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乘车去拜访杜丝，她住在葡萄园后面的一栋玫瑰色的别墅里。她走过葡萄藤覆盖的小径来迎接我，样子像个神采奕奕的天使。她一把搂住我，美丽的双眼闪烁着爱与温柔，我想但丁在《天国》里遇见圣洁的贝亚特丽斯时，一定也是这种心情。
以后我便住在维亚雷焦，因为我从杜丝闪亮的眼中得到了鼓舞。她常常抱着我，抚慰我的伤痛；而且不只抚慰我，她似乎还将我的悲伤转到她的胸膛。于是我意识到我无法忍受他人陪伴，那是因为他们都故作笑脸，假装一切都没发生，想让我开心。然而杜丝却会单刀直入地说：“跟我说说有关黛尔蒂与帕特里克的事。”她要我一再重复他们说过的话和他们的一些习惯，还要我给她看他们的照片，她吻着照片，流下了眼泪。她从没说过“别再难过了”，而是陪我一起难过。从孩子们过世之后，我还是第一次感到有人为我分担悲哀。因为埃莉诺拉·杜丝是个不凡的人，她有伟大的心胸，能包容世间的不幸，她的精神光芒万丈，照耀着世界上的黑暗悲伤。当我与她在海边漫步时，我常常觉得她的头仿佛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崇高，她的手可以直达高山之巅。
有一次，她看着山丘对我说：
“你看克罗斯山丘旁的吉拉顿山丘树林密布，山坡上满是阳光普照的葡萄藤与繁花盛开的可爱的树；相比之下，克罗斯山丘看起来却似乎非常阴森可怕。但是，如果你看着崎岖灰暗的克罗斯山丘，将会看到白色大理石在发射光辉，等待着雕刻家的巧手让它们永恒不朽。吉拉顿山丘只生产凡夫俗子的需求，而这一面的克罗斯山丘生产的却是人类的梦想。这就是艺术家的生命——灰暗、忧愁、悲惨，但是却提供能激发人类远大抱负的白色大理石。”
杜丝喜爱雪莱，9月末常有暴风雨，有时闪电划破天空，掠过深 暗的波浪之际，她会指着大海说：
“看啊——雪莱的骨灰——他就在那儿，漫步在海浪上。”
我很不喜欢陌生人在饭店里烦我，因此我决定住在别墅。但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么一个地方呢？一个红砖砌成的大房子，深深隐藏于一片偏远的忧郁松树林之中，周围院墙高耸。如果房子外的风景可以称为悲伤的话，那么房子内部就是无法形容的凄凉。根据村子里的传说，这里曾住过一位女士，有人说是法兰兹·乔瑟夫本人，苦苦爱恋奥地利宫廷里的某位显贵，她过着不幸福的生活，之后更亲眼看着他们两人生的儿子发疯。
在别墅顶楼有个小房间，窗户外加了铁栏杆，墙壁上画着稀奇古怪的图案，门上还有一个小方孔。当那位年轻的疯子变得危险有攻击性时，仆人就经由这个小方孔将食物送给他。在屋顶上有个开放式的大阳台，一边可以眺望大海，另一边可以观山。
这个阴沉的房子里至少有60个房间，我当时会租下它真是一时冲动。我想，吸引我的可能是房子周围浓密的松树林，还有从阳台上可以欣赏到的美丽景致吧。
我问杜丝是否愿意与我同住那栋别墅，但是她婉言谢绝了。她搬出夏日别墅，住进附近一栋白色小房子。
杜丝的通信习惯很怪。假如我住在另一个国家，她可能三年才发一封长电报。但是，现在我们住得近，她却几乎每天都会送一封贴心的短信，有时一天还送两三封，然后我们会相约见面，一同到海边散步。她边走边说：“悲伤的舞蹈女神与悲伤的缪斯女神一起散步。”
有一天，我与杜丝在海边散步时，她突然转过身来，落日的余晖在她头部映成火红的光环。她凝视着我许久，表情奇怪难以理解。“伊莎多拉，”她声音哽咽地说，“别再去追求什么幸福了，你的眉头深锁，你已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人；你所遭遇的不幸只是序幕而已，别再试探命运之神了。”
啊！埃莉诺拉，要是我接受你的警告就好了！但是希望是一棵固执的植物，你杀不死它。不管你摧毁它多少枝干，它总会再长出新芽。
杜丝当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正当盛年，散发着智慧的光芒。当她独自在海滩漫步时，高视阔步，走路的样子不同于我见过的任何女性。她不穿紧身胸衣，身材高大丰满。她的打扮或许会让注意时尚的人望而却步，不过她散发出一种高贵的不凡气质。她的一切能让你感受到她伟大受苦的灵魂。她时常为我朗诵希腊悲剧或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当我听着她念《安提戈涅》[古希腊喜剧家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中的某些台词时，心里想：这样美妙的表演居然不为世人所知，真是可惜。有些人认为杜丝在艺术生涯的巅峰时期突然退出舞台是因为她情场失意，或者是其他的感情因素。这些说法是无稽之谈。真正的原因是，她无法获得帮助或是经济资助，让她能按自己的意愿实现她的艺术理念——这个事实是简单又可耻的。
宣称“热爱艺术”的这个世界，竟然让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演员15年来活在孤独与穷困之中。当莫里斯·杰斯特终于准备实现她的梦想，为她在美国安排一次巡回表演时，已经太迟，因为她在那最后一次的巡回表演中过世了，当时她正可悲地到处筹钱进行她的工作，她为了这个梦想已经等待了许多年。
我租了一架大大的钢琴放在别墅里，然后我打电报给我忠实的朋友史凯利。他立刻就来了。杜丝非常热爱音乐，每晚他为她演奏贝多芬、肖邦、舒曼与舒伯特的音乐。有时她会以低沉悦耳的歌声唱着她最爱的歌曲《让我在黑暗的坟墓里哭泣》[贝多芬于1807年所作的曲子，由卡帕尼（1752—1825）填词。]，唱到最后几句“负心人——负心人”的时候，她的声调哀凄，表情沉重，不由得使人流泪。
一天傍晚，我突然要求史凯利为我演奏，我为她跳贝多芬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C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3号。]的慢板。那是我自从4月19日之后第一次跳舞，杜丝很感谢我，将我抱在怀里亲吻着我。
“伊莎多拉，”她说，“你在这儿做什么？你应当回到你的艺术中去。那才是你唯一的救赎。”
杜丝知道有人几天前请我签一纸合约，要我去南美巡回表演。
“接下这份合约吧，”她怂恿我，“生命短暂，但是无趣的日子却如此漫长。摆脱悲伤和无趣吧，走吧！”
“走吧，走吧！”她用法语说，但是我的心情如此沉重。在杜丝面前，我能强颜欢笑；而要我在观众面前表演，我似乎做不到。我整个身心都受到了摧残，每一次的心跳都是我大声呼喊着孩子们的声音。只要与杜丝在一起，我便有了慰藉。但是夜里剩下我一个人，睡在这栋孤零零的别墅里，听着空荡阴森的房间传来的回声时，只能独自熬到天明。天一亮，我便起身到海里游泳。我以为我会游得很远，远到无法回到岸上，但是我的身体总是会自己往陆地的方向游回来——这正是青春生命的活力所致。
在一个阴郁的秋日午后，我独自在沙滩上漫步。突然，我看见黛尔蒂与帕特里克手牵着手，站在我前面。我呼喊着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只是笑着，随即跑得无影无踪。我在他们后面追着，不断呼喊他们，他们突然消失在浪花之中。一阵恐惧袭上我的心头，我竟然看见我的孩子们，难道我已经疯了？有一段时间，我很清楚我正踩在疯狂与理性的界线上。我眼前出现精神病院——那种一成不变的沉闷生活——我感到痛苦绝望，扑倒在地，痛哭失声。
我不知在那儿躺了多久，直到一双怜悯的手抚摸着我的头。我向上一看，看见了一张宛如西斯廷教堂壁画上的人物的俊美脸庞。他刚下船，站在那儿对我说：
“为什么你一直哭泣呢？我能不能为你做些什么，让你觉得好过一点？”
我抬头望着他。
“是的，您救救我，”我回答，“拯救我，不只拯救我的生命，还有我的理智。给我一个孩子。”
那一晚，我们两人一起站在我别墅的屋顶。太阳即将西下，明月从大理石的那一面山坡缓缓升起。当我感受他强壮年轻的双臂拥抱着我，双唇贴着我的嘴唇时、当他将所有的意大利热情都倾注到我身上时，我觉得他将我从哀伤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我被带回到光明的乐土，再度体验爱情。
第二天早晨，我告诉杜丝这一切，不过她似乎一点也不惊讶。艺术家原本就住在传奇和幻想的世界，因此对她而言，这位米开朗琪罗创造的年轻男子漂洋过海来安慰我，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尽管她不乐意会见陌生人，但她还是欣然同意我向她介绍我的年轻的米开朗琪罗，我们去他的工作室拜访他，他是个雕刻家。
“你真的认为他是天才吗？”她看过他的作品之后问我。
“毫无疑问，”我回答，“而且，或许他能成为米开朗琪罗第二。”
青年人是灵活多变的，而且相信一切；而年轻的我几乎相信新的爱情能让我不再悲伤。当时我对于不时折磨我的苦痛已经感到无可奈何，我常常朗诵雨果的一首诗，最后我终于说服自己，“是的，他们将会回来，他们正等着回到我身边。”但是，唉，这个幻梦并没有持续多久。
我的情人似乎来自一个家规极严的意大利家庭，并且他当时已经与一个意大利女孩定了亲，她的家庭也同样古板。他事先并未提过这件事，只是有一天他寄了一封信给我，向我解释并与我道别。我一点也不生气，我觉得他拯救了我的理智，从那以后，我知道我并不孤单；并且，我的思绪进入一个极为神秘的境界。我觉得我的孩子们的灵魂就在我身边徘徊，我觉得他们将会回到世上抚慰我。
秋天快要到了，杜丝搬回她位于佛罗伦萨的别墅，我也离开那栋死气沉沉的别墅。我先去佛罗伦萨，然后又去罗马。我依然哀伤不已，不过我安慰自己：“不管怎样我还没进坟墓或被送去精神病院。我还在这儿。”我忠诚的朋友史凯利与我同行。他从不质问我或对我持怀疑的态度，只是不断付出他的友谊，崇拜我，还为我演奏。
对一个忧伤的心灵而言，罗马是个奇妙的城市。雅典的耀眼光芒与尽善尽美可能只会加剧我的痛苦；而罗马有许多伟大的古迹和历史遗址，目睹世代更迭，生死交替，这正是我的止痛良药。我尤其喜欢在拂晓之际到亚品路悠游漫步。两排长长的坟墓之间的路上，酒车从弗拉斯卡提缓缓驶过，半梦半醒的车夫仿佛是斜倚在酒桶旁的疲累牧羊神。此时我觉得时间好像停止了。我像个在亚品路上游走千年的灵魂，在坎潘亚的旷野、拉斐尔[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所绘的天际天空中遨游。有时我高举双臂，伸向这片天空，然后就像一个在累累坟墓丛中游荡的悲惨幽灵似的翩然起舞。
到了晚上，史凯利与我外出游玩，我们常常在喷泉前面驻足流连，这些喷泉发源于山间，长流不息。我喜欢坐在喷泉旁，听着水声潺潺，时常坐在那儿静静饮泣，我温柔的同伴则怜悯地握着我的手。
有一天，洛翰葛林发来的一封长电报唤醒了在悲伤中徘徊的我，他以艺术的名义，恳请我回到巴黎。这封电报深深地影响了我，于是我决定搭火车前往巴黎。途中，我们经过维亚雷焦，我看见松树林里那栋红砖别墅的屋顶，想起在那儿度过的充满绝望与希望的日子，也想到我即将离开的那位高贵的朋友埃莉诺拉·杜丝。
洛翰葛林为我在克丽珑饭店准备了一间豪华套房，里面摆满了鲜花，从房间可以俯瞰协和广场。当我告诉他我在维亚雷焦梦见孩子们复活回到世上的那个神秘体验时，他双手捂住脸，似乎经过一段挣扎之后，对我说：“1908年时，我首次来到你身边帮助你，然而我们的爱情造成了悲剧。现在让我们携手，依你的想法创建你的学校，并且在这个伤心的世界，为其他人创造一些美丽的事物。”
然后，他告诉我他已经买下贝尔维的一间大饭店，从饭店的庭园可以俯瞰巴黎全景，饭店的花园倾斜到河畔，饭店里的房间可以容纳1000个孩子。现在只要我一句话，这座学校就能永远存在。“只要你愿意将个人的情感搁在一旁，目前只为这个理想而活。”他说。
尽管生活不断给我带来悲伤与灾难，然而这一路走来，我的理想却永远光辉闪耀，于是我同意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参观贝尔维。从此，装潢师与家具商在我的指挥下忙着工作，将这个颇为平庸的饭店改造成为“未来之舞殿堂”。
我们在巴黎市中心举行了一次选拔考试，从中挑选出50位新生，此处，还有我们第一所学校原有的学生和女管家。
我在饭店的餐厅挂上蓝色布幕，将原本的餐厅改成练舞室。我在这个长形的房间中央搭了一个舞台，有梯子可供上下，创作舞蹈者可以在舞台上试演他们的作品。我认为普通学校的生活之所以枯燥乏味，部分原因是学校的地板都建在一个平面上。因此，我在这些房间之间建造了上下彼此相连的小通道。餐厅的摆设布置与位于伦敦的英国下议院相仿，两旁一排一排的座位分层排列，年纪大一点的学生与教师坐在层次较高的座位，孩子们则坐在前面比较低的座位。
在这种热气腾腾的生活之中，我重拾勇气，再次教导学生，学生们的学习速度也相当惊人。开学不过三个月，她们就进步神速，让那些来学校欣赏他们表演的艺术家们都赞叹不已。每个星期六是艺术家日。上午11点至下午1点有一场艺术家们的公开课，然后，洛翰葛林像往常一样准备了丰盛的午宴，款待艺术家和孩子们。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在花园里设宴。午餐结束后还举办音乐演奏、诗歌朗诵以及舞蹈表演等活动。
罗丹的家就在对面马敦的山丘上。他常来作客。他习惯坐在练舞室，边看着年轻女孩与孩子们跳舞，边画着素描。有一次他对我说：“假如我年轻时有这些模特儿，那该有多好！假如我有这些能依据自然与和谐而舞动的模特儿，那该有多好！没错，我以前也画过美丽的模特儿，但是我不曾有过像你的学生一样懂得运动科学的模特儿。”
我为孩子们买了许多五光十色的披风，当她们离开学校，到森林散步时；当她们跑步和跳舞的时候，就像是一群美丽的鸟儿。我当时相信这所位于贝尔维的学校会永远存在，也相信我应该在那儿干一辈子，将我舞蹈工作的一切成果都留在那儿。
6月，我们在特罗卡德罗剧院举办一场狂欢节。我坐在包厢，看着我的学生们跳舞。节目进行到某些精彩时刻的时候，观众们会兴奋地站起来热烈欢呼。表演结束时，他们一直鼓掌，久久不肯离去。尽管这些孩子并不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舞者或艺术家，但是我坚信观众对于孩子们的热情正是他们对于我已预见的一种人类新兴运动的期许，这正好表达出尼采的理想与远见。
“舞者查拉图斯特拉，轻盈的查拉图斯特拉，他拍着羽翼向所有鸟儿示意，他振翼欲飞，他充满喜悦，心情轻松。”
她们是跳着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未来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