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西部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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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何以安魂

不知道某年某月,我养成了中午小睡的习惯,似乎进入有闲的阶层了,实际上非也。我的安眠一向难得,中午小睡,当然是浅薄的。我极怕干扰,然而这时候,偏偏总有电话打来。佳人的电话,往往是等而不到,可那些聊客的电话,却十分奇怪,它们竟永远得以通达。世间的事情往往如此,我已经见证的多了。

对于那天中午的小睡,我开始抱着很大的希望,因为我处理了种种事务,心静如水了。朦胧之中,一个段先生打来电话,我确实有一点儿恼火,不过他告诉我,他要拍摄一部电视片,是关于三线学生的,希望我能加盟。他指出我的任务是参与剧本写作,这是多位作家都想干的,但他却不给。非常明显,我是受到器重了。问题是,我早就有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其他事情,我将执意不做。然而面子是中国人一个古老的存在,而且我毕竟属于庸俗之辈,计算着可以落一个人情,收获一堆素材,迅速取得一笔稿酬,我便答应工作,时间是三个月。段先生为我请了假,随之我便愉快地上了他的车,游走咸阳,穿梭西安,寻找当年那些三线的学生。此时此刻,我很有一点轻慢,什么是三线,我依然一知半解。

心都是肉长的,而且我的心从来就没有麻木,偶尔会有一点儿悲凉,不过只要碰撞,它就激动。一旦激动了,我固有的一种凌厉便将脱缰而去,这是我所清楚的。

杨广智所讲的故事强烈敲击了我的心,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得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三线,三线学生及其行为,及其遭遇,及其命运,都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内容和人生课题,从这里,可以挖掘一代青年曾经有的信仰和怀疑。杨广智所讲的故事一下激活了我的灵感,激情开始像血一样在我身上涌动。他是在一家钢铁厂办公室讲其故事的,他的几个战友在座。这些战友皮肤黝黑,神情严肃。杨广智大约四十五岁,大拳在握,长发盖额,一只眼睛炯炯闪着神光,但另一只眼睛却是黑的。他说:

“那时候,我们连有一百二十人,我二十岁,是年长的了,其他学生才十六岁十七岁,都是孩子。我做木工,他们打隧道。打隧道当然艰苦,而且很危险。然而不打隧道,襄渝铁路就不能通车。那天是永远清晰的,那天我正在箍桶,一个学生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我,隧道塌方了,要赶快救人。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是谁遇难,清检之后,发现少了两个,其中少了我的邻居李伯文。他那年十五岁。离开西安之际,他父亲嘱托我照顾他的儿子。谁知道到三线来才半年,李伯文就走了!他在推翻斗车时塌方的石头把他砸倒埋住了。学生像疯了一样扒着石头,几乎所有的手指都磨烂了。一片起落的石头之声,夹杂着谁的抽泣,然而没有李伯文的呼叫和呻吟。终于在灰渣之中露出了一角棉衣,接着,露出了李伯文的脸,脸已经被挤扁,被闷青了。我抱起他,他竟软若稀泥,但头却嚓嚓地响着,像碎片似的。实际上他已经死亡了,然而学生不忍,不愿意,他们哭着,仍要送他到医院去让大夫抢救他。这当然是幻想。棺材是我做的。应大家的要求,连长同意我在仓库挑了一根圆木,九个人,熬了一夜,把棺材做成了。李伯文的尸体停放在一间平房,我参与给他擦身穿衣,是部队给的一套军装,不过没有领章帽徽。其他同学都跪在李伯文周围,眼睛全哭肿了。我一边擦身穿衣,一边念叨:伯文你好走,伯文你好走。他仍是一个孩子,还未完全发育啊!恕我不敬,他的生殖器那么小,还是光的,连阴毛也未长,这使连长大动恻隐之心,连长扶着墙哭得泪流满面!李伯文的父亲来了,他趴在儿子的身上看着儿子的脸,腿在发抖。入殓的时候,是我封的盖子,想着他几天之前还活蹦乱跳的情景,我的锤子砸不下去,怎么也砸不下去。连长催促我,便敲钉子,我哭着说:伯文,你要走了!你躲钉子,你躲钉子!你好走啊!其他学生都在棺材旁边喊着:我们不忘你!伯文我们不忘你!墓坑是学生用钢钎打的,打得方方正正。一群刚刚离开校园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寄托自己的哀思,只能凭心意这么做了,他们把墓坑打得真是方方正正的。葬埋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学生。棺材先是一辆汽车拉着,后不知道是谁的主意,改为由学生抬着棺材上山。实际上棺材是从学生的头顶飘过的,仿佛不把棺材抬过头顶就对不起伯文似的。有人将土踩到了墓坑,想到伯文是讲究卫生的,我立即跳下去,因为没有簸箕和扫帚,我便用手一掬一掬地掏土,我想,伯文要呆在这里了,那就要让他干干净净地呆在这里吧。最艰难最痛苦的是给墓坑填土,要把棺材埋住,当时谁都不愿意拿起锨,不想让土盖了自己的同学。没有办法,领导只好让部队的士兵填土。一个坟堆很快耸立起来了,然而它刺着学生的心,大家都感到空空荡荡的。离开坟堆的时候,在场的学生都跪下了,没有谁教导谁,没有谁暗示谁,完全是自觉跪下的。大家悄悄地给伯文磕头,磕头的响声此起彼伏,连成了一片。在回去的路上,没有一个同学说话。那些十六岁十七岁孩子的沉默,我现在仍能感到。”

泪水是一种物质,不过它属于精神活动的结果,这种精神活动到底怎么促成了一个人生理的变化,我不明白。我所知道的是,有的人易于感动,而有的人则难于感动,谓之铁石心肠。感动的泪水,往往标志着灵魂的净化或升华。毛泽东逝世的时候,我班有一个男生始终哭而无泪,这遭到很多女生的指责,认为他不忠于毛主席,不过我是本能地感到他的可怕,多年之后,他果然活活杀了他的妻子。杨广智在钢铁厂办公室所讲的故事,紧紧抓住了我,我的泪水,就是他用手在墓坑掏土之际涌出的。我想,丧事从来都是长者举办,然而隧道没有长者,李伯文的丧事,便只能由一群孩子举办了。他们怎么举办呢?他们无非凭着过去耳闻目睹的一点印象为自己的同学举办罢了。其区别在于,那些长者更多的是以风俗举办,而这些孩子更多的则以纯情举办。这样的丧事,孩子葬埋孩子的丧事,确实是世间罕见的,我问自己:当年他们是如何承受这种遭遇的呢?我的泪水难以控制,它忽然盈眶而出,一滴一滴地落在桌面。我的泪水像石头一样敲击木板,它的回音仿佛山谷的回音,以致它打断了杨广智所讲的故事。他扭过脸,用一只眼睛看我。

那天之后,我开始了自己的调查。我也知道,剧本是不需要多少素材的,而且形而下的要容易一些,难的是形而上,它实在不好用镜头表达。如果只是完成段先生分派的任务,那么我可以按部就班,很快交差了事。然而,杨广智所讲的故事,显然展示了一个时代所有的特别的人性与人情,它是精神的矿藏,我不能弃而不理。不仅仅是冲动,还有一种对历史的责任,我认为,必须尽多尽快地寻找那些三线的学生。

从夏天到冬天,我带着本子,带着笔,马不停蹄,东奔西走,一个接一个地面见他们。惬意的中午小睡,我不要了。种种报纸杂志的约稿,我推却了。我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三线学生的故事之中,因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惊奇的。对饥饿的体验,对睡眠的渴望,对极端沉重的劳动的承受,对爱对性的迷茫,对集体意志的变态的服从,这种种,都不是任何一个天才的作家在书房里可以虚构的。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开阔了视野,知道了世间的虚伪,还有世间的真实。我不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三线学生与我是没有任何天然关系的,不过在那些日子,我的泪与他们的泪流在一起,我的心与他们的心跳在一起,我的谴责与他们的谴责连在一起。我去了车间,去了仓库,去了商店,去了病房,我萧然地去了三线学生所生活的角角落落。我在都市寻找他们,还在乡下寻找他们。我唯恐遗漏。有的时候,我具大海捞针之感。这不是执行长官的命令,当然,也肯定不是为了钞票。我唯一的目的,是要探索历史的真相。我感到这是一种较量。我担心有人歪曲历史,修饰历史,我尤其愤恨有人利用三线学生,利用他们的青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我改变不了这样的现实:一切都带上了商品的性质,甚至处子,甚至良知。然而,如果有人把三线学生的经历当作商品,那么我将抗议。我的忧患完全是空穴来风。我单独面见了三百七十八位三线的学生,在交往之中,我感到他们信任我,视我为尊贵的朋友,亲爱的兄弟。他们将自己的光荣,还有羞耻和罪孽,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我怎么可以亵渎他们,而且怎么可以容忍有人利用他们!我感谢那些接受我调查的人,我记着他们的姓名:

祝海珍、刘东升、姜敏、周解洵、时秦生、王武臣、白瑞林、陈海云、李建国、吕品香、李勇昕、洪金花、时永红、卫捷、王珂华、高燕、王亚嫔、张兆思、范玉萍、付翠兰、赵劲、穆爱兰、秦小亚、王树军、武永保、王宏东、郭振东、曲卫、徐小丽、李琳、王长山、尉耿、姚永利、朱华根、肖鸿军、侯曦、王春花、张新民、侯全义、宁书同、胡来柱、李伟、史金平、郭长江、赵长森、周永新、胡矛。

我是在调查过程逐步认识三线的。我以为三线是冷战的产物,是一个军事地理概念,它出于毛泽东及其同志对二十世纪中叶的国际局势的分析,并做的一种备战部署。毛泽东认为,打仗是很可能的,而且敌方将首先进攻我方,以此,他把沿海和大型城市列为一线,中原列为二线,而三线则是中国内陆的西南西北地区,这是毛泽东设想的一个战略后方。然而,这个将作中国战略后方的地区是荒芜的,所以需要建设,而且必须快!国家把很多工业都迁到了山沟,人民为此所付出的牺牲,无疑是巨大的。为了解决三线的运输问题,国家投资,要修一条从襄樊到重庆的铁路,其中一段,要穿越陕西,其所经之处,不是急流,便是高山。按规定,要由陕西民工配合铁道兵完成,然而陕西民工远远不够,于是有人眉头一皱,就想到学生。那时候,六六级六七级六八级的学生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这项任务便落在六九级七级学生肩上,总共有两万五千名学生参加了三线建设,其中女生为八百名。多年之后,一位学者研究陕西的知识青年状况,他怎么寻找,也不见六九级七级的学生,很是迷惑。他以极大的好奇查阅档案,终于从一些封存的文件之中知道他们曾经在秦巴山地打了两年隧道,除此之外,关于这两届学生的消息,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记录。今天,他们人到中年,一些女性正在陆续下岗。生命是如此匆匆,一瞬之间,他们便要走进夕阳之中。那些死亡学生的灵魂,似乎仍在遥远的山地游荡。根据我的调查,三线学生,有一百一十四位牺牲在工地了。杨广智所在的十一连,曾经发生了两次大的事故,死亡四人。他的一只眼睛,就是1973年4月5日的一块石头击灭的。

大约一部死亡辞典,才能无疏无漏地描绘那些青春的消失,才能描绘脆骨嫩肉糊在石头上的颜色。这样的死亡辞典,我是一定要编撰的。那时候,如果有论者认为我是模仿韩少功先生,那么我将沉默或三笑。由于韩少功先生的小说受到论者批评,他便对论者诉之公堂,我以为这未免霸气和杀气了,是中国文化专制元素幻化的一股恶毒。遗憾得很,现在一些别的事情缠绕着我,使我不能立即编撰。然而,那些死亡的影子时时晃动,甚至频频入我梦境。我有一种批判的需要,一种控诉的需要,不然,我的灵魂是不安的。那么,请允许我首先报告几个学生的死亡吧!

关于刘芳:在坑道出渣时,塌方的石头砸烂了他的脚。一块石头砸烂了脚,一般是不会致命的。可那块石头的颜色却有一点怪,不青不白,不红不紫,是一种闪着贼光的石头。到底是不是那块石头捣乱,无法确定,总之,一种不明真相的细菌感染了,致其伤口久久难愈。由于恶性化脓,医生截去了他的脚,由于伤口仍然不愈,医生又截去了他的小腿,之后,又截去了他的大腿。医生想用整个下肢换取他的生命,但生命却固执而失。刘芳是乐观的,他不抱怨什么,面对迅速减少的日子,他不提任何要求。他只是唱歌,他是学校闻名的喜欢唱歌的学生。姐姐守护着他,临终之际,他实在没有体力了,就要姐姐为他唱歌。在歌声之中,他与这个世间永别了。那些年轻的学生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悼念,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达伤逝之情,他们便点燃香烟,全连二百一十八人,一人一支,他们把二百一十八支香烟插在了坟头。香烟插满了坟头。刘芳卒年十八。

关于赵小卜:他是一个孤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中,他的父亲遭遇迫害而亡,不久,母亲悲愤落井。他在少年便有了身世的坎坷之感。他既要承受丧失双亲的悲苦,又要承受社会的歧视和压力。在三线,他一直努力工作,说得少,干得多,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加入青年团。他写了七次申请,然而组织硬着心肠不批准。那天晚上,他从水泥袋上撕下一片纸,剪得整整齐齐,之后,将自己迫切要求加入青年团的愿望写在此纸上。他把这份新的申请压在床下,准备明天交给组织。谁知道第二天早晨他清理流水大桥的台阶时,一窝哑炮突然爆炸。赵小卜卒年十七。

关于李志强:学生都住在山腰,食堂和工棚之间,全是小路,小路多苔,遇雨极滑。那天李志强打了饭,边吃边走,不慎滑倒。深沟就在旁边,他吓坏了,因为稍稍移动就会坠落丧命。此时此刻,一种自卫的本能使他乱抓,不料他竟抓在了电线上。那是一条带动卷扬机的电线,没有胶皮,于是他马上就昏迷过去。李志强的同学跑来抢救,他们知道首先得拨开电线,不过不知道怎么做人工呼吸,结果有七个学生对着李志强的嘴轮换猛吹,直至把他的肚子鼓大,但人却不醒。李志强卒年十八。

关于曹建国:沙沟大桥高七十米,完全由学生修建。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先进的装备和技术,仅仅是用模型板一块一块拼凑。一个学生爱好数学,他根据这座大桥的面积与模型板的面积,求出总共要动用模型板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五个块次才能把大桥造起。曹建国自始至终劳动在工地,两年没有回家。那天,由他拆卸模型板,这个活干完,大桥也就竣工了,谁知道最后一块模型板把他带了下来。从七十米的高处摔到地上,他当然永远不能回家了。曾建国卒年十九。

这些不过是我调查笔记的几个片段而已,当然都是关于死亡的三线学生的。

1996年12月,我在安康一家小小的旅舍住了七天。我认真阅读了我的调查笔记。我沉浸于苍茫的岁月,心若浪潮。在建设三线的日子,安康是陕西这一片工程的指挥中心,那时候,众多的指示都是从这里发出的,其中包括关于如何处理这些死亡学生的指示。阅读那些笔记,我伤感,激愤,默默流泪。之后,我沿着襄渝铁路走了几站,我随处可以看见卧在风中的坟墓,那些坟墓由水泥砌成,几乎都是圆形,有的裸露突出,有的野草在掩。一个坟墓就是一个生命,我不清楚这里究竟埋下了多少生命!死亡的民工是多于学生的,然而由于学生都是青年,而且,我对他们在三线可歌可泣的生活已经有所了解,我难免心有所偏。我看到了那些粗陋的墓碑,其所载确实过于简单了,甚至有的只是用铁丝或树枝勾画着一个姓名,有的竟没有姓名,字迹已经模糊,总之,我并不能从墓碑获取那人究竟是谁,是怎样一个人。然而,我还是感到了一种密集的信息,信息从累累的坟墓而来。在冬日的阳光之下,那些坟墓是白色的一片,它们纷纷亮相,翩翩起舞,充满喧哗之感。

大竹园葬埋了两位学生——吴南和王惠茹。我在此地徘徊了整整一个下午。

吴南是唯一授予烈士称号的学生,在当年,对他的宣传确实如火如。那些活着的学生有人现在这样评价吴南:他是幸运的,他够了。我可以品味它的意思,这蕴含着对其他死亡的学生的一种同情。吴南是在隧道塌方之际,为抢救同学而牺牲的。授予他烈士的称号,是一种承认,不过抛开这一评价,我以为他仍是可爱的。我在大竹园碰到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老人瘦小,留着山羊胡子。他坐在阳光之中,怀里偎着一个孙女。我问他知道不知道过去修建铁路的学生,他知道。我问他知道不知道那个牺牲的吴南,他知道。老人伤感地告诉我:房子下面这条路,就是学生天天走的,学生太苦了,太苦了!吴南那孩子不嬉不闹,兢兢业业。老人悲戚地叹息:吴南是一个材料!如果他现在活着,那么已经是中年了!他太可惜,太可惜!

王惠茹是最后一个牺牲在三线的学生,她的故事到处流传。她牺牲之际,三线学生的所有任务都完成了,西安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拿着文件与指标,纷纷到这里招收工人或干部。中国曾经有一千二百五十万青年上山下乡,他们在农村待的时间不等,不过都不短。在中国,作为整体的,没有上山下乡的学生,唯有陕西六九级七级学生。当时陕西省领导承诺,襄渝铁路修建好了,这些学生就要分配工作。在距返回西安只有二十一天的时候,王惠茹倒下了。她的同学告诉我,是一个在隧道值勤的战士的枪支走火打中了她。那是一个宁静的春天,随着一声枪响,王惠茹美丽的身体扑卧在地。在用阶级斗争吓唬人民的岁月,平空一声枪响,确实让学生吃惊,他们以为是特务来了,要破坏刚刚修建的大桥和隧道,他们当然四面张望。然而并没有特务,只是子弹打中了王惠茹。那颗子弹从王惠茹左腋穿入,擦过心脏的边沿,从右胸冲出,落在一丛野草之中。子弹击破了王惠茹的动脉,血液遂注满胸腔。她是很清醒的,她一直忍着痛,忍着渴,她宁愿咬烂嘴唇,也没有哭。哭的是她的同学,那一百二十名十八岁十九岁的姑娘。当年的姑娘现在都是中年妇女了,她们曾经动情地告诉我:王惠菇是一个漂亮的姑娘,白皙的脸,乌黑的辫子,很聪明,很和善。喜欢文学,理想是要当一名作家或记者,她将写下三线生活的艰苦,写下三线学生的贡献。她有一把口琴,她经常坐在工棚里或河岸上专注地吹着,那口琴总是飞出快乐的或忧伤的音乐。她喜欢采撷一些野花,用以装点无法浪漫的日子。她的同学告诉我:王惠茹一直想有一件红毛衣,只是经济不允许,便始终未买。临终之际,她的同学帮她实现了这个平凡的愿望。她们连夜赶织,终于在葬埋之前给王惠茹穿上了红毛衣。她们知道王惠茹爱美,遂给棺材里撒满了枫叶,还放了一面圆形的镜子。

我曾经到王惠茹家里去看望了她的父母,其母是幼儿园的老师,其父是汽车队的司机,都退休了。我询问他们女儿过去的样子,这仿佛一下揭开了一个深藏的痛苦,两个老人极力忍着,然而那皱纹里,白发里,嗓音里,依然流露着无法压抑的悲戚。其母慢慢地描绘女儿,并从墙上取下王惠茹的遗像。遗像是黑白的,然而黑白的颜色,仍然展示了纯洁活泼的一个女子的美。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当然是她的棉衣及其格子罩衫。其母抚摸着遗像,抚摸着遗像的木框和线绳,断断续续地描绘她的女儿,那声调简直湿透了。其父默默地坐在一边,什么话都不说,以致我不理解这个老人,猜疑他不想念女儿,并悄悄问着:难道他已经忘了女儿?根本不是这样。在我辞别之际,这个老人忽然哭了,他老泪纵横,抽泣着说:“惠茹走了就算了。你为活着的孩子呼吁一下吧!我知道,我知道那些孩子太苦了,太苦了!”

在葬埋王惠茹那年,其父母到大竹园送了女儿,之后二十五年以来,他们一直没有去过。这原因是多种的,我估计,经济紧张是原因之一。

吴南是烈士,他的坟墓当然是经过装点的,而且坟墓的方向对着西安,也对着他为之献身的隧道。在这里工作的铁路工人,总要祭奠吴南,为他扫墓,这都是应该的。出于一种神秘而微妙的心情,王惠茹的同学,就是那一百二十名十八岁十九岁的姑娘,当年执意要将王惠茹葬埋在吴南坟墓的旁边,而且事情就这样做了。在大竹园,我看到了这两个学生的坟墓,然而我不料他们的坟墓竟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吴南的坟墓似乎刚刚经过修缮,坚固而庄严,墓碑高耸着。然而王惠茹的坟墓居然只是一堆黄土,一间莫名其妙的房子竟还压着它,甚至是要挤走坟墓的样子。黄土几乎盖住了墓碑,那挣扎而出的一半墓碑,不过是粗糙的水泥制品而已,上面寂寞地写着王惠茹的姓名。我不料情况是这样的!在那个冬日的下午,我久久在这里游荡,深感世情之薄,人情之恶。

大竹园是一个显得温暖的村子,即使腊月,这里依然蔬菜成片,树木成林。遥远的,有农民在田野忙碌,有鸡鸣犬吠。偶尔,一列火车要在这里停下,将旅行的人运到他们要去的地方,这使村子有了一点镇子的气象。火车开走之后,这里重归安寂,黄色的阳光含着热度,也含着孤单,它使我蓦地想到西安。在那里,由于电视片的诱发和推动,三线学生互相串联,举行聚会,翻看发黄的照片,捐献破旧的衣物,或写文章载于报纸,或唱歌曲传于广播,总之,沉默了二十五年的心,忽如一夜春风起,千树万树梅花开。这一切,都进入了段先生的镜头,很多情景,不用导演,都是绝妙的戏。

然而大竹园是清冷的,吴南之墓与王惠茹之墓,伶仃地坐在土丘之上,不知道是谁的脚,踏出了一条细瘦的曲径,它穿过田野,通往土丘。太阳要落了,夕辉很净。我在夕辉之中摘了一把茶叶,摘了一把白蒿。我慢慢地走向那个土丘。我把白蒿献给了王惠茹,把茶叶献给了吴南。我用我的祭奠,弥补着世间的不义和无道,不过我不知道那冬日的白蒿和茶叶是否有这样的分量?

至于剧本,我是完成了,然而那个剧本之中所有的意思,仅仅是我关于三线及其学生的思考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

选自1998年1月太白文艺出版社《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