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灵阿及其子阿尔松阿，由于在康熙年间支持允禩争当皇太子，雍正继位后对他进行打击报复，把阿尔松阿夺官，发遣奉天守其祖墓，也就是做了守墓人的差事。此前阿灵阿已死，清廷将其墓碑改镌“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后来又借故处死阿尔松阿，妻子没人宫。对允禩的另一支持者揆叙，也削官除谥，墓碑改镌“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
对下臣的这种处理简直是卑鄙下流，对雍正的为人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乾隆元年即下令为他恢复名誉，阿灵阿一支原被逐出本族，归人于包衣佐领，也即奴才一类，这次决定把阿灵阿招出包衣佐领，仍归本族；所有阿灵阿一支，全归原族，还强调阿灵阿之祖父遏必隆原是对清朝尽力的有功之臣，应该善待他们。
最后，乾隆还为已死去的三哥弘时平反昭雪，承认他的皇子身份，收入谱牒。短短几个月内，乾隆了结了这场历史公案。他小心翼翼，尽量维护雍正的威信，而对罪犯宽大处理。
不迷信天人感应
乾隆反对提倡天人感应之说，当下面上报出现了某种奇异现象时，他只一笑；当某地出现天灾人祸时，他不信祥瑞，只求实效。这是乾隆为政的一大特征。
乾隆是一位比较务实的君王。他说：“君德修明，唯在躬行实践，不徒尚喋喋讲论之虚文。”在执政初，因雍正刚刚去世，官员们先是不断地上疏奏请新皇上节哀自重，又不停地贡献土产、报呈祥瑞，以祝贺新皇上登基之喜。可是，却不知乾隆向来讨厌臣僚们的无聊奉迎，他是个讲求实效而不喜欢做表面文章的人。
雍正帝迷信天人感应之说，大搞祥瑞。因此雍正时期常有官员陈报祥瑞，有的报瑞谷，称稻子一株就结了十几穗果实，其中有一种本是龙须谷，本就是多穗的品种，而雍正看了却把它当做喜庆事，还煞有介事地绘制成图画，刊印出来让臣下传阅；又有的人报卿云，说有天上五彩卿云出现，经久不散。而卿云出现，是表示皇帝孝顺，这与民间流传的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正好相反，很合雍正的心意；还有的人报告在雍正陵寝采石工地上发现了凤凰，五彩斑斓，向北飞鸣，简直是在向皇帝朝贺；还有的人报告说甘露普降、日月合壁、五星联珠、黄河水清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名目繁多，这些都被雍正帝认为是在他统治时期出现的吉兆，常兴师动众地让群臣庆贺。以此来表明雍正帝之世，似祯份祥皆呈，无端不有，雍正王朝本是一派歌舞升平的吉祥景象。
作为雍正的儿子，乾隆却全然不信祥瑞这一套自欺欺人的说法。他认为这无补于时政，于国于民都没有什么好处。在这一方面，他与自己的祖父康熙有些相近之处。他还传谕各省停止此类活动，下谕给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等说：“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
乾隆认为，治天下的大道理，就是君臣要一心一德，促进政治清明，让老百姓过上殷实安康的生活，这就是国家最大的祥瑞，而不是什么祥云、瑞谷之类的说法和做法。
乾隆二十五年（1760），钦天监奏明年元日时，日月合壁，五星联珠。
针对此事乾隆下谕说：“再大的祥瑞，能有边防安定，国家兴旺，人民安居乐业的吉祥之事大吗？”而且表示自己“唯当益加兢业，保泰持盈，用以上承灵休，以与我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
其次乾隆不但坚决反对祥瑞之说，还对某些官员的求慕虚名、不务实际感到厌恶。
乾隆五年，太仆寺卿蒋琏献上一本颂扬乾隆的诗文集。乾隆说这些颂扬溢美之词，只能增加自己心中的愧疚，遂下令禁止再有类似蒋琏的这种举动。
有些官员和地方绅士喜欢为自己树立德政碑，乾隆认为这是“俗员不务实政”，巴结奉迎上司的“欺世盗名之术”，所以下令一律毁掉。当听说有些总督和巡抚还没有离任，德政碑就树立起来了，自知这些都是其部下为了讨好上司强迫百姓集资修建的。于是，他说这些事对内阁大臣们来说，要是地方官真能造福于民，离任之后，老百姓就会怀念他，赞颂他，有口皆碑：要是地方官并不关心人民疾苦，贪鄙而不称职，就算立了很好的德政碑，也只能被老百姓指碑唾骂，这样的德政碑就不足为荣，且是子孙的耻辱了。对各省官员已建立的德政碑，乾隆下令一律调查清楚，加以捣毁，并要求该省督抚必须仔细查辨，不准阳奉阴违，当做耳旁风。
以是否忠君观人
不以功过论英雄，而以忠心为标准观人，这是乾隆的识人法则。祖氏兄弟降清后，对清朝忠心耿耿，并无二意，可乾隆仍对他们心存戒心。在降清的汉族官员中，像祖氏兄弟这样的臣子，有不少人以死效清。乾隆为标榜其正统忠君思想，仍把他们列入《贰臣传》中，让后人评说其是其非，他的用心仍在于维护统治利益。
在明清两朝交替之际，有很多明朝降将在前朝政治腐败、军事瓦解的情势下反戈一击，成为清朝骁将，为推翻明朝，建立大清帝国立下了不朽功绩。
在当时，是降清之臣，还是抗清之臣，原是清初衡量人们政治立场的主要标准，而到了乾隆这里，却把这个标准改成忠君与否，也就是舍弃了政治色彩，变成了实用主义的道德准则。
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决定按照忠君标准，重新评价那些降清的明朝官僚为贰臣，并下令编纂《贰臣传》。乾隆不以功利主义评论他们为清朝立下的汗马功劳，反而斥责这些变节的大臣“大节有亏”。《贰臣传》专把在明清两朝做官的人收录其中，以为“万世子孙树纲常”。乾隆还指出“所以致有二姓之臣者，非其臣之过，皆其君之过也。”原因就是明朝皇帝昏庸无能，而使那些有才有德的明朝臣子投靠了新主人。
《贰臣传》又分甲乙两编，甲编中是那些效忠于清朝的明朝降官；乙编中是在明清两朝虽都为官，但却两不孝忠的厚颜无耻毫无建树之辈。在《贰臣传》中收有明末清初人物一百二十多人，其中人物又可分为五种类型。乾隆下谕要编纂人员对这些降臣加以区别，评价他们要公正。
列入甲编的人物中有原为明朝低级官员，后因功而被清朝升迁的降臣；也有在明朝时已居高官，而降清后仍受重用的降臣。如李永芳是明朝万历末年的一股地方势力，清军进攻抚顺，李永芳未战即降，成为明朝官吏降清的第一人。李永芳降清后为清军灭明献计策，功勋昭着，曾被免死三次，他的儿子也是清军重要将领。到了乾隆朝时，李永芳的四世孙李侍尧又深得乾隆信任，任为督抚大员。即使对清朝有这样多的贡献，李侍尧世家几代人仍因李永芳降清一事而被乾隆帝列入贰臣之列。
洪承畴是在《贰臣传》甲编中让乾隆心里有些矛盾的人物。洪承畴在明崇祯朝，官至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加太子太保，他曾为明朝扑灭农民起义而立下大功，深受崇祯推崇。为抗清，洪承畴又临危受命奋勇杀敌，却两次战败被俘，最后，终于在被捕中降清。降清后，又因受皇太极赏识，成为清军统一全国的得力干将。因崇祯帝对洪承畴也很重视，在对清军的战役中，崇侦帝曾因误听说洪承畴战死，竟赐祭十六坛，而且在城外建祠，准备亲临祭奠亡灵。可见洪承畴确实是一代将才，竟受两朝皇帝推爱。对于洪承畴的评议，乾隆也比较为难，他既指出洪承畴投降叛节，又说他“虽不克终于胜国，实能效忠于本朝”。
以洪承畴这件事可以得出乾隆评价忠臣时，连誓死效忠于大清、并对大清做出杰出贡献的降臣，仍不愿屈就称他为忠君之士，所以把他列入《贰臣传》，可见所宣扬的忠臣的要求又有多高。为本朝和后世的正统道德着想，他为做人臣之道立下了很严格的规矩。
被编人《贰臣传》乙编中的人中，有在明清两朝都是高官，但又是两朝奸臣的冯铨等人；也有虽在两朝做官，却又在暗中诋毁清朝的，其中最为出名的是钱谦益。
冯铨在明朝曾卖身投靠大宦官魏忠贤，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后因魏忠贤倒台而受牵连，被削官为民。清军人关后征明官入朝做事，冯铨又以大学士原衔人内院佐理机务，可他仍旧习不改，声名狼藉。乾隆对冯铨这类人很反感。说对他们只是“不得不加以录用以靖心”。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着名诗人，明朝万历年间的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后是礼部尚书。清军进入南京时，钱谦益是迎降清军的明臣中官阶最高的人。他降清后仍为礼部侍郎，并任明史馆副总裁，可在他所着的书中，却攻击清廷统治。对他的人品乾隆十分厌恶，讥讽他的诗作只配去盖酒坛子，根本没有资格自比高洁。早在编纂《贰臣传》之前，乾隆帝就说：“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誊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掩其失节之羞，大为可鄙可耻。”在他的《现钱谦益初学集因题句》一诗中，乾隆写道：“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间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
乾隆十九年九月，乾隆帝东巡归京时途经宁远城，见祖氏石坊，有感于祖氏兄弟祖大寿、祖大乐二人立于明而降清，便作《题宁远祖氏石坊》
诗来嘲讽。诗云：“火遂谨寒更烽侯，鸠工何暇尚逍遥。若非华表留名姓，谁识元戎事两朝？”原来这是明崇祯十一年，皇帝为祖氏兄弟建了两座石坊表彰他们的忠孝气节，可是崇祯十五年松山之战时，祖氏兄弟却叛明降清了。乾隆认为这两人已经变节，旌表石坊犹存，这真是历史笑柄。
奢侈浪费必误国
乾隆历次南巡都特别注意不惊扰百姓，虑事周详，总是尽可能地考虑所有因素，使南巡达到政治目的。
乾隆即位十多年后，当百废俱兴、政通人和之时，他大概是在皇宫里呆得过久了，总想到处走走，而下江南，则是他最为喜爱的一件事。他是怎么下江南的呢？
首次南巡之令，乾隆在乾隆十四年已下达，而直到乾隆十六年才成行。
乾隆刚执政时就有苗州之乱，宗室内也积存着矛盾、朋党营私等与新政不协调的种种隐患。可以说，那时候政权仍然不很稳定，人心向背也不清晰，还没有雄厚的经济资本和所创下的辉煌政绩。在这种情况下南巡，根基还是薄了点儿。
而在经过十几年孜孜不倦的治理后，乾隆认为自己已成功地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扫清了皇权周围的障碍，西南苗疆已被平定，大小金川都被征服，并且国库内的帑银储备丰裕，足以满足自己南巡之用。所以，乾隆便决定巡幸江浙，以“问俗观风”。
第一次南巡的筹备差不多用了两年的时间，尽管乾隆多次下谕，责令群臣不得铺张浪费，扰乱民间，可还是因这样大规模的行动所耗费的物资之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难怪下臣们反对皇上下江南，这就是由于皇帝一旦决定下江南，他们就不可能不安排得排场些，否则说不定会怎样获罪呢！
乾隆十五年（1750），首次南巡尚在筹备之中，就有河南道御史钱琦上奏，说江南总督黄廷桂“令铺设备极华靡，器用备极精致，多者用至千金，少亦五六百金，且有随从员役任意勒索，该督复差员往查，唯恐稍有简略。”据钱琦奏报：家居苏州的刑部员外郎蒋楫，竟“独力指办，御跸临幸大路，计费白金三十余万两，亲自督工，昼夜不倦”。仅苏州修御路就用银三十万两。而南巡来回五千八百里路程需要多少银两，且修筑行宫、征用马匹车辆船只、各省预备饭食蔬菜又要花去多少白银，这自然又是个惊人的数目了。
乾隆首次南巡带了一大批人马，从京城经直隶和山东到江苏，渡黄河，再乘船南下，经扬州、镇江、丹阳、常州到苏州。一路上御道要求平整、坚实、笔直，凡是有石板、石桥的，需撒黄土铺垫，水道中就要有豪华舒适的船只乘坐，沿途建造无数风格各异、小巧别致的小亭子，几十处气派的行宫，以供赏玩住宿。
南巡的奢华浪费本不是乾隆所求，南巡前乾隆曾指示各地官吏从俭办理，不得骚扰百姓。他说：“所在行宫，与其远购珍奇玩好，不如明窗净几，洒扫洁除，足供住宿之适也。经过道路，与其张灯悬彩，徒侈美观，不若蔽屋茅檐，桑麻在望，足砚盈宁之象也。”竹篱茅舍，开轩桑麻在望的景象自然也有趣味，可在趋奉的下臣们那里却是不愿做、不敢做的，大家都想竭力把皇帝伺候得更好一些，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奢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另外，乾隆还要求各地督抚不得向随从皇帝出巡的官员馈送钱礼，随从的兵丁也不得骚扰百姓。
皇帝出行，自然要用气派的龙船乘坐，可是，当臣子奏报说御道中有些河道狭窄，要想通过就得拆去几十座石桥。这样就会劳民伤财。他到南方巡视之所以不用大船，原因是以免随从踩坏庄稼，既然这样，为了避免拆桥，只有改乘宽不过几尺，长不过丈余的小船了。
为了避免南巡期间影响河运，乾隆还准许地方政府采取一些得力的措施来保证日常运营。镇江等南北航运枢纽处，百货云集，船只往来不断，要是在御舟未至，就早早地把各地往来商船拦截，势必会引起商人集聚，货物也运不到所需地方，导致市场价格上涨。所以，乾隆帝允许各地在御舟抵达前三两天内，把商船避人支港，等御舟过后，马上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