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甫（1933—），生于江苏南通。画家、工艺美术家、教育家。1949年就读于抗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1956年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历任装饰艺术系主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袁运甫在美术教育和设计创作中，十分注重艺术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相辅和融通。他还将艺术审美与当代城市建设和城市进程紧密联系起来，并认为“这是艺术服务于社会的时代使命”。20年来，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在我国当代壁画——公共艺术的事业上。代表作主要有邓小平纪念馆壁画《峰》、北京太庙国家礼器《中华和钟》、人民大会堂壁画《千里江山图》、全国政协壁画《晨曦》、中国驻香港特派专员公署大楼壁画《祖国大地》、最高法院大楼壁画《高山仰止》、最高检察院壁画《江山胜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巴山蜀水》《万里长城》等。
重视和推动我国的公共艺术事业正是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性任务。与经济工作一样，文化发展也有一个从粗放型走向集约型的文化战略任务，需要重点规划，并且努力促成一批又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创作成果。
近年来，中外学者伴随着国际经济和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及环境发展等问题带来的挑战，转而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关注于文化战略的研究，也就是对人们思维和生活方式中正在变化着的状态的关注。一些国外学者提出“经济的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并认为独特的区域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将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他们也看到亚洲的现代化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是亚洲的西方化，而是在现代化中保留了亚洲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因此它是亚洲的现代化，是中国的现代化。讲清楚这个前提，我们发展中国当代公共艺术才有共识，才有现代的“中国气派”这一总的文化精神的追求。
公共艺术的讨论，足基于我国近20年来在发展当代壁画、雕塑和主题性公共环境的创作与设计方面业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艺术作品质量和加强总体环境意识的设计思考，更强而有力地把纪念性的大型艺术面向千百万人民群众。它和架上绘画、架上雕塑是有区别的，公共艺术只有在整体环境的综合协调和各种艺术形象的有机组合中形成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公共艺术家不仅仅是关注自己的作品，还应当关注作品与大自然或者是与大环境的关系，作者要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和环境相济，要你我一体、天人合一。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我国大规模建设正是规划实施公共艺术计划的良机，历史的借鉴和时代的需要，都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这是因为：
一、发展公共艺术是辉煌历史成就的传承和弘扬；
二、发展公共艺术是当代社会进步的召唤和需要；
三、发展公共艺术是艺术创造潜能的发扬和奉献。
首先我想重点谈谈关于现代公共艺术的中国气派问题，并就教于同行。
讲历史，中国数千年来的造型艺术史（包括公共艺术）比若浩瀚大海，若各取所需，亦能洋洋大观自圆体系。然而在学术上溯流求源分析其来龙去脉的时候，则突出呈现眼前的是中国艺术精华中的壮丽、恢宏、韵致、意趣、精严、典雅和充满气势力度的东方神采，不论是浓重或是简约，它总是浸透着生命律动的装饰性意蕴。
不幸的是，这种神采和意蕴的装饰性品格，越来越多地被滥用成为简单的添加剂了，或是作为涂脂抹粉的“化妆品”而已。应当说这是装饰的异化，或已转换为世俗的潮流。因而中国固有的艺术装饰风格大失声色，甚而沦为异途的谋利手段了。再之，“装饰”一词是充分具有中国哲理的宽容性和概括性的，它的不确定性亦使之失去准确的界定，它与英文的Decoration（装饰）词意的特定指向和具体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因此当代的“装饰”用语常常是各说东西、大小由之了。
因此，当代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应当更深刻而认真地研究传统公共艺术中的精华，这是需要不断认识和发现的过程。
中国数千年灿烂伟大的公共艺术遗产，至今仍不断地在昭示国人：艺术只有升华为浓重完美的风格化境界，当它与生活拉开了距离，使人们进入期望的理想追求时，才具有永恒的精神力量。其实我们许多人在艺术经历的感悟中，都曾经体验过如此触及心灵的艺术震撼。
我多次在茂陵赏观公元前20年霍去病将军墓的20余尊大型石雕时，都受到艺术感染力的征服，它像是一幕惊天动地的悲剧，是鲜明的爱和恨的深沉咏怀或是高亢呼喊给人悲壮和力量。它在艺术上毫无修饰，是大刀阔斧，素以为绚，更显得简约有力，也是纯真的极致。当然也说明了汉代包括其统治者在艺术审美方面的高水平。
正因为具有宽厚的艺术文明的基础，因而此后魏晋南北朝的361年间更留下了许多惊世恢宏的大型公共艺术杰作，而且是一个接一个地诞生的举世闻名的大型石窟艺术。如公元366年建敦煌石窟延绵至清代，至今尚存石窟500座。与敦煌建窟仅18年间隔，又于公元384年建甘肃麦积山石窟。继而于公元420年建甘肃炳灵寺石窟。就在5世纪下半叶，山西大同于公元460年又大规模地始建云冈石窟。在其35年之后，又于5世纪末即公元495年在河南洛阳建龙门石窟。至唐代高宗皇帝时期建成大卢舍那佛龛，即公元675年完成的奉先寺。最近我前往参观时，中外旅客人海如潮，艺术能吸引如此生生不息的崇敬者，亦倍感动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实在巨大而永恒。我在参观奉先寺九尊摩崖佛像时，突然想起一位科学家在评论爱因斯坦“相对论”时的话语，说其“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称赞他的物理直觉和数学技巧中还包含了他的哲学领悟。这也使我们格外感到优秀的公共艺术造就的力量实在难以度量！九尊大佛威严祥和，顶天立地，其东方艺术特具的神圣和装饰风范以及如此难以想象的规模，真令人叹为观止，艺术家“指尖浩气响春雷”的共鸣必将永世回荡。
这里我还想记录一下它的尺寸，奉先寺殿台进深38.7米，宽33.5米。主像卢舍那大佛，其形象威严而祥和。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其侧文殊、普贤二菩萨璎珞珠宝、装饰华贵，身高13.25米。身披铠甲，神态威武的两位天王身高各10.5米。气势不凡的二力士身高各9.75米。生活化梳妆的二供养人身高各6米。如此巨大规模的群体石雕，参差有致，起落聚合，真是不可思议，故谓国之瑰宝，举世鲜见。后人在《金石萃编》中载文“龙门山石龛卢舍那佛像高85尺，传武后助脂粉钱两万贯所成”。亦由此可见当时投入公共艺术设施的单项资金的规模，的确是一个惊人的巨大数目！
应当说，中国古代的这些具有珍贵价值的大型公共艺术都是宗教艺术，它是皇权与教权的结合，恩泽行善，宣扬佛事，以巩固其统治。然而艺术本身是独立的，更以其自身的魅力为世世代代人民之间的文化与经济交流作出了贡献，实际上它已经形成国家的文化艺术活动中心。正如当年敦煌石窟的建立，推动了中国与西亚和欧洲的商贸文化来往，丝绸之路也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友谊桥梁。
在我国，公共艺术是古已有之，其规模无与伦比，这是中华民族可以自豪也应当自豪的。但是“公共艺术”一词的出现，却要晚到本世纪以后，这是因为公共艺术是与它的广泛的人民性和群众性联系在一起。它最清楚不过地揭示了艺术与人民之间的血肉关联。早在1931年鲁迅先生著文向国人介绍墨西哥的公共艺术成就时，曾明确指出：“里维拉以壁画最能尽社会的责任。因为这和宝藏在公侯邸宅内的绘画不同，是在公共建筑的壁上，属于大众的。”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反顾100年来人类的艺术成就时，我认为以墨西哥里维拉、奥罗斯柯、西格罗斯为代表的壁画运动当推最为光彩夺目的杰出成就之一。当然，若以“欧洲中心论”或是“西方文化主导”的观点来评判美术史的时候，是不可能客观评定公平对待的，何况历史并不仅仅是战绩、财富和权力来书写的，过去的事件终究会消亡，而留下来的则是体现社会智慧和民族文化的遗迹……艺术、工艺、文字、工具、产品等视觉形象的真实记录，它体现了历史进程的连续性与累积的强而有力的生命力。墨西哥艺术家开拓的现代公共艺术运动的重要文化价值，是他们对待民族命运和对待艺术的赤诚所成就的，一位西班牙诗人拉斐尔？阿尔贝蒂曾称赞他们把“墙壁，变成了呐喊；也变成了，紧握的铁拳”。俄罗斯艺术批评家爱森斯坦指出墨西哥壁画绝妙地证明“一个真正卓越的艺术家首先是伟大社会思想及其对伟大思想深信不疑的表现者。这种信念愈强，这个艺术家就愈伟大”。西格罗斯晚年在专门为其设计和建筑的一座“多角集议厅”中完成了《拉丁美洲人类进行曲》的巨大壁画一雕塑艺术综合体的公共艺术作品，它是由72块画面拼成的12面体异形建筑。作品总面积达到8000平方米，此画用了3吨颜料，其面积比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里作的壁画还大两倍多，完成于1972年。两年后即1974年1月6日他就逝世了。他自己这样说：“我一生都是在为社会艺术而斗争。在狱中，在流放中，在流亡国外中，莫不为此。”他是艺术家，又是战士，是墨西哥共产党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墨西哥壁画运动在30年代还直接影响过中国的美术运动，特别是以张光宇先生为首的在上海从事美术活动的画家，这是一批进步的、富有艺术才华的美术家们。这也促使中国在本世纪初期的美术现代化进程中，增添了另一个伟大民族深具独特审美力的影响，同时它对中国壁画、漫画、版画、宣传画的发展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至50年代初，联合国大厦室内装饰设计的风格取向也受到墨西哥壁画运动的影响，比较突出的是采用了许多壁画、壁毯、雕塑等装饰风格的作品，设计师们以造型艺术的强大说服力开拓了空间视野的力度和深度，强调了多民族美术的聚合，并在人文精神的总体规划下，以联合国宪章为主旨，强调尊重各国的民族文化和艺术，表现公平、公正、和平、友谊的主题，体现了公共艺术家们与建筑室内设计师的充分合作。
20世纪的墨西哥壁画运动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是他们正确地支持了要以古老的，但迄今还富有生命力的印第安纪念性艺术的民族传统为主体，同时竭力强调艺术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并吸取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传统和20世纪欧洲艺术中出现的新的东西，使之熔成一炉。西格罗斯早年为参加民主主义革命而参军，他说：“我们从征战中懂得了祖国的地理。我懂得了墨西哥拥有比西班牙悠久的艺术文化更优秀的传统，这些传统像古希腊、埃及和古代中国的遗产那样光辉灿烂……我们还发现了另一种甚至没有人怀疑其有无的东西一极其丰富的民间艺术瑰宝……而最主要的是，我们发现了人，我们懂得了自己祖国的人民，我们是在为正义事业而战的时刻懂得他们的。”
公共艺术最本质的特色，正是在于它是永远植根于祖国的广大人民大众之中的。
我最近一次公共艺术的实践，是我和袁佐、袁加三人的父子合作。这开始于两年之前，他们都有志趣在欧洲和美国作了比较广泛的公共艺术调研学习，我是1991年冬应邀参加了西雅图国际公共艺术问题研讨会之际，更萌发了对特定主题性大型文化广场构想的兴趣。同时，我们处在世纪之交，香港回归祖国，民族感情强烈地激励着自己的创作冲动，“华夏文化广场”的构想可以说是从顿悟的冲动中产生的。当然，从渐悟到顿悟是有一个过程的。然而，最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委托方高明而有远见的好领导，他们不仅仅支持，而且站在远比作者更高的境界，这就更鼓舞我们全力投入，精益求精了。为了事业，两个孩子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裕生活待遇，一头扎进了十分艰苦、连续两年的操劳。华夏文化广场的主体壁画为历史长卷式的彩色花岗岩高浮雕《华夏之光》，长106米，高5米。前有舞台和喷泉水池，在一片绿茵的广场上矗立有6米高的《世纪鼎》雕塑。其中心竖有25米高的国旗杆一座。这个广场是桂林市群众政治、文化、娱乐活动的中心，7月1日全市人民欢庆香港回归的大会以及晚会演出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它能容6万之众。
令我激动不已的是选地，它地处桂林市最大的七星公园内，四面环山，风景独秀，自唐宋以来多少著名诗人画家在此立碑刻石，颂其风景人文双杰胜地。后来当设计画稿由四套班子领导论证时，他们都要我弃小驻整，大大扩充面积，遂有今日之巨制。我们按山体走向，定为半弧状的环形壁画，壁画前设计舞台以供音乐会等演出之用。因是室外，壁画用天然彩色花岗岩拼镶，广场直径达300米之遥，故用高浮雕工艺，使之影像明晰。在大面积绿地空间内为增加视觉节奏，故树石鼎呼应，下托圆形基座，并以广西铜鼓纹样饰之，其四侧立小型坐龙四尊，可供儿童坐骑休息或摄影。我们登山俯视周遭环境，选定壁画、旗杆、雕塑的最佳位置比例，包括每棵树丛的保留处置，以及路面通道的宽窄走向，都一一作了认真测定，使之随缘自适，实体空灵能各有定所。从整体到壁画、雕塑的每一个局部，每一根线的转折和方圆的把握，及其空间显示的形体容量都成为设计思考的关键。这一次以整体环境综合设计为龙头，并使各个艺术项目能按总到位，在工艺制作和安装上严加要求，取得了较为全面的工作经历，亦为今后的大型公共艺术设计制作提供了经验。
（选自《装饰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