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市长秘书前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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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台前幕后(4)

“不行咱就不干了,”杨娜天真地说,“你这么委屈我看着心疼!”

我望着可爱的妻子无奈地笑了笑,“娜,离开也要等时机,现在要是离开,人家会以为我干废了,再说,张国昌也不能放我,还是先忍着吧。”

有时候杨娜就是我的“生命意志”,她让我在现实世界中有一种悲剧般的快感,这种快感就是相濡以沫,有时候我们就像两条鱼,泉水干了,我们在相互湿润中融合,体验“太一怀抱”中的快乐。

第二天我送张国昌回北京,我们乘早晨第一班飞北京的飞机,尽管我没通知任何人前往东州机场送行,但是机场贵宾室还是挤满了人,我发现韩寿生很得意地坐在孟丽华身边,我从他斜睨我的目光中能看出来,他觉得自己在党性分析报告这件事上赢了我赢得很开心!从张副市长家到东州机场,一路上我什么都没说,我憋着气想等飞机起飞后再说。

飞机终于起飞了,张副市长一边用空中小姐递过来的热毛巾擦着脸一边得意地问:“雷默,你看了韩寿生写的党性分析报告有什么感想啊?”

我冷哼一声说:“说实话,老板,我没有感想,只有担心!”

张副市长听罢先是一愣,然后笑着说:“你小子是不是不服气呀,寿生的理论功底不如你,但是写的很实在呀!”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老板,韩寿生这份党性分析报告写的有点实在到家了。”

“这话怎么讲?”张副市长敛起笑容严肃地问。

我双手一摊直白地说:“党性分析报告,分析的是党性,党性都没有了,还怎么分析?”

“什么意思?”张副市长警觉地问。

“老板,”我开诚布公地说,“韩寿生的报告分四个部分,”我随手从皮包里拿出韩寿生的报告展开,“一是放松世界观改造,共产主义信念有动摇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连信念都丢掉了,还有党性吗?二是放松宗旨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背离的时候。一个共产党员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背离了,还有党性吗?三是抵御不住不良习气的侵蚀,有接受吃请的时候。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大吃大喝,你这不是顶烟上吗?四是抗拒不了人情世故,有过收受礼品的行为。收受礼品,礼品数额有多大,如果超过五千元是要判受贿罪的,一个受过贿的共产党员还有党性吗?张市长,我不知道这份党性分析报告说的是不是事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不是一份党性分析报告,而是坦白书,后果是什么,你应该比我清楚。”

我振聋发聩的一番陈词,张国昌的脸色顿时白了,他从我手中拿过去韩寿生写的党性分析报告仔细琢磨了一路,直到下飞机,他也没说一句话。

到了首都机场,丁能通又是一番隆重的接机,在贵宾室小憩后,径直送张副市长回了中央党校。我为张副市长打扫了房间,又打了两壶开水,这才与丁能通一起回到驻京办。

这几天需要处理的文件特别多,由于忙着给张副市长写党性分析报告,这些文件和群众来信都撂下了,张副市长不在东州,下面各委办局、县市区要汇报工作都要先找我,我着急回去处理,就让驻京办买了下午四点钟的飞机票。

中午我去驻京办食堂吃饭,食堂里人很多,打完饭想找个座位,发现张炳祥一个人坐在靠窗的饭桌前闷头吃饭,我径直走过去,坐在他对面笑着问:“炳祥,什么时候到的?”

张炳祥没想到我会在驻京办吃饭,表情有些意外,“我昨天到的,一点私事。”

“什么私事,神神秘秘的?”我开玩笑地问。

“我女儿在北京大学读书,我来看看她。她托福考得不错,被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录取了。”张炳祥骄傲地说。

“是吗?”我吃惊地说,“恭喜,恭喜!”

“雷默,”张炳祥自豪地说,“不瞒你说,我女儿是去年东州市的高考文科状元。”

“炳祥,你真行!”我敬佩地说,“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

“哎,”张炳祥叹息一声说,“我这辈子算是没有什么出息了,希望就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得了吧,你是市政府办公厅第一大笔杆子,还不知足?”我略带嘲讽地说。

“我给人家做了一辈子嫁衣,自己想做的事一件也没实现,活着不仅委屈,而且不真实,是一个一辈子不认识自己的人,有什么可知足的?”张炳祥沮丧地说。

想到给张副市长写党性分析报告受的委屈,我对张炳祥的话很有同感,我到张炳祥这把年纪会不会也这么沮丧呢?

“炳祥,”我深受感染地说,“认识‘自我’难,实现‘自我’更难,官场上的人有几个能找到‘自我’的?”

“我时常想为什么,”张炳祥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官场上的人都像粘在了一大团粘滞的圆球上,无法深入,但又离不开,被粘住了,一辈子处于既进不去又离不开的状态,我们已经天旋地转了,但是还要不停地呕吐,因为只有靠呕吐才能粘在球上。官场上的人谁不是呕吐者?我写了一辈子废话,全是呕吐出来的。”

张炳祥的话让我有了一种呕吐感,我心想,人看到腐烂发臭的东西才会感到恶心,恶心是一种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难道我们就活在这样一种感觉中?

“炳祥,”我伤心地说,“你刚才说官场上的人都被粘在了一大团粘滞的圆球上,这个粘滞的圆球是什么?就是领导的眼睛,官场上的人谁不是以领导的眼光来判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只有被领导肯定的目光才是受‘尊重’的目光,为了这种‘目光’,我们迷失了‘自我’,迷失是一种常态,是‘正常生活’,只有‘迷失’才可能麻木地活着,因为领导的目光已经成了我们心中的图腾。”

“深刻,兄弟,这就是身在官场的悲哀,人们既离不开权力,又觉得权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每个人都被权力评价着,或被权力支配的人评价着,这种评价不仅决定着人的本质,更决定着社会的本质,意义是权力规定的,人们在权力的关注下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就是那一大团粘滞的东西。我们就这样黏黏糊糊地活着,雷默,你说我这个大笔杆子有什么意义?”

“是啊,”我深有感触地说,“以你的才能,任个市政府副秘书长绰绰有余,可是……”

还未等我说完,就被张炳祥打断了,“兄弟,无所谓了,五十多岁了,小学生写作文都会说我是个半百的老人了。”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大哥,太伤感了吧。多想想女儿。”

一提女儿,张炳祥眼睛亮了起来,“对,我现在就盼着女儿出息,雷默,你什么时候回东州?”

“我买了下午四点钟的飞机票。”

“我也是,咱俩一趟飞机。”

“太好了!”

下午,我和张炳祥在首都机场刚过完安检,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一看号竟然是张副市长打来的,我顿时有一种预感,大概走不成了。

“雷默,上飞机了吗?”张副市长的语气有些焦急。

“还没有。”

“先不走行吗?”张副市长竟然用了商量的语气。

“有事吗?”我试探着问。

“韩寿生那篇文章我找几个同学看了看,都说这么写不行,要重写,时间紧,明天下午一点半,要在全班宣读,有地方局的领导听。”张副市长心急如焚地说。

我听明白情况后,反倒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因为我用实力证明了我的正确,“张市长,我和炳祥在一起,我们俩一起去你那儿怎么样?”

“太好了,”张副市长兴奋地说,“有炳祥这个大笔杆子在,我就更放心了。”

“炳祥,”我挂断手机问,“晚回去一天怎么样?”

“有事吗?”张炳祥不解地问。

我说明情况后,张炳祥无奈地笑了笑说:“那好吧。”

我和张炳祥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中央党校,赶到张副市长房间时,正是吃晚饭的时间,学员们陆陆续续地去食堂吃饭,张副市长没心情吃晚饭,我和张炳祥推开他的宿舍门时,他一直焦急地在房间里抽闷烟。

我俩一进门,张副市长连忙起身,将一个资料袋递给我,催促道:“雷默,你和炳祥熬个夜吧。我问了一下,写完的学员没有超过三千字的,时间很紧,你们去准备吧。”

我抽出材料袋内的材料,没有什么新东西,一份党性分析报告写作要求,一份我写的党性分析报告,另一份是韩寿生写的。

从张副市长宿舍出来,我有一种茫然若失的紧张,责任重大,必须找到一份往届学员写过的党性分析报告做参考,我想到了潘文言,情不自禁地拨通了他的手机。

“文言,在办公室吗?”

“雷默,我正要下班,有事啊?”

“文言啊,张市长写党性分析报告,把活儿交给我了,我没写过这东西,你一定帮我弄几篇范文,拜托老兄了。”

“党性分析报告是存档的,弄出来很难,但老同学的忙我一定帮,你在办公室等我,我去办。”

我和张炳祥满怀希望地走进潘文言的办公室,房间不大,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架,两个单人沙发就把房间装满了。我一进屋就盯上了房间内的书架,书架上有很多党性方面的书籍和党刊杂志,我和张炳祥分别找了十几本书籍和杂志。大约半个小时,潘文言急匆匆地回来了。

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张炳祥,然后急切地问:“文言,怎么样?”

潘文言笑着说:“总算找了三篇范文,其中这篇叫《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定要过好名利关》,参考价值最大。”

“太谢谢了!”我如释重负地说,“文言,我们找的这些资料也拿走了,用完了再给你送回来。不打扰了,我们先走了。”

潘文言像看命根子似的嘱咐我用完这些资料一定给他送回来。

我一边走一边说:“放心吧。”

回到驻京办,连晚饭都没吃,我和张炳祥躲到房间里开始翻资料,企图从中找到灵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和张炳祥仍然一筹莫展,我一边翻看材料一边思索,在政府工作这么多年,什么急难险重的材料没写过,为什么被一篇三千字的党性分析报告给难住了?当我在一本党刊杂志上看到“灵魂”二字时,我恍然大悟,原来难就难在剖析的是别人的灵魂,而不是自己的灵魂,如果用张国昌的事来剖析我自己的灵魂是不是就容易写了?这时杂志中“荣辱观”三个字跳入我的眼帘,我惊喜地问:“炳祥,你看文章的题目就叫《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定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怎么样?”

“好啊,”张炳祥眼睛一亮说,“荣辱观是人生观的一小部分,以点带面更容易写透对人生观的态度。”

“围绕着荣辱观,我想用发生在张副市长身上的三件小事阐述三方面的问题,”我兴奋地说,“第一,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必须牢记党的宗旨,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必须要忍辱负重,不辱使命,既要敢于承担错误,又要勇于改正错误;第三,树立正确的荣辱关,就要襟怀坦白,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

“太好了,”张炳祥肯定地说,“雷默,你写第一稿,写完了,我再看,过凌晨了,我先睡一会儿。”

张炳祥躺在床上和衣而睡,很快打起了呼噜,我坐在写字台前奋笔疾书,党性分析报告毕竟不是一般论文或什么会议上的发言稿,我一边写,一边强烈地感觉到我正在内省自己的灵魂,我开始寻找自己的灵魂,不过不是像但丁那样到地狱、净界和天国去寻找,而是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那真实而独特的“自我”。那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他人的灵魂。黎明时分,我写完了第一稿,一边伸个懒腰,一边叫醒张炳祥。

“炳祥,你修改吧,我眯一会儿。”

张炳祥睡眼惺忪地起床洗了把脸,坐在写字台前修改。大约一小时后,张炳祥定了稿。他叫醒我,我一看表已经早晨五点钟了,只好和张炳祥一起去了驻京办的打字室。

刚打完第一遍稿,正在校对时,丁能通笑眯眯地推门进来了。

“雷默,炳祥,张市长来了,等你们俩呢。”

“这么早,”我惊讶地问,“几点了?”

“七点了。”丁能通看看表说。

“雷默,”张炳祥笑了笑说,“看来张市长是真着急了。”

我和张炳祥惴惴不安回到房间时,张副市长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看脸色好像昨晚也没睡好。我将稿子递给他,他说了句“你们辛苦了”,便低头看了起来。屋子里静极了,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张副市长看得很认真,比平时批阅文件不知要认真多少倍。半个小时过去了,早就该看完了,但是他仍然在看,我的心又揪起来了,心想,是不是还不满意呀?张炳祥的表情也有些紧张,因为我俩昨天晚上连晚饭都没吃,苦熬了一宿,彼此都疲乏极了,如果张副市长不满意,需要重写,就剩一上午时间了,再大的笔杆子也禁不住这么折腾。

正在我和张炳祥面面相觑时,张副市长一拍桌子说,“好,太好了。雷默,炳祥,辛苦你们了!”

我和张炳祥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张副市长却话锋一转说:“不过,爱莫斯商城着大火这段不能写,改一段别的吧。”

我一听就急了,据理力争地说:“张市长,大火这一段必须写。”

“为什么?”张副市长不解地问。

“因为你因爱莫斯商城大火记过大过,这是记入档案的。你说下午有地方局领导旁听,他们肯定知道这件事,如果在党性分析报告里,连自己历史上的错误都不敢正视,肯定说不过去。再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剖析好了,还是这篇文章的亮点。”

张副市长沉思片刻说:“也好,雷默说得有道理,好,你们俩任务完成的不错,回东州吧。能通,送我回党校。”

送张国昌和丁能通走出房间后,我和张炳祥疲惫地倒在了沙发上。

52、“幽灵”

明天市委组织局级以上领导观看电影《生死抉择》,进行警示教育。刚好与李国藩主持的专题研究“三四三”工程的市政府常务会议撞车了,按理说李国藩应该串到第二天下午开,但是他不但没串,还要求下午的会议照开不误,而且谁也不许请假。结果建口的局以上干部全部没去观看《生死抉择》。李绍光作为主要组织者非常生气,特别是当他亲自打电话与李国藩商量市政府常务会议能不能串一下,强调警示教育很重要时,李国藩很不以为然地质问道:“搞这些花拳绣腿有什么用?干点实事好不好?”李绍光对李国藩不可理喻的态度虽然忍了,但是憋了一肚子气。特别是当他得知李国藩主持召开的常务会议研究的内容后,更是颇有腹议,一大早他就推开了魏正隆的门,想一吐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