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洛特的佩什-梅尔山洞，有块岩石的表面画着一匹马，那外形自然让人想到动物的轮廓。画的周围有大片的颜料痕迹和手印。确切年份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作画时间在3·5万～2·5万年前的奥瑞纳文化时代。法国朗德省布拉桑普伊的“维纳斯”象牙头像则雕刻于2·7万～2·2万年前。此后年代里的雕刻和绘画在世界各地均有所发现，只是在欧洲以外发现的作品都是露天创作的，经过漫长的岁月显然有所损坏。狩猎采集时代的这些艺术遗物可追溯到相当久远的年代，人类的出现却比这早得多，大约是在10万年前。在欧洲，早期人类与尼安德特人共存了数千年；在其他地方，早期人类取原人而代之。艺术作品的产生很有可能远在3·5万年前，仅仅是没有保存下来罢了。不过公认的看法是：早期人类得经过几万年，方能达到进行艺术创作的智慧水平。
为什么要花如此长久的时间，人类才开始表现周围的世界呢？一种观点认为，当时人类的生活极为艰苦。单纯为了谋生就不得不耗费全部精力，没有时间搞艺术创作。按照这种看法，艺术创作要等到更加稳定、更大规模、相互协作的人类群体组织发展起来以后才行。据推测在人类群体组织里，具有绘画才能之士被赋予特殊地位，有时间专门从事他们精彩的创作。在我们眼里，许多史前艺术作品很美，但在雕刻成就取决于能否制作更锋利的燧石工具的那些人当中，这类作品想必曾使一些人钦佩不已，而其他人或许对它们漠然置之。欣赏艺术表现形式的人显然与日俱增，因为这类创作变得越来越普遍。
关于史前艺术的起源，又出现了另一种观点。史前艺术问世前的早期人类头盖骨与我们现代人的头盖骨结构一致：也有可能那时人类头盖骨中的脑仍未充分发达，还须等脑内的最终联合区形成，方能给艺术创作提供条件。这一观点总归不太有说服力，因为脑是有机组织，死后很快腐烂。就算有那么凑巧，当真找到了早期人类的脑化石，可又有什么法子解剖它，看看到底差别何在呢？即便在当今，我们对脑究竟如何工作也还不甚了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指出，儿童一旦有了握住蜡笔的灵巧性，便开始画画，这好像是天性使然，即便长大后未必有艺术才能的孩子也是这样。画画的本能是否5万年前就有？
在技法和材料上，世界各地的史前艺术作品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碳条和氧化锰之类的矿物颜料被用于绘画，蚀刻和雕刻则是用坚硬的石头工具在石灰岩或象牙上完成。所刻画的对象只限于动物、人物、抽象标记或几何图案，没有果实、花或者风景。除以上几点相同之外，作品的象征意义在世界各地有颇大差别，这清楚地反映了神话与习俗之多样性。甚至在法国、南非和印度的一些毗邻地区之间，情况亦是如此。
许多专家认为，技法的相似表明了一点：史前艺术家所用的颜料及工具均取材于随处皆有的物质。相比之下，象征意义的丰富多样揭示了各个小文化群体之间并无很深程度的交往，不足以形成广泛共有的信仰与习俗。近年来已证实，甚至晚期的尼安德特人也能通过仿效新的、更聪明的人种——克罗马农人，学会改进工具的制作方法。然而，文化的交流毕竟还只在萌芽阶段，无法与最终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大一统社会的那种交流相提并论。
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提出了一种着名的理论：“文明”产生于小而分散的人类群体初次相遇之时。其间的习俗和神话差异造成知觉上的冲击波，促使两个群体进行几百乃至上千年来头一遭的改变。“新异之振荡”会永久地扭转那些静态的社会，无可避免地引发冲突，同时也播下未来成长的种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多尔多涅邻近地区各个经过装饰的山洞中，有一种共同的屋顶形设计，是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所没有采用过的。“建筑”上的共同特征并没有影响到山洞里所画的东西，后者依然风格迥异。
象征性绘画与雕刻的创作虽然可谓我们智人与早先原人之间泾渭分明的界线，却不见得是我们所谓“文明”的动力。文明有待于书面语和数学的发展，这中间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最早的图形艺术可回溯至3万年前，而书面语却要到7000年前才出现，数学则要到5000年前出现。
“文明”是个调皮的字眼。许多词典首先将它定义为一个过程——开化或者被开化；其次是将它定义为一种状态，涉及到高级的社会组织以及艺术与科学的进步。“文明”的第三个含义同整个文化有关，要么指一个民族、国家，比如日本，要么指一段历史时期，比如雅典的黄金时代。最具争议的是第四个定义，对于它人们众说纷纭。《韦伯斯特大词典（完全版）》上是这么写的：“被认为已经达到了社会和文化发展之高级阶段的国家与人民。”此说马上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谁认为？谁在下判断？当真是人人都这样认为？”
从1492年哥伦布航海，到19世纪美国的印第安人部落最终消亡，这段欧洲白人征服美洲的历史使得以上问题尤为突出。美洲的人民几乎统统被欧洲人看做“野蛮人”。而事实上，玛雅人在被征服的时候对于天文学的了解胜过欧洲科学家。在北美洲有过易洛魁联盟——东部土着美洲人部落的联合体。18世纪40年代，本杰明·富兰克林声称，殖民地居民若想成立自己的政府，应当以之为楷模。妇女在易洛魁联盟中有选举权，然而在最初的美国宪法下却没有，在伯里克利的雅典也没有——那个雅典作为西方民主概念的发祥地而被称道至今。在美洲究竟谁开化了谁呢？
为避免诸如此类的难题，我们在下文中最好还是专谈狭义上的文明，把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统治形式以及对人（包括对妇女）的剥削之类问题搁置一边，不管一个人娶几个老婆，是不是食人族，拥不拥有奴隶，也不谈道德问题与阶段。我们只关注早期人类怎样、何时、又为什么转变成了后来的人类。前者充其量只是聪明动物，后者却开始创造初步的文字，又进而发现了基本的数量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之开端在于创造词语描述外部世界，发明符号用于记载多量的物品并促进物品的往来交易。
在进化过程中，喉部的位置降低是使人类脱离原人的关键因素之一。喉部的改变不但让人有了更加浑厚而富于变化的声调，而且方便了脊柱的发育，那又促成了直立姿势，使头部位置与更大的颅腔相适合。喉部低位与脑部膨大之间的关联，或许不是马上就意味着语言的发展。我们无法知道语言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展的。谁要是去过语言不通的外国就会懂得，在情急之际，人会用手势、表情，还有表示不满、恳求或愉快的嚷嚷声，来传达相当复杂的愿望。当然，这同真正的语言只有皮毛的相似。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黑猩猩能运用上述种种手段，相互作很多交流。研究人员教过一只名叫华休的雌性黑猩猩，用聋哑人的手势语做出上百个词语的手势，那只黑猩猩因此如了名。华休对于自己做的手势，究竟理解了多少？人们为此还有争论。不过它的成绩确实表明，早期人类不用口头语，可能也有办法传达很多意思。
口头语是怎样、在何时发展起来的，我们不得而知；甚至对于口头语如何同书面语相衔接，我们也不清楚。罗马语言，包括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乃至罗马尼亚语，均来自拉丁语，那当然是有文字的语言。斯拉夫语族（俄语、波兰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日耳曼语族（英语、德语、丹麦语）就不同了，正如斯坦福大学的梅里特·鲁伦所说：“通常的情形是：始祖语并非书面语，我们只能以其在当代的后裔语作为证据。”由于缺乏斯拉夫和日耳曼语言始祖语的文字记录，“这两种始祖语分别被称作原斯拉夫语和原日耳曼语。它们就跟拉丁语一样，肯定存在过”。并不奇怪，拥有伟大的拉丁文学的罗马人小看了这些北方的“蛮族”；而“蛮族”尽管没有书面语，却洗劫了罗马。
《贝沃伍夫》是最古老的英语叙事诗，完成于8世纪初。该叙事诗是用古英语写的，同现代英语大不一样，所以给今天讲英语的人看还得翻译。事实上，英语是世界上最灵活的语言，根子生在日耳曼语族里，却喜欢从地球上一切其他语言中吸收养分。说英语出现得比较晚也许令人泄气（很遗憾，亚瑟王的卡米洛城堡里可没有人会舞文弄墨），但这确实告诉了我们很重要的东西：英语的历史要比书面语悠久得多。尽管因为缺少书面记载，很大一部分历史失传了，可是像巨石阵这样的遗址却昭示着我们，许多辉煌曾经闪现，有过炉火纯青的口头语是毋庸置疑的。虽则如此，历史毕竟取决于书面记载，因而我们真正了解得很多的早期文明是古代的苏美尔与埃及文明。
苏美尔人居住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一个叫做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区，这里如今是伊拉克的领土。长期以来，美索不达米亚被称作“文明的摇篮”，人们相信书面语和数学正是在这片肥沃的河谷地上诞生的。书面材料被用来记载赋税单据，苏美尔人的文字叫楔形文字，其笔画呈楔形，通常写在陶土板上，同更为着名的埃及象形文字颇为相像。楔形文字由于刻在陶土板上而得以长久保存，方便了现代的考古学家去发掘，语言学家去解读。这里有值得寻思之处：很可能还有更早的文字，但因为是写在兽皮之类的东西上，难免泯灭殆尽。
最早的楔形文字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1998年，德国的考古队在阿拜多斯发现了埃及象形文字遗物。阿拜多斯位于埃及南部，靠近卢克索，曾是古代的一个宗教中心。根据碳同位素测定的结果，所发现的象形文字遗物出自公元前5300年，比苏美尔人最早的文字记载还要早，而且它们也是赋税记录。由此可见，不论哪一种文化最先产生了书面语，目的都是一个：记录统治阶级向人民征收的钱粮。出现在书面语之前的大量图形艺术显然具有宗教意义，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于是有些人认为，人类文明有着精神的动力。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文明概念的“价值”侧面正滋长着。在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文化中，宗教的确是高度发达的；然而一触及到实际的文书内容，我们所看见的却是赋税记录。这一区分意味深长：宗教信念可以用虔诚的习惯来衡量——你能看见某人跪着或俯卧着祷告。目不识丁的人可以像识文断字的人一样虔信。但要记下已付的税款，你得想法写出来。所以，数学也发明在美索不达米亚，而这决非偶然。
在好几个世纪里，人们以为数学是希腊人发明的——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以及他们的同道提供了令人折服的证据。1877年，学者破译了林德先生收藏的古埃及莎草纸手稿；其中有迹象表明，早在希腊人之前数学就有了某种进展。到20世纪20年代，人们发现美索不达米亚陶土板上的数学内容比任何其他来源还要早。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计数系统同埃及的一样，采用十进制，以10为底数。在公元前2000年取代苏美尔人的巴比伦帝国转而采用灵活得多的数位系统，其底数为60。也许听上去有点怪，底数60不但能被2和5，也能被3和4整除，比底数10略胜一筹。巴比伦的文士们开始钻研更先进的概念，求解线性和二次乘方的题目，所使用的方法对于还没有忘记高中代数的人来说不会陌生。有些题目超出了实际需要的范围。换句话说，在耶稣降生前1000年，毕达哥拉斯着手研究前几个世纪，数学就成了本身值得研究的学科。
总之，在公元前5000至前3000年的两千年里，书面语和数学就在这“文明的摇篮”里诞生了。在世界其他地方，进步可没有这么快。汉语直到公元前1400年才有了文字形式。又如前所述，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进步得更慢。可以把这种差距看做从气候到经济制度多种不同因素作用的结果。由此引出的问题足够让学者们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关于有些文化为何在书面语和数学方面落后于其他文化，意见尽可以有分歧，不过这当中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上的神秘之处，时间差距并不那么非同寻常。
真正非同寻常的是，人类花了将近10万年时间，才走到了书面语和数学成为必要（或者说可能）这一步。书面语和数学一经问世，就在其发源地的毗邻地区疾速传播与发展。“希腊的荣光”接踵而至，从中涌现出戏剧、诗歌、哲学及科学理论，启迪西方文明直到如今。显然，人类文化的这一“大爆炸”是蕴蓄已久，一发则势不可挡。然而问题依旧是：为什么经过这么久？
人类在地球上的最初10万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从拉斯科山洞和澳大利亚腹地土着居民的圣地中，或许能找到若干线索。这些人已经能够制作图形符号，有些很美观，但其含义对我们来说是个谜。在我们看来，从史前艺术作品中奇特的几何形状，到苏美尔人和埃及人转用作文字的井然有序的图形和符号，仿佛不过一步之遥，而实际上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程，所花的时间比起从最早的楔形文字到因特网来，要长十几倍之多。
人们长期以来相信，要做到这一步，得经过很长时间的进化。但这种看法正受到质疑。如有关章节所介绍的，新的证据表明，地球上生命起源所经历的时间，可能比人们一度认为的要短得多——而且我们依然在进化着。突然之间，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毫无必要的智齿，那对牙从记不清年月的往昔起，就折磨着人类。同样，有些孩子天生地脊柱短一点，对于我们这个直立行走而不是四脚爬行的物种来说，意味着背痛减少。为何要等那么久，又发生得那么突然？进化过程的这些谜团提出了更富有推测性的问题。从人脑中数以亿计的神经联结来看，是不是早期人类还没有充分定型？是不是还有些环节要等后来形成，才可以让我们写下自己的历史以及对于未来的更好展望？是不是有一些神经联结使我们能够计算通往星球的路程？
我们不知道，也许将来也不可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