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一杯饮尽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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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市语喧腾滚曲尘

有地产嘉禾记载的樟树,自然有清江名酒。更何况,那些筑卫城人、吴城人早就用上了陶鬹、铜斝!

真个是“流泉处处入农轻”,水把大地养成了沃野。

有一首诗,应该是古人献给樟树之水的赞歌。它朗朗上口,又娓娓道来;它清丽如画,又婉转如曲。它是宋宝祐元年状元姚勉的《清江曲》——

夹岸桃花燕子飞,一江春雨鳜鱼肥。丝纶百尺烟波阔,深夜鸣榔载月归。扁舟一叶横沙嘴,得鱼烂醉春风里。绿阳深处酒醒时,江湖半落天如水。万顷沧江五月凉,一川锦绣藕花香。绿蓑青笠鸣疏雨,老树残烟带夕阳。野船烟火夜明灭,一笛风清楚江阔。无鱼无酒且归来,蓬里萧疏卧明月。江南江北老天涯,萧萧两岸梧桐叶。漠漠平川芦荻花,万里西风双发华。柔橹声中山水绿,一萍买断黄金屋。沙边鸥鸟莫相猜,是非不到清江曲。荷苇折枯人未归,寒波霜落燕初飞。人间节物时时换,又折梅花下钓矶。青山四面清歌发,几点沙鸥起天末。一任长年醉则休,醒时独钓寒江雪。

我喜欢这首诗,是因为里面有一江春雨,一叶扁舟,一川锦绣,一笛风清,于是,便有了“一萍买断黄金屋”的慷慨、“一任长年醉则休”的潇洒。它铺展的是一幅天人合一的山水长卷,而劳作在天地之间的人,是这幅长卷中的主体形象。他们是绿蓑青笠,他们是载月扁舟;他们是野船烟火,他们是老树残烟。他们可以烂醉春风里,也可以酒醒绿阳深处。至于那“一任长年醉则休”的,恐怕只有诗人自己了。在古老的遥远,有好些诗人都在酒里一醉长年。

比如,生活在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陶渊明的理想注定如梦幻一般破灭。直到二十九岁,他才出仕为官,然终其一生,所做的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之类的芝麻官而已,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降志辱身同官场人物虚与委蛇。他为彭泽县令时,终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天就解印挂职而归隐田园,过着亲自劳动、躬耕自给的乡居生活。当然,那也是饮酒赋诗、怡然自乐的生活。陶渊明好酒,有一例为证。他在做彭泽县令时,打算将县里拨给的公田全部种上可用来酿酒的糯稻,他说:“令吾常醉于酒足矣。”经妻子再三请求种晚稻,这才用一顷五十亩种糯稻,用五十亩种晚稻。辞官归隐之后,他其实索性归隐到了酒里。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如逢丰收,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他的老朋友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他“携幼入室,有酒盈樽”,他“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他“得酒莫苟辞”,他“绿酒开芳颜”。酒成了他的人生一知己,“酒云能消忧”,“酒能去百虑”。尽管他无日不饮,仍觉得没有饮够,贫病交加的诗人在自挽诗中这样表达自己的深深遗憾:“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尤其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煞是令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酒成了陶渊明赋诗的重要题材,酒仙陶渊明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在现存的一百六十多首陶诗中,提到酒的将近五十首,其中不乏专门写酒的诗,仅《饮酒》诗便有二十首,另有《述酒》《止酒》诗各一首。《饮酒》二十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

陶渊明鄙夷功名利禄的志趣、守志不阿的节操和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正如王国维所言,“其人格亦自足千古”。甚至,中国古代的文人有嗜酒的共性,这也与陶渊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便在诗中坦言:“先生去我久,纸墨有遗文。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其他不可及,且效醉昏昏。”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把陶渊明视为知己,称:“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他写道:“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欧阳修则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

说到陶渊明,我不由地想起玄学盛行的魏晋,想起嗜酒成癖的玄学名士。“竹林七贤”便是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魏末晋初,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那时的名士,不必须奇才,能痛饮酒、熟读《离骚》者,即可称名士。竹林七贤皆有酒名。比如,阮籍年轻时在政治上曾抱有济世之志,然而,他面对的政局十分险恶,只好称病辞官,归隐故里,并且天天喝酒,每喝必醉。不久,朝政果然被司马懿独专。司马氏的心腹屡次试探阮籍对时局的看法,阮籍都借酒装醉,躲过灾祸。当司马昭提出要与阮籍家联姻时,聪明的阮籍干脆借酒大醉六十天,放浪佯狂,使联姻之事无法进行;山涛生活俭约,饮酒,却有一定限度,至八斗而止,与其他人的狂饮至于大醉不同;刘伶更是一个酒鬼。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有文字称“刘伶澹默少言,不妄交游。惟与阮籍、嵇康友善。性嗜酒,纵情肆志。常乘一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插而随之,说:死便埋我。曾著《酒德颂》一篇,主张‘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他对“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的生活方式心向往之。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还有个叫阮咸的,被晋武帝认为耽酒浮虚而不为所用,他与阮籍一样放达狂浪不羁。他曾与姑母家鲜卑婢女私下要好,母亲死时,按礼姑姑要还家,但阮咸要求把婢女留下,这在当时是不为礼教所容的。后来婢女走了,阮咸借驴骑上追赶,终于把婢女追回来了,并生了一个儿子叫阮孚,为世所讥。他不随便交朋友,只和亲友知交弦歌酣饮。有一次,他的亲友在一起喝酒,他也来参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当时有一大群猪走来饮酒,阮咸就和猪一起喝酒。他一面饮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乐乎。于是,其“与豕同饮”传为笑话。由上述名士的醉态可见,置身于动荡的社会,他们其实是一群智者,文士们不但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生命,因此崇尚老庄哲学,到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醉态是掩护自己的伪装色,是逃逸现实的通行证,醉态也是走向自然、高蹈山林的精神旗帜。

我想起魏晋南北朝的这批醉汉,是因为通过他们的醉生梦死,可以发现那时的人已经掌握了较高的酿酒技术,那时的酒已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并且,人们在不断发展和发掘酒的作用,酒以治病,酒以养老,酒以成礼,酒以成欢,酒以忘忧,酒以壮胆,如此等等。

酿酒需要粮食。那时的江西境内已广泛种植水稻、麦、粟、菽、桑、麻等各类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至于水稻,江西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而且,赣鄱地区是亚洲和世界稻作农业一个重要发祥地。关于稻作起源,考古界一直争论不休。1993与1995年,其源起有了新发现。中美农业考古队对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的两次合作发掘,在距今一万两千年前、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地层中发现了人工栽培稻植硅石。经植物学家研究,这种水稻兼具籼、粳稻特征,是一种由野生稻向人工培植稻演化的古栽培稻类型,它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之一;而在汉代,南方稻田生产中已普遍采用铁农具和推广牛耕,一整套农机具如犁铧、耒、锸、铲、锄、镰等铁农具和杵臼、碓、风车、磨等脱粒加工木石农具,已能适应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要求。至迟到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已基本摆脱“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开始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江西地区也不例外。西晋时,豫章郡的水稻生产已远近闻名。史载,太康年间,“有嘉禾生于豫章”。晋怀帝即位后,甚至把年号都改名为永嘉。经东吴、东晋近两百年的开发经营,江西农业快速发展,至南朝刘宋时,江西已成为江南稻米的重点产区之一,不仅稻米质量好,而且产量高,粮储丰富。豫章郡的大量土地被辟为良田,水稻广为种植,以味道精美而享誉四面八方,家家都储藏了粮食,人们不愁吃喝;丰年则向商人和游客提供粮食,即使荒年也不必告求于人去购买。豫章郡江之西岸多良田,极肥沃的土地竟能亩产稻谷二十斛,大约相当如今四石多,在当时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条件下,算是高产纪录了;且生产出的稻米放在容器中,竟如白玉一般闪闪发光,其质量之高可想而知。隋唐的筠州辖如今包括樟树在内的诸县(市),其所产稻米在南朝时已极佳,“州内有米山”,“生禾香茂,为米精美”。

想来,归田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陶渊明,“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其种植的自然少不了糯稻。他还要靠收获的糯谷,自家来酿造美酒呢,他说:“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这种糯米酒,江西民间一般都会酿造,其方法是先将糯谷舂成白米,洗净后煮成饭,再加上酒曲,然后放在瓮中让其自然发酵,并掌握一定的温度。待酒熟后还要进行过滤,将酒糟滤去才能饮用。方法虽然不很复杂,但要酿出香醇的美酒,却需一定的技术。

粮食的充裕为酿酒业提供了大量原料。魏晋南北朝时期,酿酒业已十分发达,仅《齐民要术》中就记载有十几种酿酒的方法。据有关专家研究,那些方法都极为先进。南北朝时有个善酿酒之人,叫刘白堕,其酿制之酒用口小腹大的瓦罐装盛,放在烈日下暴晒,十天以后,罐中的酒味不变,“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北魏京师洛阳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此酒也名“骑驴酒”;永熙年间,有一位叫毛鸿宾的携带这种酒上路,遇到盗贼,盗贼喝了这种酒,立即醉倒,后被擒拿归案,此酒又被称作“擒奸酒”,当时游侠以口碑为之作了活广告,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酿酒是粮食业重要的转化形式,酿酒消耗粮食巨大,而江西粮食丰裕,为酿酒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此时,樟树邻近的宜春县生产“宜春酎”,颇为有名。该县西四里有宜春水,水质甘美,是酿酒的上等水源,加之当地生产的优质稻米,故能酿出好酒。《晋书?地道记》云:“宜春美酒,隋岁举上贡,刺史亲付计吏。”由于宜春酎是著名的美酒,到了隋代,已成为贡酒。其实,在同样有地产嘉禾记载的樟树,也是处处好酒。更何况,那些筑卫城人、吴城人早就用上了陶鬹、铜斝!

我在一部厚厚的《江西通史》里,循着四面八方袭来的酒香,走向唐代江西的四面八方——

唐代人们饮酒普遍,上至官僚文士,下至平民百姓,皆好饮酒。江西地区饮酒之风也极浓。《太平广记》中就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如卷四○○《雩都人》记,于都县一船主“遇一黄衣人乞食”,便“与之盘酒”;卷三五五《王誗妻》记,南安县“人有祭祀,但具酒食”。卷四九七《江西驿官》记,江西的某官驿设有酒库,“诸醢毕熟”。诗歌中也有不少关于饮酒的生动而形象的描写,如王驾《社日》咏民间节日里,鹅湖山下的民众饮酒庆祝,以致出现“家家扶得醉人归”的农家乐景象。另外,袁皓《重归宜春偶成》:“殷勤倾白酒,相劝有黄鸡。”韦庄《袁州作》:“正是江村春酒熟,更闻春鸟劝提壶。”郎士元《寄李袁州桑落酒》:“十千提携一斗,远送潇湘故人。”白居易《早秋晚望兼呈韦侍御》:“浔阳酒甚浓,相劝时时醉。”这些诗句也对江西的饮酒之乐作了形象的写实。而刘禹锡《送湘阳熊判官孺登府罢钟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描写南昌:“朱槛照河宫,旗亭绿云里。”杜牧《罢钟陵幕吏十三年来泊湓浦》诗曰:“青梅雨中熟,樯倚酒旗边。”又足见赣江、湓水人口集中之地,酒家经营十分兴旺。五代时期,本区的饮酒风并没有衰减。《五代诗话》卷三引《天禄识余》“毛炳”条记载:丰城人毛炳“入庐山,每与诸生曲讲,获镪即市酒尽醉。时彭会好茶,而炳好酒,时人为之语曰:‘彭生作赋茶三斤,毛氏传经酒半斤。’”后游螺川诸邑,遇酒辄饮,不醉不止。

饮酒之风的盛行,是以酿酒业的兴盛为前提的。当时江西的酒类生产以工艺相对简单的浊酒为主。浊酒酒液浑浊,米滓往往漂在酒面上,泛泛然如同浮蚁,故时人称及“浊酒”多以“蚁”字来形容。白居易在江州浔阳时,作《问刘十九》诗称的“绿蚁新醅酒”,即是当地的有名的浊酒。上引诗人袁皓所称“白酒”即是浊酒。与前代相较,江西酿酒技术有所提高。《太平广记》卷二三三《南方酒》记,有酿酒者埋置酒于陂中,“候冬陂池水竭时,置酒罂,密固其上,瘗于陂中”。这无疑是一种培养酒质的技术。在酿酒原料及技术上,南方酒“不用曲蘖,杵米为粉,以众草叶胡蔓汁溲”,因此合糯为酒。且“饮既烧,即实酒满瓮,泥其上,以火烧方熟”。这种米酒经过了过滤、火烧。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酿酒技术的进步。江西各州县普遍酿酒,出现了一些享誉全国的地方名牌酒。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所列全国名酒十余种中就有江西“浔阳之湓水”。白居易《首夏》诗中赞道:“浔阳多美酒,可使怀不燥。”宜春酒也是当时名酒,《新唐书?地理志五》记,“袁州宜春郡……有宜春泉,酿酒入贡”。由于宜春酒佳,唐时有人提倡仿制此酒。《白孔六帖》卷十五载:“李泌字长源,泌请里闾酿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丰年。”

唐代酿酒分官酿和私酿。唐前期允许私人酿酒,采取官私酒业自由发展的宽松政策,从而推动了民间酒业的发展。民间酿酒或自用,如以陶渊明酿酒故事命名的“陶家酒”,在九江民间素有盛名。李白《浔阳感秋》:“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白居易《浔阳秋怀赠许明府》:“试问陶家酒,新篘(要造字:竹字头下加“刍”)得几多。”又《太平广记?南方酒》记,“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待到女大出嫁时”,取供贺客,这种酒被称为“女酒”;或是在市场上出售,江西地区市场上的酒家不少。同上《南方酒》记,“无赖小民空手入市,遍就酒家滴淋”。《唐国史补》卷上载:大历年间,柳浑佐江西观察使路嗣恭幕时,“嗜酒,好人廛市,不事拘捡”。中唐以来,朝廷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满足军国财政之用,全国大范围实行官酿官卖。《旧唐书?食货志下》载:建中三年(782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酿,……委州县综领,醨薄私酿,罪有差。”江西地区私酿一向兴盛,朝廷遂严禁江西私酿。《新唐书?王仲舒传》载,德宗建中以来至穆宗长庆年间,“江西榷酒利多佗州十八”,达“九千万”。而民间私酿之风“岁抵死不绝,谷数斛易斗酒”,江西观察使王仲舒遂奏请朝廷罢本区私酿之禁。王氏的开明政策,无疑有利于江西地区酒业及其相关经济的发展。又《册府元龟》卷五○四载,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江西观察使裴谊奏请停官酤,“洪州每年合送省榷酒钱五万贯文”。江西酒税的丰厚,正说明其酿酒业的兴盛,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江西官吏关注本区酒业的发展。

榷酒,就是政府严格限制民间私酿自卖酒类,由政府独专其利。它作为增加国库收入的一项较为稳定的经济政策,肇端于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古今中外,政府都把酒类的财政收入做为国家重要的稳定性财源。比如北宋的酒课征收。《江西通史》云——

北宋管制酒的生产与买卖,“诸州城内皆置酒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所在多请官酤”。官府对酿酒业的利润极为看重,始终严密控制。

酿出的米酒分两种:自春至秋,酿成即鬻的称“小酒”,每斤自5钱至30钱,分26等;冬天酿制至夏天出卖的称“大酒”,每斤自8钱至48钱,分23等。所用米粮及制作方法,各地因水土制宜,价钱亦因地而异。由于官府设酒务,一方面酿酒出卖,另一方面征收酿酒民户的岁课。有的官员因此深感惭愧,欧阳修《食糟民》曰:

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

酒酤得钱糟弃物(一作“不弃”),大屋经年堆欲朽。

…………

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麋粥度冬春。

还来就官买糟食,官吏散糟以为德。

…………

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

对农民种糯米而没有酒饮的苦痛,欧阳修心生恻隐,然而,官家的榷酒政策,并不因仁人君子的自责而撤消。榷酒,不仅是州县官吏的职责,而且还不时有受责降的大官下放州县监酒税,苏辙即是显例。

元丰三年(1080年),苏辙因兄苏轼以诗得罪,受连累,由签书南京判官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这个税务原有三吏共事,苏辙到时,二人罢去,由他一人包办,“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暮则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监税吏,不仅征收豚鱼之税,还卖盐、沽酒,是市场中的税吏兼商人。官府把酒看得和盐一样重要,垄断专卖,故酿酒之盛,酒税收入之丰厚,可由此窥见。苏辙终日与酒打交道,对酿酒行情自然熟悉,知道“江西官酿惟豫章最佳”,所以无人往豫章寄送酒。苏辙终日守在糟缸边,闻其香,品其味,不知足,结果“饮酒过量,肺疾复作”,他深自悔恨,“不知逃世网,但解忧岁课”。一个责监盐酒税者,必须为完成酒课定额而操心。

谪监盐酒课的贬官关注酒课上升,企求早得解脱,而主管地方财赋的官司,更以增税为功,二者都可能是演变成苛剥百姓的动因。景德四年(1007年)四月,宰相王旦对真宗说,诸路“遣官检举酒税,竞以增益为功,烦扰特甚。……诸州虽各有原定酒数,然随时增益不已”。于是,又下令“取一年中等之数,立为定额”。可见,各地增加酒课的劣迹,获得朝廷的认可。

酒税在财政中占何等地位,可从与商税比较中看出。旧税额中的酒课高出商税,熙宁十年数二者基本相等(酒课中加进买扑的钱和金银约及40万),故酒税与商税具有同等地位。与两浙路比较,江西的酒课多出约10万贯。天禧四年(1020年),两浙转运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课旧额十四万贯,遗利尚多。乃岁增课九万八千贯。”增课后为23.8万贯,仍少于江西。官府征得的酒税,在一定程度上是饮酒量的表示。酒税多,饮酒人增多,饮酒风气更浓,总体上看,正是商业更旺盛的结果,也是社交生活更活跃的一种表现。

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苏辙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五年间他与酒为伴,想来一定是酒,让他倍觉“安心已得安身法,乐土偏令乐事多。千里筠阳犹静治,还家一笑定无他”。筠州所在的高安,与樟树山水相依,导致他饮酒过量的肯定有清江好酒。

绍兴乾道年间,张孝祥在江西任抚州知州之后,再去长沙,路过临江军清江县界,在地名九段田一带农村,见快要收割的稻田“沃壤百里,黄云际天”,十分感叹,称:“他处未有也。”他认为,九段田的价值即便是岭南的富商巨贾也买不到,真想弃官隐居在此。这时,小小的临江军只辖三县,每年税米却有十二万五千多石,其中上供十一万石余,运往镇江、建康、池州交卸。

北宋诗人梅尧臣有诗《送临江军监酒李太傅》云:“三江卑湿地,北客宦游稀。雾气多成雨,云蒸易损衣。白醪烧瓮美,黄雀下田肥。未辨殊方语,山歌半是非。”此诗形象生动地道破了清江盆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的特点,并勾勒出因土肥水美而自足惬意的生活景象。曾在临江府任职,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南宋四大家”的范成大,则为赣江中游清江等地沿江一带的橘林风光赋《清江道中橘园甚伙》,诗云:“芳林不断清江曲,倒影入江江水绿。未论万户比封君,瓦屋人家衣食足。”范成大还写道,“沿岸居人烟火相望,有乐郊之象”,“两日来带江悉是橘林,翠樾照水,行终日不绝。林中竹篱瓦屋,不类村圩,疑皆种橘之利”。赣江中游沿岸之所以芳林不断,是因为附近有闻名于世的红橘产地新淦县三湖镇,而樟树药市是以地道的枳壳供应为特色,在这一带出产的红橘,正是枳壳的原料。可见,药市的需求推动了柑橘种植,兴旺的柑橘生产,又支撑起樟树的中药材市场。种橘收益较高,“橘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于是,橘农衣食足,住瓦屋,一片“乐郊之象”。曾任临江知府的王庭珪在《送吴叔举主簿往清江受纳秋苗》一诗中,这样写道:“田头作谷催入场,一半白者输官仓。庐江主簿喜怀檄,放船椎鼓开帆樯。萧滩老农公事毕,夹道欢呼罗酒浆。笑言归去唤妻子,今年租米两平量。”诗中竟是一派官民同乐、喜庆丰收的幸福景象。尽管已有“一半白者输官仓”,老百姓仍然能够“夹道欢呼罗酒浆”。凭此,我眼前仿佛有一片秋熟的田野,满畈满垄的金黄,秋阳下,是叽叽喳喳的鸟叫,鸟翼如云疾走,投下一团团阴影。

我指的是黄雀。成群的黄雀飞过古人的诗词,我禁不住好奇。解剖黄雀,果然有所发现。请看王安石的《送吕嘉问赴临江守》一诗:“黄雀有头颅,长行万余里。想因君出守,暂得免苞苴。”原来,宋代临江军盛产黄雀,俗称黄绵雀,因其肉味鲜美,居民多网罗黄雀为食,并腌制成“黄雀鲊”作为上等礼品馈赠亲友,此俗风靡一时。临江军官员起初以黄雀鲊上贡皇帝,后来扩大到馈赠朝廷显贵,作为进身之阶。久之成例,耗费大量白银购买黄雀鲊,每年数量多达三万余只。滥肆捕杀致使黄雀日少,百姓更苦于官府派购、吏役勒索,于赋税外又增加了一项沉重负担。吕嘉问出守临江军时,决心革除这项弊政,遂下令禁止网罗黄雀,结果却是禁而不绝。这位太守,后擢工部判官,宝文阁待制,知开封府,成为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助手,不过,他在“禁罗雀”一事上,到底还是辜负了王安石指望黄雀“暂得免苞苴”的心愿。“苞苴”为包裹之意,纳贿于人亦曰苞苴。后来,又有王郡守,再次下“禁罗雀令”,以黄雀鲊献给朝贵的故例终于废除。此事传至京城,朝廷下令将王郡守召还京师任职,官迁户部侍郎。宋代诗人李大异为其禁罗雀作诗,并称王郡守为“美守”。其诗曰:“清江有奇馋,飞爵金染裾。但为挟绵纩,不能保头颅。纷纷堕毕弋,往往充苞苴。”诗中赞道:“下令禁罗雀,遐迩皆欢呼。”该诗一秉王安石诗意,亦有苞苴之叹、仁爱之颂。由两位太守禁罗雀的故事,可见黄雀如此之多,应是此地田野丰稔而致;而罗雀为食以致酿成时弊,则可窥见当时酒桌风习之一斑。

有位叫钱顺则的,是临江府城内人,清乾隆年贡生,其父天祉十三岁入邑庠,从杨兼山先生游,杨兼山起兵赴国难时,其父倾产饷军。钱顺则是长子,县府院三试俱第一,与其弟先后俱以案首入泮。雍正年举孝友端方之士,以母老辞。他的诗《清江镇偶吟》,云——

市语喧腾滚曲尘,万家灯火接鱼鳞。军门鼓角称雄镇,估货帆桥集要津。

樟树居赣江的中点,南北货物运输,东西客商往来,均以此为集散地。赣江自唐末开辟大庾岭山路至1936年粤汉铁路通车前,一直是联系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的最主要通道;而在樟树境内与赣江交汇的袁水,不仅是东来西往的官宦、商客之路,也是赣西筠州、袁州民户交纳赋粮的运输通道,从北宋以来一直是集中入袁水运至临江军,再转入赣江北运出去。因此,凭着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樟树不断兴盛与发展,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诗《夜闻商人船中筝》所云:“大艑高帆一百尺,新声促柱十三弦。扬州市里商人女,来占江西明月天。”钱顺则诗中描写的情景,自然发生在他身边,是他所置身的时代生活写照。然而,我相信,在钱诗之前的遥远,樟树应该早已是“市语喧腾滚曲尘”。

因为,曲尘飞扬在历代诗词里。黄庭坚有诗《次韵答清江主簿赵彦成》云:“笙歌忽把二天酒,风雨犹惊三峡涛。已作齐民寻要术,安能痛饮读离骚。”陆游在隆兴府通判任上,得清江名酒,喜不自禁,饮酒赋《对酒》诗称:“檐铎鸣杂珮,帘旌动微波。我老懒读书,如此长日何。名酒来清江,嫩色如新鹅。奇菹映玉盘,珍鲊开绿荷。万事姑置之,悠然酣且歌。宦游亦何好,且复小婆娑。秋风云门道,踏月扪青萝。”杨万里以白话入诗,道“先生笑问有酒么,醉来得句自长哦”;朱熹则是以哲理入诗,曰“煖热惟须酒,平章却要诗”;曾巩却是情感真挚,称“双烛纵谈樽酒绿,一枰销日纸窗深”。他们喝的,应该都是“嫩色如新鹅”的清江名酒吧?

曲尘还飞扬在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里。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宋应星为奉新人,他曾任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奉新和分宜都与樟树是近邻。宋应星二十八岁时与其兄一起在江西乡试时同榜中举,一时传为佳话,但此后他同其兄先后六次进京参加会试,都榜上无名。在科举场中屡受挫折、“六上公车而不第”之后,宋应星对功名逐渐冷淡,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游历考察,著书立说。他兴趣广泛,对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注意观察和研究。由奉新到北京的沿途,他走访南北农田、作坊,考察各种农工业生产技术,时时将所见所闻记录并描绘出来。每次落第而返,宋应星行囊中都装有科学考察的笔记。

宋应星著述颇丰,其代表作却是“于功名半取毫不相关”的《天工开物》。书名取自《易·系辞》中“天工人其代之”及“开物成务”,意即自然形成物,由人开发利用,强调的是自然力(天)人力(工)的配合,表现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这种科学思想的核心意义是以“天”补“工”开万物,或者是借助于自然力和人力的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界中开发万物。《天工开物》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工农业各有关生产过程,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是研究我国古代科技的宝贵资料。由于作者所引用的资料,是以江西农业、矿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所以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天工开物》首先是对江西传统科学技术的总结。被誉为“十七世纪中国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和宋应星出现于江西,实非偶然。

《天工开物》分上、中、下三卷,共十八章。篇目次序依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观点排列,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恰恰是观念中所“贱”的金玉特别是冶金技术。上卷为《乃粒》《乃眼》《彰施》《粹精》《作咸》《甘嗜》六章,多数是和农业有关的。中卷共七章,都是手工业技术。其中的《曲蘖》记述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配比、制造技术及产品用途,其中红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朝以后才开始出现的新品种。

《曲蘖》指出,因酗酒闹事而打官司的事件越来越多,是酗酒造成的祸害,而非酒母的罪过,文中道明了酒母的来源及酒母在祭祀、宴饮、医药、美味、养生等方面的功绩,云——

宋子曰:狱讼日繁,酒流生祸,其源则何辜!祀天追远,沉吟《商颂》、《周雅》之间,若作酒醴之资曲糵也,殆圣作而明述矣。惟是五谷菁华变幻,得水而凝,感风而化,供用岐黄者神其名,而坚固食羞者丹其色。君臣自古配合日新,眉寿介而宿痼怯,其功不可殚述。自非炎黄作祖、末流聪明,乌能竟其方术哉。

关于《酒母》——

凡酿酒必资曲药成信。无曲即佳米珍黍,空造不成。古来曲造酒,糵造醴,后世厌醴味薄,遂至失传,则并糵法亦亡。凡曲,麦、米、面随方土造,南北不同,其义则一。凡麦曲,大、小麦皆可用。造者将麦连皮,井水淘净,晒干,时宜盛暑天。磨碎,即以淘麦水和作块,用楮叶包扎,悬风处,或用稻秸罨黄,经四十九日取用。

造面曲用白面五斤、黄豆五升,以蓼汁煮烂,再用辣蓼末五两、杏仁泥十两和踏成饼,楮叶包悬与稻秸罨黄,法亦同前。其用糯米粉与自然蓼汁溲和成饼,生黄收用者,罨法与时日,亦无不同也。其入诸般君臣与草药,少者数味,多者百味,则各土各法,亦不可殚述。近代燕京,则以薏苡仁为君,入曲造薏酒。浙中宁、绍则以绿豆为君,入曲造豆酒。二酒颇擅天下佳雄。别载《酒经》。

凡造酒母家,生黄未足,视候不勤,盥拭不洁,则疵药数丸,动辄败入石米。故市曲之家必信著名闻,而后不负酿者。凡燕、齐黄酒曲药,多从淮郡造成,载于舟车北市。南方曲酒,酿出即成红色者,用曲与淮郡所造相同,统名大曲。但淮郡市者打成砖片,而南方则用饼团。其曲一味,蓼身为气脉,而米、麦为质料,但必用已成曲、酒糟为媒合。此糟不知相承起自何代,犹之烧矾之必用旧矾滓云。

关于《神曲》——

凡造神曲所以入药,乃医家别于酒母者。法起唐时,其曲不通酿用也。造者专用白面,每百斤入青蒿自然汁、马蓼、苍耳自然汁相和作饼,麻叶或楮叶包罨如造酱黄法。待生黄衣,即晒收之。其用他药配合,则听好医者增入,苦无定方也。

关于《丹曲》——

凡丹曲一种,法出近代。其义臭腐神奇,其法气精变化。世间鱼肉最朽腐物,而此物薄施涂抹,能固其质于炎暑之中,经历旬日蛆蝇不敢近,色味不离初,盖奇药也。

凡造法用籼稻米,不拘早晚。舂杵极其精细,水浸一七日,其气臭恶不可闻,则取入长流河水漂净。必用山河流水,大江者不可用。漂后恶臭犹不可解,入甑蒸饭则转成香气,其香芬甚。凡蒸此米成饭,初一蒸半生即止,不及其熟。出离釜中,以冷水一沃,气冷再蒸,则令极熟矣。熟后,数石共积一堆拌信。

凡曲信必用绝佳红酒糟为料,每糟一斗入马蓼自然汁三升,明矾水和化。每曲饭一石入信二斤,乘饭热时,数人捷手拌匀,初热拌至冷。候视曲信入饭,久复微温,则信至矣。凡饭拌信后,倾入箩内,过矾水一次,然后分散入篾盘,登架乘风。后此风力为政,水火无功。

凡曲饭入盘,每盘约载五升。其屋室宜高大,防瓦上暑气侵逼。室面宜向南,防西晒。一个时中翻拌约三次。候视者七日之中,即坐卧盘架之下,眠不敢安,中宵数起。其初时雪白色,经一二日成至黑色。黑转褐,褐转赭,赭转红,红极复转微黄。目击风中变幻,名曰生黄曲,则其价与入物之力皆倍于凡曲也。凡黑色转褐,褐转红,皆过水一度。红则不复入水。 凡造此物,曲工盥手与洗净盘簟,皆令极洁。一毫滓秽,则败乃事也。

我之所以如此好奇地把以上文字抄录在这里,是因为传统工艺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技术手段,其中还充溢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基本精神。中国最早的工艺典籍《考工记》中有言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原来,工艺就是合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者的造物过程,工艺,本是一个蕴有天地造化的生动而美妙的名词。这种工艺创造观,是“天人合一”精神的阐释和体现,显示了一种力图全面把握、协调宇宙万物相互关系的高远意图。

传统的酿酒工艺显然也浸润着这一工艺思想。所谓“惟是五谷菁华变幻,得水而凝,感风而化”,说明酿酒的生产时空与自然顺应不悖,其行工技艺与物材性理顺应不悖,酒的质感品性与人格身心也是顺应不悖的。追求清香醇纯、回味绵长的那番匠心,何尝不曾渗透对风雅而高洁的人生境界的崇尚呢?

在樟树这个酒国醉乡,自古以来,民间普遍喜好用稻谷酿蒸白酒,这种白酒俗称谷烧酒或土烧酒。春秋季节,大部分农家都要酿蒸谷酒。有些地方,不少农户常年酿蒸质量上乘的谷酒出售。酿蒸谷烧酒的工序,一般是先将稻谷洗净,浸泡一二天后倒入饭甑中,蒸至谷壳裂开后起甑散开凉冷,再按量拌入酒曲,装入缸内密封发酵,七至八天后,再倒入甑中蒸馏成酒。新酒酿成后,封缸一个月左右便可饮用。谷酒的特点是酒力适度,酒色清亮,香醇可口,饮后不打头,适量饮用能强身健体,驱除疲劳。农家男子几乎都有中、晚餐时喝几盅谷烧酒的习惯。循着酒香,我造访了乡间的几处谷烧酒作坊。简陋的场所,简易的器具,简单的人,酿造出来的却是回味不尽的香醇甘冽。城郊有一处将要动迁的作坊,守着一只甑和十多口大缸的酿酒师傅是个中年人,他每年出酒是三万斤。不知樟树有多少这样的作坊,不知这些作坊灌醉了多少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