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可以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醉，可以是一种傲然的风骨。眺望樟树的来路，我看见许多傲然屹立的背影。
又说到南宋。正是国家的多事之秋。闻知秦桧派计议使出使金国乞求和议，屈辱称臣，任枢密院编修官的江西吉安人胡铨，即以“冒渎天威，甘俟斧”的气魄，写下著名的《戌午上高宗封事》，声明“义不与桧等共戴天”，要求高宗砍下秦桧、王伦、孙近三贼的头颅，如若不然，他宁愿赴东海而死，也决不处小朝廷求活。胡铨那篇被称为“斩桧书”的奏疏一经传出，立即产生强烈反响。宜兴进士吴师古迅速将此书刻版付印散发，吏民争相传诵。金人听说此事后，急忙用千金求购此书，读后，君臣大惊失色，连连称“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宋高宗赵构和奸臣秦桧看到《封事》后，便以“狂妄上书，语出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动、劫持朝廷”的罪名，革去胡铨的官职。
胡铨有诗名《和张庆符题余作清江引图》，诗云——
痛饮从来别有肠，酒酣落笔扫沧浪。如今却怕风波恶，莫画清江画醉乡。
这首诗，似乎抒写的是作者经历风波之后欲求超脱的心境。然而，我以为，其“莫画清江画醉乡”，并非因“如今却怕风波恶”，“画醉乡”与“扫沧浪”一样，一样的义愤，一样的正气，一样的风骨。那是一个苟且偷生的朝代，那也是一个众人皆醉的朝代。不过，因为曾经“酒酣落笔扫沧浪”，胡铨便把那醉乡画成了愤世骇俗、大义凛然、催人警醒的模样。
是的，醉，可以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醉，可以是一种傲然的风骨。眺望樟树的来路，我看见了许多悠悠而去的背影。他们或拂袖而走，或大步流星，或踉踉跄跄，我无从打听行前他们是否饮酒，他们一个个是否都好饮，可是，我相信，醉乡的水土一定把共有的什么基因栽种在他们的血脉里了，要不，生于不同时代、长于不同环境的那些樟树人，怎么会强烈地表现出相似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
著名医药师侯逢丙，生于南宋嘉定年间，真可谓生不逢时。动乱不安的政治环境，颠沛流离的家庭，在侯逢丙内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从年轻时，他发愤读书，经史子集，岐黄内经，无不博览精通，然虽有匡时济国之志，却是时运不佳，加上个性洒脱不羁，更与时局格格不入。到得南宋灭亡时，侯逢丙已是六十三岁高龄的老者，报国无门，有志难酬，又耻于食元之禄，所以决心退而习贾，以医药济世度人，聊补平生未竟之愿，遂从庐陵迁居樟树镇设店制药，十余年间，一跃成为全镇药业界首户。
侯逢丙药店也是樟树药业史上的有文字记载的最早著名店家之一。其时，元朝鼎革初定，即沿袭唐宋药政管理官制。御药院保管各地贡药，御药局负责制造汤剂，大都惠民司经管药材售卖工作，广惠司专门配制回回药物，广济提举司则制造药物，专施贫苦百姓。各路、县均设惠民药局，救济贫病。为了防止汉人反抗、误服毒药，元朝先后下令禁卖乌头、附子、巴豆、砒霜和堕胎药，禁止假冒货药。后来又规定：凡置人于死者，买卖双方都要处以死刑。并且，下令禁止玩弄蛇虫禽兽、聚众售药，违者予以重处。这些禁令有助于药材市场的健康发展，侯逢丙药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设的。
此时，樟树药市兴旺，药材店号林立，同行竞争十分激烈。为了打开局面，侯逢丙亲自筹划督促，以宋代和济局之成方，专门炮制药材，制作丹、膏、丸、散等不同剂型的中成药。一面雇人广为收购各地道地药材，一面请药工加工炮制，亲临指导，刻意求精。所制药物讲求质量，注重疗效，自己又坐堂施诊，辨证论治。遇有特殊病例需要特殊配伍，必定亲自监督炮制。因而所制饮汤成药有极强的针对性，其质量之高，销路之广，很快获得广泛赞誉。侯氏所制饮汤成药不仅销行附近州县，而且远销东南各地，夯实了樟树药业行会组织的基石，为樟树药材炮制建立了信誉。
侯逢丙豪爽慷慨，尚义好施，乐于助人。凡是贫苦百姓，无论远近亲疏，看病施药，不取分文，所以，前往他的药店求医求药者甚多。他还十分重视饮水和环境卫生，大力倡导居民多用井水，不惜重金砌堤护岸，铺设街道，整修水井壁。逢有灾荒之年，则向饥民施粥，为穷人送去衣被薪柴。樟树百姓感恩戴德，将其尊为“大善人”。
另一位生活在元中后期的樟树人杜本，应是大学问家了，不过他当时以文学知名。他喜欢宋人罗知古的诗句“层层碧嶂来无尽，滚滚清江远莫追”，因而自号“清碧”，并将自己的诗集冠以《清江碧嶂集》之名，学者尊称“清碧先生”。杜本性情内向，清静寡欲，一生淡于进取，只知闭户读书，讲求学问，“平居书册未尝释手”，天文、地理、律历、度数、医药，无不精通，又工于书法，尤精篆、隶二书。他著作等身，主要有《四经表义》《六书通编》《史原》《历原》《律原》《韵原》《同义正声韵类》以及诗文集等。而《敖氏伤寒金镜录》则让他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首创辨证论治原则，强调“八纲辩证”，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并结合相色、望形、听声、诊脉。张仲景十分重视“相色”，认为“色”不仅形之于身脸和五官，而且形之于“舌”，并首先在《伤寒论》中提出“舌白”、“舌滑”之说，但对辨舌法却论载不详。《伤寒金镜录》的作者敖氏，对辨舌验证有所发展，将病舌色相分为十二图。杜本于元至正元年（1341年）撰成《敖氏伤寒金镜录》，在敖氏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增删补正，将原十二舌图扩为三十六舌，每种病舌均附有五彩图帧，以舌的颜色来分辨病人的寒、热、虚、实、内伤外感，或辨明类似症的轻重缓急。全书以验证伤寒为主，兼及内科杂病和其他病症，不仅能辨证伤寒外感病的转变，而且对于杂症内伤病的虚实也可以此类推。每种病舌均记载其症候、治疗和方药，对临床施诊很有借鉴意义。《敖氏伤寒金镜录》成为我国最早刊行的、也是现存第一部图文并茂的舌诊专著，使我国的中医舌论水平有所提高，其学术价值高于《观舌心法》《伤害舌鉴》等医书。
杜本的主要活动时期，朝臣擅权，政治腐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水旱灾害连年不断，导致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农民义军席卷大江南北。目睹这一社会现实，杜本向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木上了一道《救荒策》，说：“以万事合为一理，以万民合为一心，以千载合为一日，以四海合为一家，则可言制礼作乐，而跻五帝三皇之盛矣。”忽剌木读后大为叹服，以杜本为奇才，大力向武宗推荐。武宗因此召杜本入京，但并未予任用。清碧先生原本就无意官场，不久便借故辞归，作《清江渔隐》诗以明志，曰：“山下白云缥缈，水边绿树依稀。记是清江旧隐，行人今已思归。”
回到家乡，杜本依然闭户读书写作。他性格虽内向，却好交游。读写之余，常与名士交往。虞集、吴澄、揭奚斯以及同乡范德机等许多知名学者曾慕名来访，相互酬唱答赠，交情甚笃。杜本早就听说武夷九曲的山水清幽动人，每恨自己不能亲临观赏。后来，杜本在京师偶然结识在武夷山长大的詹景仁，两人相约结伴登武夷。武夷山水让杜本乐不思归，他在九曲溪头建“怀友轩”作为隐居之所，他的许多著作就是在武夷陆续完成的。
元文宗图贴睦尔在江南的时候，就已知杜本之名。文宗登基之后，再次“以币征文”，而杜本却婉辞不就。到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左丞相脱脱又以征召隐士之名，荐诏杜本赴京，任命杜本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这时，杜本已近七十高龄，坚持不肯应诏。但朝廷使者一再表示这是皇上跟丞相的情意，再三催促他动身，不要辜负朝廷的厚望。杜本万般无奈，只好一同进京。可是一到杭州，杜本又借口生病，说是年纪大了，经受不了风尘劳累，请使者代向皇帝谢恩。待使者走后，他又回到武夷怀友轩闭门治学著述。有《题武夷》诗云：“天下名山此最奇，溪潭澄澈路逶迤。尘埃滚滚终难到，楼阁重重未易窥。况是高人能阅世，尽多胜处可题诗。十年来往追寻遍，似于山灵有夙期。”七十五岁上，杜本病逝于武夷山九曲溪畔，归葬原籍。
杜本在诗坛以精于鉴诗著称，其尚有选编遗民诗集《谷音》存世。《谷音》收录宋遗民及少数金遗民诗人三十人诗作一百又一首，鉴别极精。《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是集所录，乃皆古直悲凉，风格遒上，无宋末江湖龌龊之习；其人又皆仗节守义之士，足为诗重。”《谷音》遂成为元代诗坛的空谷绝响。
前文说到，樟树人范德机是元代典型的诗人，为“元诗四大家”之一。他的孙女范氏，精通经史，善诗文，早寡，曾以“墨落杯中，一片黑云浮琥珀；梳横枕上，半轮残月照玻璃”一联得人赏识，荐入内宫，被“召为女史，授孺人，为宫中姆师”。范氏在宫中深得器重。一日，高后问及前代帝后孰贤、家法孰正，范氏对以“宋”。高后因命录进，后诵听之。凡宫中内制，多经范氏手订。数年后，范氏思家请归，高后不准。范氏遂题诗于《老妪牧牛吹笛图》上，表达不慕宫廷、向往田园的淳朴心愿。高后见诗曰：“彼不乐居此矣。”乃准归里，并封其为夫人。范氏回归清江，终老故土。那首令高后动了恻隐之心的诗这样写道：“贵妃空死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争似阿婆牛背稳，笛中吹出太平歌。”
徐梦莘，幼慧，耽嗜经史，下至稗官小说，寓目成诵。绍兴年进士。知湘阴县时，湖南安抚使施行“括田”，清查耕地，借以增加田赋，各县皆奉令唯谨，严厉追查。徐梦莘却报告说：没有新增田地，租税无从加多。安抚使很恼怒，说他“私于民”，欲从簿书文案中找他的过失，终莫能得，因而器重徐梦莘。改官广西转运司主管机宜文字，随转运使参加二广盐法改制会议，广西安抚司干办官胡廷直主张全部改为通商，徐梦莘认为应区分山区、平原，分别实行官卖和通商的政策。胡廷直坚持己见，并“以客贩变法”升为转运使。徐梦莘遂离开转运司，改知宾州，仍然被指责“梗法”，罢官。不到三年，“二广商贾毁业，民苦无盐，复从官般法”。
徐梦莘对官位看得很淡，萦绕心中的是靖康之乱。他有四岁时由母亲背着逃避战祸的经历。为探究时局动乱原因，他发奋思索，“网罗旧闻，会粹同异”，编著《三朝北盟汇编》二百五十卷，上下四十五年间，凡有关宋、金两朝和战关系的敕、制、诰、诏、国书、书疏、奏议、记序、碑志，登载无遗，为研究宋代抗金战争、金朝的制度风俗等，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后世史家评论颇佳。平生著作还有《集补》《会录》《读书记志》《集医录》《集仙录》。
曾求学于朱熹的张洽，其笃志勤学，朱熹赞赏他是可以付托事业之人。张洽在清江县推行社仓法，请求清江县贷借得常平米二百石，在家乡建立社仓，赈贷乡民，六年之后，收回原米还官，民众获利。嘉定元年中进士，授松滋县尉，改袁州司理参军，治狱断案，明慎不误。有兄弟为争财诉讼，张洽对他们说：冒犯法律求胜，难道比“各守分以全手足之爱”好吗？恳切之意，使两兄弟悔悟。知州以仓库空虚，关押仓吏二十余家，命张洽去审处。张洽侦查到这些人是被袁州都吏陷害。此都吏是袁州的巨蠹，因向仓吏他们索贿未得，故诬告仓吏。张洽核查了仓庾所入，报告知州说，今年入库的数量多于往年，由此可见，是冤枉了仓吏。知州醒悟，罢免都吏而释放仓吏。张洽改知吉州永新县，得悉狱吏受贿枉法，便将狱吏投进监牢，上报吉州，治其罪。后来，他去担任白鹿洞书院堂长，负责对书院进行整顿，其着重清理了生员和学田两项，“选好学之士日与讲说，而汰其不率教者。凡养士之田干没于豪右者复之”，使书院又一次兴旺发展起来。张洽治学用力于“敬”，以“主一”为书斋名。平常与众人无异，至义所当为，则勇不可夺。
当了十二年漕运总督并晋加太子太保的杨锡紱，为清雍正进士，曾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吏部尚书，荐选进宫当过太子弘历即乾隆皇帝的老师。他为官清廉，兴水利，平边患，许禁陂塘改垦，而治漕最久，漕运通达，政绩卓著，百姓建生祠纪念，乾隆皇帝赐谥“勤悫”，并亲书“斗南一人”匾额为赠，赐诗曰：“转漕由来大政关，得人久任谓卿闲；四星储蓄天容与，千里南北岁往还；革弊深应体民隐，童瑜兼欲恤丁艰；奉公尽职诚斯在，扈跸仪文尽可删。”杨锡紱平生钦仰汉代杨震“四知”辞金的高风亮节，自署“四知堂”，著作《四知堂全集》三十九卷，并有《漕运全书》《四书讲义》等。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称道锡紱“德望冠时，诗才清妙”。
这位漕运总督，为掌管苏、浙、皖、赣等八省漕政的大粮官，虽在诗中向往“细参物理须行乐，一醉还应尽酒筹”，然而，却是尽忠职守，亲临漕船，监督水运，南粮北运，供应京师。他“治漕最久，敝为之悉清”，“天子深倚重之，故继是任者，每以遵旧章为训示”。从他的诗文中，可知他是深入实际去亲历漕运艰辛的，他深知“牵挽之难如上青天”，或“舟行偶不慎，痛遭覆弱”之险。正因为他饱经风波艰险，才有“为语食栗俦，致此殊辛苦”之句，以奉告那些食俸禄的官员们，同时也为自已“嗟余久宦海，面目苦尘浊”而自叹；正因为他没有深居淮安府总督衙门，而能深入漕运，才有可能编著出《漕运全书》。《漕运全书》原为杨锡绂积多年漕运经验所撰，杨逝世后，清廷令漕督黄凳贤将全书用表呈上，后续修，又令载龄等编写，光绪二年（1876年）修成。全书九十六卷，记清初以来漕运常制，咸丰、同治以后变通诸事亦有辑入。内分漕粮额征、征收事例、白粮事例、通漕运艘、选补官丁、官丁廪粮、贴费杂款、计屯起运、漕运河道、随漕解款、京通粮储、截拨事例、奏销考成、挽运设防、通漕禁令、盘坝接运等二十三类，为清漕运史料。
据志书记载：他“抚广西时，肃官方、却赠遣”；“属吏或以人参馈，怒掷之；寻以入告……”这种清正廉明、拒贿揭发的高风亮节，实为官吏之楷模。他的诗词中多有清白之志的表达，他以清白律己，身体力行，并教诲子孙后代，耿耿不忘清白二字，他不厌其烦地絮叨着，“须知清白平生志，题额新悬淡泊居”，“瓣香肃县谁堪拜，清白祠前春草长”，“清白由来传世德，莫忘诗礼继家风”。由杨锡绂《除夕书怀》一诗，可见其高风亮节。诗云——
扁舟南北笑浮家，故国长安两地赊。六十头颅虚廪禄，五年丘垅望天涯。贫原可乐身宜俭，壮不如人老更嗟。饮到屠苏聊自慰，不将清节负冰衙。
以“清节”对“冰衙”，真是令人深省。如此这般，才可以“饮到屠苏聊自慰”。看来，酒未必都会醉人，酒也可以令人耳聪目明、头脑清醒的！
仗节守义，何必官场？清末民初有一位樟树名医，叫黄石屏，擅长针灸，被誉为“神针”，闻名遐迩。英国一商人下肢瘫痪，在伦敦求医却久治不愈，来上海得知黄石屏，便上门就医。黄以金针为其治疗，腿疾痊愈，“一针起之”的疗效轰动西欧。袁世凯曾患偏头痛，发作时头痛欲裂，经多方高手名家医治，未见好转。听说黄石屏金针神奇，遂召黄医治，结果是针到病除。袁世凯称奇不已，酬银元二万，并题“一指回春”匾相赠。然而，黄石屏医术高明，且医德高尚，从不逢迎权势。当袁世凯拟封他为御医时，当南京督军、上海督军也想聘他为医官时，那就对不起了，哪怕他们威权在手，均被黄石屏“一概辞之”。
另一位叫熊化的樟树人，则以高风亮节感动了朝鲜。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熊化受一品服出使朝鲜。回国后，提升监察御使，授吏部左侍郎。熊化出使朝鲜，对睦邻友邦，作出了杰出贡献。其道德文章和廉洁奉公，堪为官吏和外交使节的楷模。朝鲜嗣王多次馈赠，均被他婉言谢绝。离任回国时，嗣王又送他名马，并致辞：“王节遥临，天威咫尺，僻陋在夷，筐筐不供。谨献名马，以烦圉人。”熊化感到却之不恭，只好暂时收下。但行至山海关，又写信致嗣王，归还名马。熊化谢物美名，在朝鲜广为流传。嗣王深感熊化清正廉明，特建“却金亭”以资纪念。熊化所著诗文，语言豪放而气劲，尤为朝鲜人民所喜爱，争相索取，认为“能得熊君片纸，胜似十斛明珠。”后来，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出使朝鲜，朝鲜官民纷至使馆探问熊化起居。当时的朝鲜辅国崇禄大夫李廷龟以《皇化集》赠姜曰广，其中有诗云：“门馆陪从未浃旬，忽惊霄汉返飙轮。闻声已久今先睹，并世犹难况后尘。清范自令人起敬，别怀偏使我伤神。殷勤寄语清江老，白发相思又一春。”可见其与熊化的感情何等深厚。
熊化有诗题写樟树玉华山的石城庵，他曾于庵内读书。他写道：“夜半疏钟断，鸣泉度石关。云霞深象外，烟火隔人间。梦入松凤远，神随萝月闲。静林惊落叶，知是鹤飞还。”然而，回国后，他目睹明末朝政日益腐败的残局，忧心忡忡。他向万历皇帝慷慨陈词，奏本弹劾宰相方从哲误国，结果被贬任淮阴兵备副使。他不畏权势，拒不出任，“即日拂衣归里，足不入城者二十余年”。后朝廷几次打算起用他，他都托病推辞。二十来年，他一直乐于参与筑堤、修志等公益事业。
清兵定江西后，有人劝熊化出山做官，他怒目圆睁斥道：“吾前朝旧御史，老且疾矣，安事折腰求活！”他坚贞不屈，写下绝死书，服毒未死，投塘又被家人救起。这时，他长跪不起，央告家人道：“我志已定，徒苦我耳。”最终闭门自缢身亡。南明皇帝怀念其忠，追谥“文毅”。
镇守真定而誓死不降的李邈，是唐宗室宰相李适之之后，其母为曾巩之妹。李邈少年时即显才略，中进士，以父荫为太庙斋郎，几任地方官后，荐改京官。徽宗命出使辽国，回来后反对童贯的决策，认为不宜联金攻辽。后任江、淮、两浙制置司勾当公事，知严州。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进攻汴京，诏李邈入京。钦宗问如何御敌，他答：胜负兵家之常势，不必过于忧虑，但是自古“未有和战不定而能成功者”。建议重用宿将种师道，付以机动作战之权，使“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钦宗同意。而宰相耿南仲主持对金议和，却不采用李邈的建议，而命李邈为河北西路制置使，知真定府。真定城内兵不满二千，钱不足二百万，李邈自度难以拒敌，便号召百姓捐献钱财、共同死守。民众因李邈的决心而提高守城信心，献出钱粮，几天后得钱十三万贯、粟十一万石，又募到勇敢民兵数千人。但是，仓促聚拢的民兵皆无斗志。金兵至城外，李邈急报朝廷求援，无回音。城被围后，且战且守，相持四十天。城破，李邈巷战失败，即跳井，被左右抱持，不得下，遂落入金兵之手。金将命他跪拜，他不从；金兵以火燎其须眉及两髀，他亦不顾。金兵将他拘囚在燕山府三年。金人在审问他时，称：“集民兵击我，谓我为贼，何也？”李邈反唇相讥：你们背弃盟约，所到之处掳掠我金帛子女，难道还忌讳我骂你们是贼吗？
后来，金人以知沧州官位引诱，李邈报以轻蔑一笑：“天下强弱之势安有常，特吾中国适逢其隙耳。汝不以此时归二帝及两河地，岁取重币如契丹，以为长利，强尚可恃乎？”金人不准他着宋人服饰，他愤怒地剪去头发，如僧人模样，表示对抗。金人大怒，挝其口，他将满口血水喷向敌人，遂被击杀。临死时，他脸色不变，南向再拜，端坐就戮，在场燕人为之流涕。死年六十九。高宗即位后，赠李邈昭化军节度使，谥“忠壮”。
抗清名臣杨廷麟，被清江旧志称为“清江古今第一人”。杨廷麟，晚年自号“兼山”，意在效法文天祥（号文山）、谢枋得（号叠山）这两“山”的民族气节。他是明崇祯进士，历任吏部右侍郎，加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他力主抗清，为权臣杨嗣昌诬陷，然精忠报国之心坚定不移。由杨廷麟的诗《步自牛湾归鹿江》，便可窥见他的忧思：“桑阴十亩路荒茫，漫笑嵇生醒更狂。倦犊昼眠春水梦，野花时过午风凉。看云心绪愁难尽，散发行歌意正伤。江汉况今多虎豹，又闻烽火过浔阳。”
其时，南明的半壁江山危在旦夕，正当清军大举入赣、诸郡相继为清军所占之时，他把个人和家庭的安危置之度外，不顾长子刚刚夭折，离开只有六岁的次子和极悲痛的妻子，只身入赣抗清，后被提升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临危受命，并非为高官厚禄，而是为募兵求将，抗击清军。一介书生出任兵部尚书，倒不是因为武艺超群，精通兵法，而是其要以忠义感召人心。在赣州，当时有粤军、滇军和赣军。滇军装备精良，粤军久居思归，忌滇军之功，有火并苗头。杨廷麟为了团结滇、粤部队，就在贡江上隆重誓师，三军数万人排列两岸，杨廷麟冠带盛服，同滇、粤军将领登舟拜读誓词。杨廷麟慷慨激昂的誓词，使得夹江跪听的三军将士情绪大为震动，举戈稽首，大呼誓死抗清，江水为之沸腾。赣州城几万居民也是誓死抗清，人自为战。但是，“倾危一木难支厦，休说书生少将才”。赣州孤城，从四月起开始坚守，到十月四日终因弹尽粮缺，清兵入南门破城。杨廷麟才“戎服佩刀，走西城投清水塘”。由于尸体堆积浦塘，不能下沉，他是从死尸缝中挤入水底溺水殉国的。三天后清兵打捞时，他“握拳张髯，正气凛然”。大清辽东将军辨其尸首后，“感其忠”，急令画工画其像，木工以门扇为棺，于西门葬之。清高宗皇帝赐谥“忠节”。他的墓在一百三十六年中重修四次，并建有忠义祠、兼山祠、杨节公祠。历代官府和人民群众之所以主动为其修墓，正如有关重修的文字所言，“忠义之理不泯于人心也”，“忠义之心，千万世之心也”。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的魏禧有诗《拜杨文正公墓》云：“荒冢斜阳乱草青，布衣此日拜门生。长年魄恋忠诚府，亘古神依箕尾星。两岸蓼花江有泪，一江秋水澹无声。孤魂最是难听处，盍旦枝头彻夜鸣。”
杨杏佛，名铨，是近代中国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极力追求和力行实践者，曾任南京总统府秘书，备受孙中山及国民党左派所赏识。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是杨杏佛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校友，胡适毕业时杨杏佛写词送别，胡适回赠《致杨大鼻子》道：“鼻子人人有，唯君大得凶。直悬一宝塔，倒挂两烟囱。亲嘴全无分，闻香大有功。江南擤鼻涕，江北雨濛濛。”杨杏佛读后大笑，连呼“好诗”。袁世凯窃国时，杨杏佛见同事柳亚子有归隐之意，有词劝勉道：“不畏侏儒能席卷，怕匹夫，不解为奴耻。肩此责，吾与子。”杨杏佛正是这样做的。孙中山逝世后，他支持联共政策，并主办《民族日报》抨击英、日帝国主义；他和张闻天、陈望道、杨贤江、恽代英、郭沫若、胡愈之等人成立“中国济难会”，筹款营救被逮捕关押的革命人士，结果，他被国民党当局撤职；他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九一八”事变后，他力主团结抗战，后来还协助宋庆龄举办伤兵医院，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杨杏佛任同盟的总干事。他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特务非法捕人、杀人的罪行，并采取各种方法营救政治犯，保护共产党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剿共”政策。1933年初，杨杏佛赴华北呼吁全国统一抗日，蒋介石对此非常气恼。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工作之日起，杨杏佛就一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这年5月间，特务又给杨杏佛寄去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威逼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强硬手段。杨杏佛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对此不予理睬。蒋介石视其为眼中钉，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鲁迅满怀悲伤之情，写下了传诵一时的《悼杨铨》，悼诗云：“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人们常用两件事来证明杨杏佛生性耿直、刚正不阿的性格特点。1912年南北议和后，如果他见风使舵，完全可以在袁世凯政府中谋求较好的职位，但他却远赴美利坚留学，可谓有骨气；孙中山先生逝世时，国民党斥资白银八十余万两兴建中山陵，杨杏佛被推为治丧筹备处总干事，掌握极大的决定权。当工程招标时，许多建筑公司纷纷送礼贿赂，杨杏佛照单全收，却将礼品存放在陈列室中，供人参观。如此品格，令人感怀。不妨借用杨杏佛怀人的诗句，只道是“一樽何处更追寻”。
醒者醉着。醉者醒着。醉乡之风，抖擞着人的精神；清江之水，清洁着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