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自（1904—1938），字今吾，江苏川沙人。是中国30年代重要作曲家、音乐教育家，1916—1924年在清华学校读书，开始接触西方音乐，参加学校乐队、合唱队，学习钢琴和声乐。1924年赴美入奥柏林学院学习心理学，1928年入耶鲁大学专习音乐理论作曲，1929年毕业，其毕业作品管弦乐序曲《怀旧》是中国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部交响音乐作品。
1929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沪江大学音乐系、国立音专理论作曲组任教，并兼任音专教务主任，热心音乐教育事业，培养了许多优秀音乐人才。从1931年起，黄自创作了多首抗战歌曲，如《抗敌歌》《旗正飘飘》《九一八》等。在音乐创作上，他倡导走民族乐派的道路，探索音乐的民族风格；作曲技法娴熟，情感表达细腻，具有很高的艺术性。黄自的代表作品还有清唱剧《长恨歌》、歌曲《思乡》《玫瑰三愿》《点绛唇》《南乡子》等。黄自是中国早期音乐教育影响最大的奠基人。
目前吾国音乐正在极紊乱的状态中：原有的旧乐已失了相当的号召力，五花八门的西洋音乐像潮水般的汹涌进来，而新的民族音乐尚待产生。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不免有许多矛盾的见解。一部分的人以为音乐是不可雕的朽木，须整个儿的打倒，而以西乐代之。这些人的错误是在没有认清凡是伟大的艺术都不失为民族与社会的写照。旧乐与民谣中流露的特质，也就是我们民族性的表现，那么当然是不容一笔抹煞的。另有许多人认为振兴中国音乐只有复古的一法，他们竭力排斥西乐，并说学西乐就是不爱国。这种见解当然也是不对。
文化本来是流通的。外族的文化，只要自己能吸收、融化，就可变为自己的一部。主张绝对排斥西乐的先生们一定忘了他们今日所拥护的“国乐”，在某一时期也是夷狄之音。国乐中最主要的乐器如胡琴、琵琶、笛等等，何尝不是由西域传入的呢？不过当我们把它们融化了时，就可算我们自己的东西了。再者，一国的文化，要不与外族的文化相接触就永远没有进展的可能。吾国音乐为什么在唐朝最盛？就是因为当时与西域印度音乐接触的缘故。请在西洋音乐史上再举一事实来证明之。百年前，俄国在欧洲音乐界不是毫无地位可言。可是最近五六十年来突飞猛进放一异彩。原其故，俄国从前虽极富民谣，但与各外国音乐都不发生接触，等到18世纪末叶德、法的音乐充量地输入，于是这支生力军，变成一大原动力，启发了俄国音乐许多新境地。俄国音乐家将自己固有的民谣用德国科学化的作曲技术发展起来，结果就造成一种特殊的新艺术。
我想我们中国将来的民族音乐，自然而然也会走上这条路。把西洋音乐整盘的搬过来与墨守旧法，都是自杀政策。因为采取了第一办法我们充其量能与西洋音乐进展到一样水平线罢了。况且这也不一定办得到。因为不久他们自己也要变新样子，那时我们在后面亦步亦趋，恐怕跟起来很费力罢。所谓“乡下姑娘学上海样，一辈子也跟不上”。因为“学得有些像，上海又改了样。”至于闭关自守，只在旧乐里翻筋斗，那么我们的祖宗一二千年来也翻够了。我恐也像孙悟空一样再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况且在现在情状之下，我们也无法阻止西乐东渐。西乐自会不速而来，我们的门再也关不住的。因为这是自然而非人力可以挽回的趋势。
平心而论，西乐确较国乐进步得多。他们记谱法的准确，乐器的精密，乐队组织规模之大，演奏技术之科学化，作曲法之讲求，我们都望尘莫及。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中国音乐发展的程度只可比诸欧洲的十二三世纪。这话好像壮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过，事情实在是如此无可讳饰的。我们现在须知彼知己，取人之长以补我之短。不然夜郎自大，适足自害，何尝是真正的爱国呢？
最后还有一句，就是西洋音乐并不是全是好的。我们须严加选择。那些坏的我们应当排斥，而好的暂时不妨多多借鉴。总之我们现在所要的是学西洋好的音乐的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与民谣，那么我们就不难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了。
（选自《黄自遗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