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于712年，自幼好学，知识渊博，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与文士交游酬唱。受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家庭影响，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成为杜甫的最大追求。24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及第。33岁时，杜甫与李白相识，在梁、宋一带侠游。35岁时，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功名，滞留10年却一无所得。后因父亲去世，他的生活变得贫困起来。44岁时，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夕，杜甫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官职。11月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又被抛人流离的生活。叛军攻下洛阳后，杜甫抱着匡复社稷振兴王朝的愿望只身北上，往肃宗所在地灵武为国效力。不料半途被叛军俘虏，押往长安。至德二年（757年），肃宗到凤翔，杜甫逃离长安，“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这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又触怒肃宗，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饥荒和对仕途的失望，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携家眷到了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下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表荐杜甫担任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永泰元年（765年），严武去世，蜀中大乱，杜甫在成都失去凭依，只好带着家小出川，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57岁时，杜甫终于乘舟出三峡，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59岁时，杜甫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结束了凄凉漂泊的一生。
杜甫与李白被视为唐诗的两座并峙的高峰，杜甫诗歌的风格，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在安史之乱以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发展的。因此，到了杜甫时期，那种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戛然而止，一转而为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的使命感。由于本身经历而产生的创作意识，使杜甫形成了独有的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诗歌风格。他在诗歌创作中采用的语言表现形式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杜甫诗歌的特征就是“沉郁顿挫”，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语言和韵律曲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而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理性的节制。
杜甫年轻时过的是侠游生活，加之当时正处于盛唐帝国的繁盛时期，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这一时期杜甫的诗篇意气风发，蓬勃进取，充满了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所向无空阔”，“万里可横行”，“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等等，都体现了杜甫非凡的气概。“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应该是杜甫这一时期的最佳写照。但是，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数量很少。
安史之乱以前，杜甫为了求官，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希望得到引荐。“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段时间的经历，不但使杜甫感到万分屈辱，还经过了重重苦难的磨砺。这一阶段，杜甫形成了此后一生诗歌创作的特征，也就是严肃的写实手法。在忠诚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他严厉地批判了统治集团中的腐朽现象，抒发了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沉忧念，同时还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真挚的同情。真实地记录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的《兵车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生活的《丽人行》，以及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的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都是杜甫在这一时期的名篇，像他这样严肃的写实作品是前所未有的。
安史之乱后，也就是杜甫人川、离川这段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他留下的作品有1000余首，占《杜工部集》存诗总数的2/3以上。当时，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觉失望，他后期的诗歌，情绪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他对军阀、官僚的横暴、腐败，态度变得更为尖锐严峻，在浸满忧患的诗中记录了时代的苦难以及焦虑和愤怒的心情。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巅峰状态，《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三吏”、“三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的传世名篇。这一时期，虽然像《兵车行》那样细致描述的作品不多，但以高度概括的诗歌语言所揭示的事实，却别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杜甫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一直纠葛在一起，他有着广阔的胸怀，凭着对国家对人民深挚的爱，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千古名句。这种宽广的胸怀，足以让世世代代的人们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