题的本质。宁戚虽是牧牛野夫,但见桓公时,他不拿出相国的荐书,反而怒斥桓公大逆不道;当桓公要杀他时,他又凛然不惧,这正是他超出常人的大智大勇,胆略过人。桓公正基于这种认识,才断定宁戚是奇才贤人,桓公善于识别人才。这个典故告诫后人,一个真正的人才不会阿谀奉承,拜倒人下求碗饭吃,他们的刚烈正直,正是他们德才的表现,也是他们自信、自尊、自重的表现。而那些阿谀奉承之徒,本无德才,如果他们不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怎能讨个一官半职?这是识别人才的辩证法。

姚崇不因私去贤

姚崇(650~721年),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孟津西)人。他“少倜傥,尚气节”,年长后开始用功学习。以门荫入仕,为挽郎。后中制举下笔成章科,授濮州司仓参军,屡迁至夏官郎中。因奏事明晰流畅,为武则天所赏识,拜夏官侍郎。圣历三年(700年),进同凤阁莺台平章事,从此任相。中宗时,出任毫、宋、常、越、许等州刺史。景云元年(710年)睿宗立,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进中书令。因反对太平公主干政而获罪,贬为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迁扬州长史后又徒同州刺史。在任时,为政宽简,井井有条,为人称道。玄宗即位后,重新起用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他忠心为国,勤勉用事,与另一位宰相宋璟并称“姚宋”,齐心协力辅佐玄宗,成就了“开元之治”的鼎盛局面。在用人方面,他秉公无私,任人唯贤,史称姚崇当国。“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他正确对待魏知古一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魏知古原为睿宗朝黄门侍郎,为人方直,颇具才学。姚崇爱其才能,积极向玄宗举荐。其后,玄宗欲造金、玉真观,魏知古认为这件工程劳民伤财,于是连连上书劝谏。玄宗见他果然忠直敢言,就提升他为宰相,与姚崇同列。后来魏知古擢吏部尚书,掌管东都选官之事。恰好姚崇的两个儿子在东都洛阳任职,想凭借魏知古与姚崇的旧系升迁,就通过魏知古的门客向他送礼。魏知古却不但不买账,而且回长安后,如实向玄宗报告了此事。一天,玄宗召姚崇问道:“你的儿子有才能吗?都在哪里?”姚崇知道玄宗骤然问此事,必定劣子出了问题,就说:“臣二子分司东都,其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尝以事干魏知古。”玄宗原以为姚崇可能会因为爱惜儿子而隐此事,听到姚崇如此回答,不禁喜出望外,就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姚崇回答:“知古是我所推荐任相的,我儿子必定以为他会感念我的恩德,而去请托他。”玄宗听后,赞赏姚崇的不讲私情,但是在另一方面,却鄙薄魏知古的为人,想将他斥退。姚崇知道此事,连忙劝阻说:“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姚崇强调不能因一己私事害国家政治,其论甚为严正,玄宗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虽然后来终将魏知古罢为工部尚书,但总算不为已甚,仍能继续发挥其作用。

姚崇识大体,重人才,不因私害公,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