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唐太宗即位时。取年号为贞观。在整个贞观年间，李世民推行了一系列对发展社会生产有利的政策。如实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通过租庸调法，均平了赋役；注意增殖人口，赈灾备荒；兴修水利，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由于这些措施的实行和当时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使广大农民群众有一个生产的和平环境，于是劳动积极性得到发挥，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贞观政要》描绘当时的情景说：“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这种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景象，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出现，与唐太宗卓越的政治才能是分不开的。他亲眼目睹了强盛的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顷刻而覆，而且“惕焉震惧”，常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古训警示自己，大臣也不断用这些话进谏。君臣同舟共济，励精图治，使得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从贞观年间起步的这股经济发展势头，一直保持到百年后的唐玄宗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即位后，厉行均田制度，改革吏治，使一度中断的清明政治得以继续，从而促使社会经济、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因为这种情形主要持续在玄宗前期的开元年间，因此被称为“开元盛世”。
文成公主入藏
7世纪上半叶，青藏高原上崛起了一个强盛的吐蕃政权，在赞普（国王）松赞干布的统治下，国力强盛。松赞干布渴慕唐风，希望能和大唐和亲，三次遣使入唐进贡请婚。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感其诚意，让宗师女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次年初，文成公主在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前往吐蕃。松赞干布在吐蕃边境柏海（今札陵湖）迎接文成公主入藏，为示友好，松赞干布特按唐朝礼仪举行了迎亲仪式，与李道宗相见时执子婿之礼，以示敬意。
文成公主人藏带去了大量技工、书籍、种子等，把先进的唐文化传入吐蕃，促进了西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汉藏关系的友好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朝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在隋朝兴起和发展，到了唐朝得到了进一步地巩固与完善，考试科目有常科、制科之分。每年举行的科举叫常科，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称制科。
常科的考生有两种人。一种是生徒。生徒出自于从中央的国子监弘文馆到地方州县学的学生。另一种叫乡贡，这些人自学成才“投牒自举”，经考试合格后可参加常科考试。常科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十多种，其中最为重要是明经、进士两科。时人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终不为美”的感叹。但这时的进士和后来经殿试而成的进士并不相同，程度也不同。唐睿宗载初元年（689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这是殿试的最初记载。但这时的殿试只是偶或为之，并未形成制度。
常科考试后，考中的人称“进士及第”，时人称之为“登龙门”。这时为了庆祝考试圆满，会举行曲江会、杏园宴、雁塔题名等活动，达官贵人，甚至皇帝也会来“登紫云楼垂帘观看”，非常热闹。
制科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参加的人可以是在职官员、常科第的人，也可以是庶民百姓。和常科出身的人相比，制科出身的人“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被称之为“杂色”。“糊名制”最早出现在制科考试中。常科、制科之外还有武举，但一般不受重视。
均田制
武德七年（624年），为了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唐朝大规模实施均田制。
均田制度是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建立的土地制度，隋朝沿袭下来。隋末唐初，由于连年征战，造成大量土地荒地，全国不足300万户，促使唐政府实行均田制度。均田制规定，丁男及中男受田百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可传子孙；80亩为口分田，死后还官。老男、残疾者授田40亩；寡妻妾授田30亩，若为户主者再增20亩永业田。凡道士、和尚给田30亩，冠、尼20亩。官户受田等于良丁之半，工商业者和官户相同。有封爵贵族和五品以上官吏可授永业田500~1000亩。因战功受勋者，按勋级授田600~3000亩。各级官吏有职分田2顷至12顷，以为薪俸。各级官府有公廨田1顷至26顷，以为办公费。授田有宽、狭乡之别，狭乡口分田额减宽乡之半。唐均田令与前代相比，取消了奴婢、普通妇女授田，农户授田额有所降低，受田对象广泛；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不是那么严格了。均田制的实施取得了开垦荒地、增加户口，稳定兵源等效果，使唐初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
垂帘听政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亲临金銮殿处理政务大事。当皇帝不能上朝亲政时，就由皇后或太后临朝听政。皇后在大殿皇帝御座后面，用帘子遮挡的方式听政，是从武则天开始的。《旧唐书·高宗纪下》记载：“时帝（唐高宗）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后（武则天），……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与闻之，内外称为‘二圣’”。
节度使
唐太宗、高宗之际。唐对周边各族主动出兵，一则力图解决边患，一则为了开疆拓土。由于疆界不固定，战事十分频繁，很少有固定的驻防军镇。自从西突厥被打败以后，疆界基本上固定下来了，如此一来，防御线大大拉长，再调兵遣将东征西讨已经很不方便了，而且原有的镇、戍亦不足应付新的备御形势，需要有经常性的军事设置，因而就形成了军区。行军大总管及都督就发展成了这种军区的固定长官节度使。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贺拔延嗣任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至此就有了节度使的称号。玄宗开元、天宝之际，缘边陆续设置了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节度使官署称为使府、幕府。幕职有节度副使等文职和都知兵马使等武职，总辖区内的军、政、财大权，辖区内州县归其统属。安史之乱中，内地也设置节度使，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一些强藩，拥兵自大，父死子袭，成为割据势力，如河北、山东等镇。其他节度使也与朝廷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唐末农民起义爆发后，节度使势力进一步膨胀，中央政府不仅丧失了对藩镇的控制能力，还往往受其挟制。各藩镇不断发生战争，演成北方五个朝代更迭、南方九国（北汉除外）政权纷立的分裂割据局面。北宋初，节度使成为荣誉之职。
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是唐朝末期朝臣间的一场党派之争。牛党的党首是牛僧儒，他和李宗闵等人是进士出身的官僚的代表。李党的首脑是李德裕，是门荫出身官僚的代表。
从表面看，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两党分歧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牛党主张通过科举取士，因为他们多科举出身；李党主张门荫入仕，因为他们多门荫出身。二是对待藩镇的态度不一样。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牛僧孺、李宗闵因评论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曾遭到贬斥，而李吉甫的儿子正是李党的首脑李德裕，因此双方结怨甚深，一旦大权在握，就会对对方加以打击、排挤。唐穆宗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牛僧孺做宰相时。就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李德裕任四川节度使时。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牛僧孺却感情用事，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而唐武宗时（公元841~846年），李德裕做宰相，又把牛僧孺、李宗闵放逐到南方。唐武宗死后，宣宗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担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李党全遭罢斥。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没过多久便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