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略沈寿，是清末民初中国美术界出现的一个刺绣能手。因为她所刺绣出来的绣制品实在精美无匹，巧夺天工，于是为她博得了一项荣誉的头衔---绣圣。
绣圣沈寿的生平，极富传奇性。这不仅由于她的绣制品足以超越古今而傲视群伦，也因为她当时所遭遇的那一段似是而非的三角恋爱故事。由于另两个当事人刻意渲染的缘故，这段故事在那个时候竟成了轰动时的社会新闻，于是更使绣圣沈寿的大名与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发生了连带关系，更增加了人们对她的注意。其实则所谓三角恋爱者，实在是莫名其妙的荒唐事，说什么也不应该把沈寿夹在里面；提起来实在使人为她叫屈不止。
所谓似是而非的三角恋爱故事，自然是指沈寿与她的丈夫余觉，及南通状元张謇之间的那些感情纠纷。这一段故事，六十年来的传述太多，可是其中却充满了扑朔迷离的烟雾，教人弄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事论事，自从沈寿到南通来教授刺绣工艺之后，张謇对她确实十分倾倒，在照料其生活、治疗其疾病外，还写过许多一往情深的情诗，事实俱在，无庸修饰。余觉因此而指责张謇霸占其妻，亦不无理由。最荒唐不过的又莫过于沈寿在南通病死之后，张謇竟然以沈寿的遗言为命，擅自在南通县的黄泥山麓为沈寿营葬，墓用极厚的水泥浇制，以防止余觉迁葬；墓上只刻"世界美术家吴县沈雪宦女士墓"，不见余家之姓，一似墓中所葬者为未嫁无夫之女，与余觉全无关系。像这样完全撇开余觉与沈寿的夫妇关系，又完全不理会余觉的丈夫权利的作法，不但使余觉十分难堪，也完全是不恤人言而一意孤行的霸道行为，又如何不使人怀疑，张謇与沈寿之间，确实有如余觉自撰的对联中所说："佛云，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的那种情形呢？余觉和张謇都是能文之士。余觉指责张謇霸占其妻，写了长篇累牍的《余觉沈寿痛史》，在上海最有名的小报---《晶报》上逐日连载；张謇为了答覆余觉的指责，也在他自办的《南通日报》上刊载辩驳的文章。像这样双方对骂、互揭对方疮疤的"笔战"，最能使报纸的读者看得过瘾。可是这两个对骂的男人似乎都忽略了一点：像这样互揭疮疤式的骂来骂去，可曾想到已为所牵涉到的女主角带来多大的困扰与痛苦呢？因为就事实而言，此时的张謇已是行将七十的花甲老翁，他之爱慕沈寿，充其量只是精神之爱而已，于余觉的丈夫权利何损？何况沈寿更是疾病支离的带病延年之人，她纵然因感激张謇之关爱照顾而无法峻拒张謇对她的爱慕之心，彼此间的关系亦只能到此为止，余觉又何必唯恐天下人不知，努力撰文宣扬，徒然为沈寿增加不必要的精神刺激？所以，说来说去，这一场似是而非的三角恋爱故事，实在只是余觉和张謇各逞意气所造成的无谓纠纷，虽有三角，绝无暖昧，又如何可以将它看作一般所谓的三角恋爱故事呢？若是因传述沈寿的历史之故，硬要把这段莫名其妙的故事搬出来当作主要内容，以为非如此便不足以了解沈寿，那岂不是更荒谬滑稽的想法么？
沈寿死于１９２１年，死后记述其生平的有关文字，几乎没有一篇不是以此作为主要内容的，而在沈寿、余觉、张謇这三个人的关系中大做其研究考证的；至于沈寿如何能以她的聪明与努力，在刺绣工艺上得到辉煌成就的原因，反倒略而不提。以这种态度来传述沈寿的生平，那就不免使人误认为，沈寿在刺绣工艺上的成就实在没有什么太值得称道之处，所值得谈论的只是那一件使她受累无穷的三角恋爱故事而已。事情之本末颠倒，轻重不伦，恐怕没有比这更使人莫名其妙的了。这一篇小文，只是有关沈寿生平的传记性文章，笔者在这里先指出这一点，目的即在说明，一般所了解的所谓沈、余、张三人间的三角恋爱故事，其实不值得重视，而本文的重点除了介绍沈寿的大概生平以外，还要进一步探究沈寿在刺绣艺术的卓越成就究竟体现在何处？以及她是凭借了什么条件而能得此非凡成就的？沈寿在生前既已得有绣圣之名，凡此种种，正是沈寿生平事迹中最值得重视，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不从这些方面去了解沈寿，而只是转述一些看似有趣而实无意义的传奇性故事，又何贵乎绣圣二字之荣誉头衔呢？
１９６４年，台北的《畅流》半月刊杂志曾连载过钱佚樵先生所撰的《张謇与沈寿》一文，共计六万余字，费时一年方才登完，其后又另出单行本，销路亦颇不恶。此书虽然亦是余觉、沈寿历史的传记性文字，但其重点还是放在余觉、沈寿与张謇的三角关系上，不脱一般类似文章的窠臼。所不同的是此书的资料特详，可信程度最高，故而不论编者与读者，对之都相当重视。笔者今写此文，在谈到沈寿的生平大略时，必须参考此书中的资料，但写作态度及写作重点则与此书完全不同，所以在彼此间全无剿袭雷同之嫌。钱佚樵先生撰《张謇与沈寿》一文，费力极多，笔者在此利用其有用的资料，自当敬致感谢之忱。故先声明，以志谢意。
根据钱先生大著第三章《沈寿夫人小传》中的记述，沈寿原名云芝，字雪君，沈寿之名，乃是她在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因进献所绣佛像得蒙慈禧太后激赏，亲书"福""寿"二字为赐以后所改，其目的即在纪念此一非凡之殊荣。沈寿原籍江苏吴县，父名沈椿，居浙江盐运使幕中凡二十年，乃是以幕宾为生的旧式读书人。母宋氏，生三男二女，沈寿最幼。七岁时就喜爱针黹，十二岁时所习绣的花鸟，已经有人愿出高价购买。十六岁时许嫁浙江绍兴籍的举人余觉，二十岁结婚，当时她的刺绣艺术已经超越最有名的露香园绣品了。余觉善画，结婚以后，沈寿的刺绣图案便是出自余觉的画笔。二人朝夕共事，沈寿的绣艺益精。到了光绪三十年，沈寿以所绣佛像八帧献呈慈禧太后而得蒙太后激赏以后，其名益噪。慈禧太后为了发扬中国的刺绣艺术起见，特命商部在京师设立绣工科，招训女工，传习刺绣艺术，即命余觉、沈寿二人分充总理及总教习之职。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派余觉偕同沈寿前往日本，考察彼邦之绣事。沈寿在留日期间，极其留心观察日本人的刺绣方法，吸收日本之所长，以改进她自己的刺绣艺术，回国以后，技艺愈精。当时她曾绣过一帧意大利皇后的肖像，由清政府作为赠送意国政府的礼品，因为绣得实在太好而被意后视为奇迹，致书清政府备致赞扬之外，更赠钻石时计及皇家徽章等物，以为答谢。民国成立后，京师绣工科已停办，沈寿改应张謇之聘，到南通来担任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附设的女工传习所所长。１９１５年，世界博览会在巴拿马举行，中国送去展览的物品中，有一件是沈寿刺绣的耶稣像，惟妙惟肖，巧夺天工，获得一等大奖，成为世界最有名的美术品，当时的价值为美金一万三干元。此外则沈寿在四十六岁时曾绣美国女明星培克的肖像一幅，值美金五千元。至于其最后杰作，则是她在１９１７年养病南通时所绣的《谦亭发绣》，尤其是精美无比的高贵艺术品。沈寿体质素弱，来南通后，因工作繁剧而患血崩之症。张謇为爱才敬贤起见，一面为之延医诊治，一面自动割借谦亭精舍为沈寿养病之用。沈寿虽在病中，仍不肯放弃她的教学责任，终于医药罔效，延至１９２１年六月八日病殁，享年四十八岁。其平生习绣的心得，曾由沈寿口述，张謇笔录，撰成《沈寿绣谱卷若干》。
张謇与沈寿以上所述沈寿生平的概略，乃是由钱佚樵先生的大文中节录而来。其他如左舜生所撰《万竹楼随笔》、邵镜人撰《同光风云录》、高拜石撰《古春风楼琐记》等书中，亦有关于沈寿、张謇旧事的记述，但都没有钱佚樵先生所撰《张謇与沈寿》一文之始末详赡，资料齐备。所以笔者引述沈寿生平的资料，亦以钱文为主。这不仅因为钱先生的大文叙述最详，亦因为钱先生在文前曾有自述，凡是他所引用的资料，均得自余觉之口授，其中最重要的许多证据，并有余觉亲自赠送的实物或照片可证。为了使读者诸君了解钱佚樵先生撰写《张謇与沈寿》一文的可信资格，进一步使大家确信其叙述内容之翔实可信起见，且先将钱文中关于余觉托付钱先生撰写此文的经过情形转录于后，借以见其一斑。钱文的开头部分说：我要编写这篇《张謇与沈寿》，已不是一朝一夕的心愿了。卅七年的秋天，我既决定举家迁台的前夕，走访我师石湖老人余觉先生于沪西中行别墅他的女婿吴君的寓所。余老先生一见了我，真是欢喜极了。等到我向他禀明了要来台湾，更坚持的要留我对饮。那一年，余老先生虽已八一高龄，但依然是耳聪目明，灯下作书，尚不架眼镜，健饭善饮，一如少年，的确是一位很少见的老人。既夕，老人出其夫人的手泽《发绣》，和几本旧得变了色的书籍，与一些零星的纸片，安放在我的面前，同时他很伤感地说："……我已老了，将来能不能有西窗话旧的一天，恐在可期与不可期之间。所以我非得将久藏的心事郑重地托付，愿贤乐为接纳。"这时，他一面摩挲着夫人的发绣，一面老泪涔涔，哽咽了好一会，说："以此托赠，聊寄别情。这是稀世的文物，价值万金，同时也可说是一文不值的东西。夫人的一生，贤虽未及亲见，但知之最深，请为之传，俾与发绣同垂千古。"最后，他指着桌上这堆书籍与纸片说："这是当年我与张謇之间一段因宾主而结为亲家，由亲家而变为冤家，后来又由冤家恢复为亲家的一些可供参证的资料，一并由你保存。将来你细看之后，希望你能抛开你和张余两家的世谊，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句公平话，让天下后世不要因为任何一方面的言辞，或者以讹传讹的当作一般才子佳人间的艳闻相看。这应该是张謇、余觉、沈寿三方面的人格的表见。"老人说到这里，唏嘘不已，同时紧紧地执着我的双手，意思是，此一公案，要我来作一次覆正的叙述。……
由钱先生所述，余觉亲自托请他将张謇、沈寿之间的公案作一公平覆正的叙述，所以钱先生就在后来写了这一篇洋洋六万余言的大文，详述张謇、沈寿之间的关系及张謇、余觉之间的纠纷，并将余觉所交付给他的有关资料照相制版，公诸当世。由于钱先生的撰写资料得自关系人余觉的亲自交付，其可靠性当然没有问题，比起其他著作之得自道路传闻者，其可信程度高得太多了。果真如此，则钱先生根据余觉所提供的资料，以及他早年所了解的此案始末，应该对张謇、沈寿的有关事实得到清楚明白的认识才是。然而，就在钱先生的叙述中，便可看出一些极其不合事实的叙述。这些不合事实的叙述里面，有的地方足以使人窥见，余觉虽是沈寿的丈夫，但是他对沈寿的性格、才能及艺术成就的不凡之处，并没有很完整明白的认识。身为沈寿的丈夫，与自己妻子竟有这么多的隔阂，又如何能说他与沈寿之间丝毫没有感情上的矛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破绽，不先加指出，就无法进一步了解余觉、沈寿之间的夫妻感情，究竟是否如余觉所说的始终恩爱美满，也无法确定张謇在这方面对余觉所作的指责，究竟是否有可信之处。现在且先将钱先生大文中的不符事实之处指陈于后，然后再作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钱文中不符事实的叙述，见于《张謇与沈寿》一文的第三章，《沈寿夫人小传》的结末部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原文说：沈寿病重的时候，张謇担心着像这样的专门技艺不能流传下去，于是他亲自在病榻之旁，叩询沈寿的针法。……于是不殚琐屑的，将沈寿学绣的经过，详为书记，并且反复咨询，三易其稿，历时三月，成《余沈寿绣谱》若干卷。可惜这部仅有的绣谱，没有刊行问世，现在更不知道散佚到何处去了。……
钱先生所撰《张謇与沈寿》，其主要内容既然悉数得之于余觉的提供，关于沈寿口述而张謇笔录的这部《绣谱》存佚问题，自然亦是得之于余觉的告知，应无疑问。然而这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这部有名的《绣谱》，早在民国八年（１９１９）时便由翰墨林书局为之排印出版，当时沈寿尚在，余觉对此不应毫无所知。到了沈寿病死之后，著名出版家陶兰泉认为翰墨林书局的铅印本印刷不精，像这样富有学术价值的艺术名著，应该以精美的印刷使其广为流传，方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道理。因此他又将此书收入他所编印的《喜咏轩丛书甲编》之内，以精美的印刷及精致的装潢重新印行，其时则民国十六年（１９２７）丁卯之夏间也。时至今日，翰墨林书局铅字印行的初印本虽已不可得见，收入《喜咏轩丛书甲编》中的精印本却仍有流传，纸墨精美，印刷精良，而且是线装书的形式，凡是看过此书的人，都十分喜爱，相信它会长久地在学术文化史上流传下去的。余觉身为沈寿的丈夫，而且克享遐龄，在民国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寿逾八十之时依然耳聪目明，健饭善饮如少年之人，不知道他何以对生平挚爱不渝的沈寿所著之书，竟丝毫不知其刊刻流传的情形如此？如果他郑重托付钱佚樵先生的目的，真的是希望沈寿的精神不死，名传千古，那么，他应该将重点放在对沈寿绣事的研究与了解上面，不应该舍本逐末，斤斤计较于沈寿生前所涉及的那一段似是而非的三角恋爱故事。由这种轻重倒置的情形看来，余觉之所以郑重托付，要求钱佚樵先生务必要以第三者立场平停此一重公案，其真正的目的，或许并不是真的为了纪念沈寿，而是要借此为自己"留芳千古"吧！果真如此，由余觉所提供的沈寿资料，其可信程度便不免要大为减色了。最低限度，由余觉眼中所看到的沈寿，其真正的形象，或许就不是余觉所描述的那种光景。
基于以上的推论，笔者以为，如果希望对沈寿这个人能有比较完整而正确的认识，除了参考余觉的叙述外，还需要从其他有关记载中搜集有用的资料。如沈寿所口述的《绣谱》，便是极有用的参考资料。虽然沈寿因不能提笔为文之故而不曾亲自写下她心中所要说的话，但在《绣谱》这部书中，毕竟还是纪录了若干有关她学习刺绣及性格陶冶方面的具体事迹，足供研究参考之用。比之纯出于他人的叙述者，自然要可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