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香徐徐，犹如江风。漫步大码头，我想起墨庄刘，想起他们和诗，他们诗中的微醺和酡红。
酒香徐徐，犹如江风。我独自漫步在赣江边的大码头上，猛然想起了我多年一直想去造访的荻斜村，想起墨庄刘，以及刘氏家族那些光耀千古的名字。是的，我还想起了他们和酒，他们和诗，他们诗中的微醺和酡红。
比如刘敞的《独酌忆和甫》——
开窗一尊酒，独酌静无言。夕阳不可驻，流水至东奔。
野犬应虚吠，舟人争渡喧。怅然此时意，不醉已销魂。
刘敞，字原父，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金石学家。刘敞和其弟刘攽兄弟均博学多才，以文章甲天下。欧阳修在《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中称刘敞“于学博，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殿试过后，主考大臣拟定刘敞为第一名。可是，在仁宗作最后决定时，编排官、翰林学士王尧臣说自己是刘敞的表兄，应避嫌，坚持请求将刘敞降下来。“仁宗不得已，以为第二”，故把预定的第二名河南邓县贾黯升为状元。而按当时的考试制度，编排官的职责只是将主考官所定的等第依次排列甲乙，受成而已，无须作等第予夺，完全不用避嫌。可见，那位编排官很是堂堂正正。
无独有偶。刘敞忆念的和甫先生也如这般坐得端行得正。和甫即王安礼，乃王安石之弟。王安礼为官，敢于仗义执言、大胆进谏。最有意思的是，王安石在神宗时为宰相，创新法以改革弊政，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王安礼居然也作为其老兄的持不同政见者，加入反对者之列，并上书反对变法。苏轼因写了一些反对变法的诗文，被御史中丞李定等指控下狱，处境十分危险，无人敢于施救。王安礼却从容面君，对神宗说：自古有气量的君主，不以言语定人罪，今一旦将苏轼逮狱加罪，恐后人要说陛下不能容才。神宗对此案本来就不准备深究，王安礼进谏后，遂从轻发落苏轼。后来，王安礼以翰林学士任开封知府时，善于断案，执法严明。“有滞讼不得其情及剖决具案而未论者几万人”，经过日夜操劳、明查暗访，他不畏权势，认真剖析案情，秉公执法，到职不过三个月，将所有积案审清，致使“囚系皆空”，并将结果公布于府前。辽使在府前看到后，也大加赞誉。神宗听说则称赞：“安礼能勤吏，骇动殊邻，于古无愧矣！”特给他官升一级，以资奖励。王安礼以文词见长，楼钥称其文“踔厉骏发、卒归于道”，其诗或旷达超迈，或寄情高远。
令刘敞“不醉已销魂”的，也许并非怀人“流水至东奔”的怅然，而是和甫仗义执言的个性，文人相惜的襟抱。从北宋诗人梅尧臣的《谢刘原父》一诗中，我们就能读到刘敞的冰火性格——
刘公汉家裔，才学歆向俦。胸中饱经史，辩论出九洲。
曾不奉权贵，但与故人投。赠辛非赠甘，此意自当求。
真的是“曾不奉权贵”。刘敞在朝为官时，敢于坚持原则，常常是切言直谏。有一年冬天，仁宗祭祖先，宰相按惯例率文武百官给仁宗加尊号。刘敞却认为，在灾荒之年加尊号，徒有虚名，接连四次上疏谏止，仁宗觉得刘敞言之有理，没有接受尊号。另外，郭皇后死去二十年，仁宗命群臣合议皇后的祭礼事，刘敞又认为不合适，他的意见与执政者不合，而仁宗却采纳了刘敞的意见，免议此事。刘敞敢于直谏且不畏权贵。宰相夏竦死后，仁宗不经百官集议，赐谥号文正。刘敞认为夏竦虽有才智，但为人奸邪阴险，性贪婪，好弄权术，一生的言行与“文正”二字不合。议定谥号是臣下的事，人主不经百官讨论便直接赐谥，是为不妥。经他三次上疏力争，夏竦终被改谥文庄。仁宗宠妃张贵妃死后，被追谥为温成皇后。有善于逢迎者，要将温成皇后死日定为国忌日，刘敞认为不可，上书切谏，仁宗只好作罢。宦官石全彬因经营温成皇后坟墓有劳绩，迁宫苑使并代理观察使。石全彬因未能真授观察使，有怨言，三天之后，仁宗果然去掉代理二字，命刘敞起草任命书，刘敞封还任命，拒绝草拟委任状。石全彬最终未能如愿。
真的是“但与故人投”。北宋因“红杏枝头春意闹”句赢得“红杏尚书”美名的宋祁，有词《浪淘沙·别刘原父》叙及醇香的友情：“少年不管，流光如箭。因循不觉韶华换。到如今，始惜月满花满酒满。扁舟欲辞垂杨岸，尚同欢宴。日斜歌阕将分散。倚兰桡，望水远天远人远。”欧阳修的诗词里，杯中有诗情，诗中见杯影。如《奉和刘舍人初雪》描写其把酒言欢情景，煞是生动感人：“下自美谈多乐事，平时尊酒属吾曹。羡君年少才无敌，顾我虽衰饮可豪。”而在《朝中措·送刘原甫出受维扬》里，差不多能听到杯盏与心灵的碰撞之声了：“平山栏槛依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自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词中的“维扬”，即扬州。因刘敞博学多才，欧阳修遇疑难常写信问他，两人关系密切。宋仁宗时，刘敞知制诰，后因避亲出守扬州，故也曾知扬州的欧阳修作此词相赠。刘敞病卒后，门人私下则称呼他“公是先生”。
刘敞何止是“但与故人投”！他任地方官时，关心百姓疾苦，注意发展生产。知郓州和永兴军期间，适逢大旱，民众外逃。刘敞采取很多措施进行治理，使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并有发展，于是，流亡在外的灾民，便陆续返乡安居落业。为了农民的利益，刘敞敢于压抑豪强。知扬州时，发运使冒占雷塘民田数百顷，使许多农民没有田耕而失业。刘敞根据旧的田契，毅然将田地发还民户耕种。永兴军豪强范伟，冒占同姓官户户籍五十年，以此逃避徭役，把持官府，屡次犯法，当地官员不敢治其罪。刘敞知永兴军，穷治其事，范亦服罪，未及受刑，刘敞被召回京任职，范伟立即翻案，拒不认罪，继任官员不能决，最后由御史台复审，仍按刘敞的原判执行。
刘敞的那首《独酌忆和甫》，引我去寻墨庄刘氏宗族之源，去寻刘氏子弟的文章道德之源。墨庄刘氏后人刘清之为朱熹好友，他向朱熹讲述了五世祖刘式的事迹，请朱熹为之作记，“以发明先世为本意，于以垂示子孙，丕显义方之训”。朱熹于淳熙九年（1182年）写成《刘氏墨庄记》。朱熹还就墨庄内五处庭院建筑各题诗一首。朱熹的《墨庄》诗云：“诗书启山林，德义久储积。嗣世知有人，新畲更开辟。”
樟树古迹有墨庄有记、化梭有亭、风义有堡、涤泉有铭“四有”之说，其中“墨庄有记”即指朱熹为之作记事；“化梭有亭”的化梭亭，建于晋代，重修于明，后江岸倾塌，亭遂沉没江中。化梭亭，乃为纪念晋代大臣陶侃及其母而建。其间，有一段神奇的传说，陶侃幼随父母寓居淦阳。侃父早死，家境贫寒，侃母日夕纺织为生。一日，侃于雷泽捕鱼时，得织梭一只，归以于母。母命侃遍寻邻里有无失摊贩者，皆曰无。因将织梭挂于壁上。忽一日，雷雨大作，壁上织梭忽闪亮光，化作青龙，破壁而出，乘风飞去。不久，侃任浔阳吏，后历任孝廉、长吏、侍中大尉、都督大将军等。陶侃为官数十年，清正有声，年七十六卒，谥恒。后人缅怀陶侃的政绩，更称道陶母的贤德，建化梭亭以示纪念，化梭亭历为骚人墨客啸吟怀古之处；“风义有堡”，指唐末清江妇鲁氏遇贼不受、贼义而遗之的发生地。相传，某日有盗出现，人们四处逃窜，鲁氏一手抱长子，一手牵幼子，步履艰难。盗见状感到奇怪便问她为何抱大的牵小的，鲁氏回答：幼子是我生的，长子为丈夫前妻所生，丈夫临终嘱我好生照看。盗为之感动，赞鲁氏为义妇，并赠厚礼。此地后被命名为风义堡；“鸣泉有铭”，指“閤水源出九龙，依势西流，至凌云峰口，冲岸直泻，咆哮如雷。水上横卧一石桥，系宋政和年间所建，曰鸣水桥”，而桥瓮内，拱石上镌刻有楷书铭文“大宋政和元年辛卯岁閤皂山道众化缘信”和“人财物建此石桥至四年冬至日毕工谨题”。
江西自古号称“文章节义之邦”，多鸿儒巨宦、达官富贾，且崇宗敬祖的习俗绵延不断，源远流长的宗族文化扎根于斯，造就了“墨庄刘”、“义门陈”、“华林胡”等为天下同宗极尽标榜的世家巨族。宗族的繁衍分支、迁移卜居，又将灿若群星的江西籍名人的光辉辐射到全省各地，绵绵瓜瓞，替后人保全了宗族历史的文化记忆。
我早些年闻知“墨庄”，是在安义县的京台村。在那里，墨庄是京台刘氏两兄弟设立的私塾。进入墨庄大门，是先生的居室和书房，穿堂而过则是宽敞的庭院，主体建筑呈凹形坐落。正厅为先师孔子堂，两侧四间教室。东厢房藏书，名“养拙斋”；西厢房习练琴棋书画，名“养诚斋”。从前，里面还有花园，是个幽雅的去处。
京台村有刘、李两大姓，刘姓村民为汉代学者刘向后裔，据说，隋统一中国时，豫章太守刘广德隐居洪都直至病故，其时，起义烽烟四起，刘广德的灵柩难回故里，在洪州一停便是十多年。唐武德年间，其子在西山牛岭脚下的“地沃物丰之所，津流灵气之台”葬父定居。京台果然是个好地方。明清之际，随相距百里水路的吴城成为江右巨镇，京台及周边村庄也发达起来。在经商致富后，为宗族长盛不衰计，京台刘氏各倾资财，兴办义学。其族谱厉色称：“养子不教父之过，教而不读子之惰。”并规定，对“俊秀子弟有志上达者，必极力作养之，且宜尊礼之，令其观感奋激以图上进，为国家庆作人，为族党争光荣”。依然保存完好的墨庄，就见证了那书声琅琅的岁月。
无独有偶，在宜丰县天宝乡辛会村，曾经有座宝书楼，也以墨庄为标榜，又称墨庄阁，始建于南宋，属两层重檐楼阁，石木结构，分前后两厅。前厅有四根石圆柱支撑牌坊，前厅门柱上书有一联：“东吴花县地，南宋宝书楼。”内厅以四方石柱支起木楼，可惜此楼于1979年毁于火灾。当年岳飞率领岳家军数度转战古宜丰，大败金兵，在天宝救济灾民时，欣然为宝书阁留下墨宝，题写了“墨庄”二字。
如此看来，“墨庄”并非只是对某处建筑的命名了，这个雅号后面当有动人的来历和深沉的寄寓。是的，在江西，我听见许多流光溢彩的村庄以“墨庄刘”为标榜，渗透族谱和牌匾的，分明是与生俱来的骄傲——墨庄，原来是众多刘氏村庄的冠冕。
吉水进士邹元标曾在一篇谱序里写道：“语云：‘爱身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则百千世之下，吾姓皆吾祖宗之一人，亿万人皆吾祖宗一人之心。不烦礼而肃，不烦型而威，不烦告诏而化，此大顺之道也，大夫其晰此义矣。”对于“墨庄刘”，那一人之心应该就是“墨庄夫人”以诗书传家的殷殷之情。
墨庄的来历，与刘式及其妻陈氏有关。墨庄刘氏源出彭城，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后裔。楚元王刘交的家族世居彭城，设彭城郡，立彭城堂。西晋末年，刘交的第十八代孙刘遐出任安城太守。由于当时五胡乱华，彭城一带陷于兵荒马乱之中，所以刘遐任职期满后就没有返回故乡，而在安福县山庄乡笪桥村刘家港定居下来，形成了以安成为堂号的“笪桥刘氏”。唐代末年，笪桥刘氏的后裔刘逵迁居新喻县荻斜村，形成后来的新喻刘氏。
刘式就是刘逵的孙子，字叔度，他自幼好读书学习，少年时在白鹿洞书院就学，弱冠成年后隐居庐山，博览诗书文献，潜心钻研儒家经典，五六年不归，南唐末年高中明经科第一名，新喻刘氏因此声名鹊起。宋朝统一南唐，刘式也随南唐后主李煜归于宋朝，并以其学识和才干受到宋朝廷的重用，官至刑部员外郎。刘式创主辖支收司，令在三司下设都磨勘司，奸吏畏服，而此举为朝廷财税作出巨大贡献。其法谓“三年磨勘之法”，人尊称刘式为“刘磨勘”。后来，因当时一位盐运使指使他人诬告刘式藐视朝廷，遭免职。不久，刘式郁恨而死，年四十九。
刘式治家的要诀是读书、藏书。刘式娶陈氏为妻，生有五个儿子。明隆庆《临江府志》载：“刘式妻陈氏，自幼贤慧。郎中卒，或劝陈多置产为长久计。陈叹曰，丈夫官司贫，藏书数千卷遗后，此‘墨庄’也，孙二十五人，皆雍容及第，缙绅称郎官家。”说的是，刘式辞世时，儿女均未成人，家无余财，“独有图书数千卷”。为儿女计，有人好意劝陈氏将刘式数千卷藏书和家中部分添置，一概变卖，连带平日积累，买田置产，以贻子孙。可陈氏却说：“吾夫生平廉节，念念藏书为‘墨庄’，以昭示子孙，何以田为也？”。她不变“墨庄”为田庄，告诫儿子“此乃父所谓‘墨庄’也”，“今贻汝辈为学殖之资，能遵是训，则吾子也”。遵照丈夫的遗愿，她把藏书作为传家宝保存了下来，“以昭示子孙”，希望五个儿子都在墨庄安心耕读。结果，诸子谨守父母教诲，都先后中了进士，此事在刘氏家族和当地传为美谈。后宋真宗为刘式平反昭雪，追赠为礼部尚书，并封陈氏为“墨庄夫人”。新喻刘氏家族也从此以“墨庄”为堂号，被称为“墨庄刘氏”。明萧良有撰《龙文鞭影》搜罗典故，内有“刘氏墨庄”一条，专记此事。此书后成为蒙学读物，墨庄之名广播人口。刘式终其世不遗田庄，唯遗诗书以训子孙之事，被作为藏书、读书而成名家的显例，千古传诵。
刘式的后人刘椿到宜丰附近任职，偶见天宝辛会天生船形地貌，便定居于那里，遂形成天宝的墨庄刘氏。仰望那座墨庄阁，岳飞也许是触景生情，感慨自己的母亲与墨庄夫人有太多相似之处，才欣然命笔的吧？天宝刘氏宗祠昭公祠始建于明弘治年间，因风蚀兵燹，几废几立。公元1941年重建后，时至如今，也已破败。我到得门前，却无法入内。但见周边散落着一些硕大的柱础。听说，里面藏有清代宰相朱轼的“江省名宗”赠匾，想必，里面充溢着辛会刘氏作为“墨庄刘”的无比自豪。凭着“忠孝廉节，诗书礼乐”传家，人们以耕读为荣为乐，“绿野有秋皆稼穑，青灯无夜不诗书”，便是村人日常生活情景的生动写照。有首诗则真切地描绘了当年此地人文鼎盛的壮观场面：“名人巨公常满座，珠玉文章生咳唾，细草汀洲骏马嘶，黄榜旌旗高轩过。”曾经的骄傲跃然纸上。
在漫长的岁月中，墨庄刘氏后裔纷纷迁徙他处，而在现属樟树市黄土岗镇的荻斜村，仍有上千人口。这个黄土岗，也算是在当地颇负盛名的酒乡，不过，它出产的却是冬酒。农历冬至过后，黄土岗镇的每家每户都要酿造冬酒。黄土岗冬酒色橙黄、味纯醇，尤其是烫后斟出的热酒，热腾腾，黄澄澄，香喷喷，尝一口甜蜜蜜，叫人喝了又想喝，是冬春两季的壶中佳品。黄土岗酿造冬酒有较长的历史。解放前的黄土岗老街“傅太兴”号酒店，每天都要摆十多桌酒碗接待四方来客，若逢农历二、五、八当圩日，一天就要卖酒三四百斤。黄土岗冬酒是纯糯米酒，用当地产糯米、优质地下水和特制酒药制作，以老街附近几个村庄酿造的为最好。如今，当地有黄岗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黄岗冬酒，其商标命名为“墨庄”。时值十一月中旬，樟树乡间处处有谷酒飘香，许多的乡村作坊邀我品酒。然而，黄土岗却无奈。黄土岗的冬酒正封缸发酵，尚未酿熟呢。
荻斜村也无奈。偌大一个村庄，有价值的古民居几乎荡然无存，墨庄祖祠是新建的，传说由岳飞题写的“墨庄”匾也未能留下来，人们凭记忆仿岳飞手迹制作了一块匾，供奉在祠堂上方。能够见证岁月沧桑的，大约就是宗谱和眺望在村口的一棵古樟了。
尽管如此，“墨庄刘”却是同宗同谱的人们的精神旗帜，它飘扬在历史深处，召唤着万人之心，哪怕天各一方。以“家藏万卷书，文风冠当代”的墨庄刘，其后裔嗜学成风，久绵不息。其长子刘立本继承父亲传统，晚年居住苏州，筑室曰宝书阁，“聚书数千卷”，对子孙曰：“此先子所以教后嗣者也。吾尝以此事亲，以此事君矣。行年八十，无悔于心者，今以遗汝。”此事在当地传开，并记录以资借鉴。
而在老家的墨庄，经北宋末年的战乱，书册散亡。但其后人仍念念不忘，时局转安以后，刘式玄孙刘滁“节食缩衣，悉力营聚”，重建墨庄，并请江南徐兢、钱唐吴说，各以所善篆楷书写“墨庄”，题其藏书之室。刘滁任建安丰国监的监官时期，“在建安买书五百策”，其子靖之、清之继续保藏增益书册，后来重又达到数千卷。
官绅士大夫之中有以蓄书为荣之风，由读书而中举出仕，变民户为官户，光宗耀祖，号称“书香门第”，对社会影响至深至广，民间于是有“耕读传家久”的坚定信念。耕是致富之基，读是发家之要，而书是到达彼岸之舟桥。北宋时代的书籍印刷仍不发达，一般人不易买到，能买到国子监刻印的书，更令百姓惊讶而钦羡。故此，大家族而能致力于藏书，可谓地方文化昌盛的表现。
刘滁妻赵夫人，“贤而有文”，她手写经史以教儿女。刘滁的友人教他的儿子靖之，而靖之每天回家，自己转而教他弟弟清之。在北宋、南宋更代时期，衣冠子孙或坠失其绪，衰败失传了，刘滁夫妇独能“兢兢追诵先世之意”，他们的儿子又能绍述其志，有闻于世，故而受到社会敬重。北宋时有人编撰了《墨庄陈夫人贤惠录》，该书流传至长沙。欧阳守道从刘氏裔孙手中看到这本《贤惠录》，评曰：“江西名家刘、欧阳最居先，皆有贤母，陈夫人以墨庄教子，郑夫人以荻书教子。陈夫人有墨庄，故诸子之为学也易，郑夫人唯荻书，故六一公长成，借书于邻李氏子家，是则欧阳难也。此他日六一公记事有疑，所以多质于公是。”他在比较中突出了墨庄育人的优势。
受业于兄长的刘清之，从小勤学于墨庄，博极书传，不专习科举之业，以力行切己、省察性情、希慕圣贤为务。他中进士后，本准备再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及见朱熹，悦服其教诲，遂尽焚备考文字，潜心于道义。在浙江建德县任主簿，建议让民户自己实报其田产，确定税额，“由是赋役平，争讼息”。调吉州万安县丞，时值大旱，他徒步阡陌，与农民接触，故而“凡所蠲除，具得其实”。又建议说：眼下有粟之家闭不肯粜，招致“窥伺攘夺者众也”，不如将全县均分为八，使有粟者分赈其乡，“官为主之，规画防闲”。任衡州知州时，他逐一革除弊政，立下“究心于所职，无负于吾民”的为官守则，并以身作则，终于改变衡州“兵无粮，官无俸，上供送使无可备”的困境，使郡计渐裕，民力稍苏。
刘清之尤其重视教化，每月与诸生讲学，作《谕民书》推行儒学伦理，衡州民“家有其书，非礼之讼，日为衰息”。又增筑“临蒸精舍”，扩充州学。由于他不向上司献媚，遭湖南长官厌恶，被诬以劳民伤财，论罢。后来，他再回故里，建“槐阴精舍”，接待求学者，渡过约二十年的讲学岁月。他告诫弟子：不要攀慕名流，满足于念书读文章，行悖其言，而应该像曾子、颜子那样规范视听言动，心忧朝政。刘清之对诸生讲学的方法是：先儒经正文，次训诂音释，再介绍前人的议论，现今学者的解说，然后指出能为今用的所在，即所谓“人君治天下，诸侯治一国，学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确然皆有可举而措之”的内容。这种讲学，不仅在教学原则与方法上是优秀的，而且其主导思想是古为今用，追求的是“内圣”与“外王”统一、个人修身与国家治理结合，具有很现实的积极意义。
朱熹应刘清之请求写《刘氏墨庄记》，阐扬刘氏四五代人前后接力藏书的本意，在于“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非祖考之贤，孰能以诗书礼乐之积，厚其子孙；非子孙之贤，孰能以仁义道德之实，光其祖考”，他们不是追求高官厚禄，不是为着“出于青紫车马之间”。
科举出仕，世以为荣。其实，诗书传家并非仅为墨庄刘氏的家风，而是普遍的社会风尚，那位墨庄夫人也只不过是置身“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环境的一个典型。受崇文重教传统的长期濡染，耕读为本的思想在广阔的农村根深蒂固，攻读入仕的宏愿成为人们普遍的向往，成为民间理想中的最高境界。宗族的所谓一人之心，在敬宗睦族的殷切期望中，包藏的无不是登科仕进的梦想，因为，在重文轻商的社会氛围中，只有这样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凝聚族人。不过，刘清之却揭示出“耕道熟仁”的高尚精神追求，表现了对儒学道义精神的深刻领悟。朱熹对“耕道而得道”的诠释，是对刘氏家学优良传统的表彰，并赋予它普遍性价值。
独酌忆墨庄，注定不会遗忘那“为人疏俊，不修威仪，喜谐谑，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的刘攽。别不是故乡的美酒，塑造了他与兄长刘敞迥然有异的性格吧？
刘攽，字贡父，他在知长安时，结识了妓女茶娇，“所谓添苏者也，以色慧称，贡父惑之，事传一时”。刘攽被召还朝，茶娇远送之，为夜宴痛饮，刘敞有别诗云：“画堂银烛彻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尽一杯须起舞，关河风月不胜情。”到了宫城，欧阳修出城迎接刘攽，刘攽竟病酒未起。欧阳修询问原因，贡父曰：“自长安路中亲识留饮，颇为酒病。”欧阳修戏之曰：“贡父，非独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矣。”难怪，刘敞晚年再娶时，欧阳修作诗赠这位新郎官，道：“仙家千载一何长，浮世空惊日月忙。洞里桃花莫相笑，刘郎今是老刘郎。”
对于刘攽，或许酒果真能病人也未可知。要不，怎会有那么多名家大家肆意描摹他的醉态呢？比如，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和贡甫送元考不至》云：“忽怀淄川组，夙昔愿始酬。出饯集俦侣，情欢期少留。酒阑竟不至，睠睠久临流。微我独有疚，此诗卿可求。”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而累遭贬谪的苏轼，绍圣年间，曾途径清江慧力寺手书《金刚经》，其诗有涉及樟树人事的三十多首。他与刘攽多有唱和，字里行间酒香飘溢，“去年送刘郎，醉语已惊众”， “只许隔墙闻置酒，时因议事得联名”，“已托西风传绝唱，且邀明月伴孤斟”，“刺舌君今犹未戒，灸眉吾亦更何辞。相从痛饮无余事，正是春容最好时”，“脱冠径醉应归卧，便腹从人笑老韶”。苏轼有感于刘攽通判泰州事而作的《送刘攽倅海陵》一词，最是酣畅淋漓，恍若醇酒浇心——
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几时回？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
“喜谐谑”的刘攽，其实治学严谨。苏轼向宋哲宗推荐刘攽时称“攽博记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数器”，曾巩评价他“强学博繁，超绝一世”。他一生潜心史学，助司马光纂修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充任副主编，负责汉史部分。此外，自己独立完成的著作还有一百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有《东汉刊误》四卷。刘攽的诗歌风格较为生动，与欧阳修的风格有相似之处，其文章受到曾巩和后来的朱熹等人的高度评价。
关于他的“数用以招怨悔”，由其经历可窥见一二。刘攽与兄同举进士，历仕州县二十年，四十岁时才升任国子监直讲，同知太常礼院。不久，因致书王安石，论新法不便，被贬为泰州通判，后起曹、亳、兖等州知州，后又贬为监衡州盐仓。直到元祐初，新法被废，起为襄州知州，入为秘书少监，加直龙图阁，知蔡州。在蔡数月，召拜中书舍人，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一生数番进进出出、起起落落，呜呼哀哉。
耐人寻味的是刘攽与王安石的关系。他俩年龄相仿，又是江西同乡，何况原本就是挚友。王安石《过刘贡甫》一诗，以酒来表同心之谊：“吾愿与子同醉醒，颜状虽殊心不隔。”即便因反对变法，刘攽被王安石毫不留情地赶出京城时，“拗相公”王安石还去送行并赠诗呢，诗中如此夸赞刘攽：“笔下能当万人敌，腹中尝记五车书。”王安石应该不是假惺惺吧？因为他从前不无自豪地对友人宣称，“吾在京师心服者二人，攽与吕公著是也”。吕公著是变法的主要支持者，而刘攽却是反对者。宋神宗熙宁年间，宰相王安石大刀阔斧地变法，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却遭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诸多重臣的反对。尽管王安石与司马光针锋相对，并为此弄得心力交瘁，他却认为“司马光实，君子人也”。由此可见，王安石力排众议而毅然将绊脚石踢开那份心劲是真实的，欣赏故交、爱惜人才的那份情意也是真诚的。难怪，有人怂恿司马光弹劾王安石，司马光坦坦荡荡地回应：倡导变法是为国家经济着想而不是谋取私利，为什么要弹劾他？面对如日中天的王安石，司马光选择退让，退让到他主持编纂的巨著《资治通鉴》里去了。
对待王安石，刘攽心胸也如司马光，然而，却是嘴不饶人。王安石变法失败退居金陵时，有不少官员前去饯行。刘攽也赶过去了。不过，他送给王安石的赠别信物是一首讽刺诗。因当时正闹蝗灾，刘攽这样写道：“青苗助役两伤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偏感恩，又随车骑过江东。”想必，这番言辞当令强作微笑与人辞行的王安石陡然间黯然神伤。
刘攽的率性果真会伤人。有一则故事说，刘攽和也是《资治通鉴》副主编的江西老乡刘恕同在馆下，一日刘攽问刘恕曰：前日闻君冒着大雨去州西干吗？刘恕答：我访丁君闲冷无人过从，所以冒雨去看看他。刘攽却是心直口快，说：丁大人刚刚判刑部，你大概是有所求才去的吧？刘恕勃然大怒，以“至于诟骂”。刘攽却说：我跟你开个玩笑，至于如此动怒吗？刘攽自己终是不解。同事也惘然莫测，过后才知原委，那一天刘恕真是有求于丁大人，刘攽不知情，却口无遮拦，误触其忌讳了。
可是，为王安石送行时，刘攽真实的内心又是怎样呢？他不会惺惺相惜吗？毕竟他与王安石最为故旧。关于他俩关系的传说倒是不少。比如，王安石拆解刘攽名说：“刘攽不值分文。”刘攽立即回敬道：“失女便成宕，无口莫是妒，下交乱真如，上颈误当宁。”又如，刘攽与王安石交往频繁，每相遇必终日。王安石任参政时，一日刘攽来访，王安石正在吃饭，便由下人引刘攽入书室。刘攽见有草稿放在砚下，取出看了看，是一篇论兵之文。刘攽善强记，一过目辄不忘，读罢将草稿放回原处。转念一想，自己贸然进入书室似有不妥，便出去待于庑下。王安石饭后出来，复邀刘攽入坐，一阵寒暄后，问：“贡父近为文乎？”刘攽答：“近作兵论一篇，草创未就。”荆公问他的文章大概内容，刘攽则以所见草稿当作自己文章的内容回答王安石。王安石不知道刘攽窥见自己的大作，默然良久，慢慢取出砚台下的草稿撕掉了。因为王安石平日论议总想出人意表，有相同者，则认为是流俗之见。“喜谐谑”的刘攽，生生毁掉了王安石的一篇论兵之文。
如此玩笑，却是可以反观二人之亲密关系。没想到，在政坛官场上，刘攽也要和王安石唱对台戏。王安石在担任侍讲官时曾向皇帝请求坐着讲课，刘攽居然也要跟他过不去，说：“侍臣讲论于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语，乃古今常礼。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乐道也；若不命而请，则异矣。”刘攽认为，皇帝让坐才能坐，皇帝提出，说明他尊师重教，怎能“不命而请”呢？礼官皆呼应刘攽的意见，王安石试图在陈旧体制上作个小小的改变，竟也被刘攽搅黄了。
令王安石最恼火的搅局，就是刘攽站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一边，并像其一样，写了一封长信批驳王安石的新法。熙宁年间，做了宰相的王安石雷厉风行地推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方田均税、将兵、保甲、保马等一系列新法。变法虽有效缓解了当时的经济困难，但随着弊端显现，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既然王安石之弟可以为坚持政见而不顾念手足之情，那么，历仕州县二十年而通晓民情的刘攽也就顾不得故旧之谊了。刘攽的挺身而出，竟是站到了数次与王安石激烈辩驳的司马光一边。科举改革也是新法的重要内容，王安石坚持“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刘攽却坚决反对，称“本朝选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将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为未尝得人，不亦诬哉。愿因贯旧，毋轻议改法”。而且，刘攽还付诸于行动。礼院廷试罢诗、赋、论三题，改试时务策，在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担任主考官时，把支持新法的应试者列入高等，将反对新法者一律划作下等。轮到刘攽任主考官，那就对不起了，刘攽竟敢重新复核并排定等次，公然和王安石唱对台戏。
失意的司马光不问政事，潜心修撰《资治通鉴》；激怒王安石而被外放的刘攽，则因被司马光所欣赏，优雅地走进编撰、著述里。政见相似，遭际相似。司马光如此评价自己的得力助手：“研精极虑，穷竭所有，夜以继日。编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挟擿幽隐，校到毫厘。”可见，在地方任职的刘攽虽辗转于曹州、兖州、亳州、蔡州等地，却是始终执著案头的史书，那也是他心头的墨庄吧？十余年间，他对汉代史实进行了精辟的考证和校订。《东汉刊误》一书，即是刘攽对《后汉书》讹谬、衍脱、颠倒、不通之处所作的校正。刘攽著作颇丰，还有《五代春秋》《经史新义》《彭城集》《公非先生集》等百余卷，与其兄、其侄并称“三刘”，曾合著《汉书标注》六卷。
一个在仕途上那样讨人嫌的角色，在书山上却是这般令人崇敬。因为这时刘攽面对的，是一座多么浩繁的墨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