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广西在全国率先宣布用身份证代替户籍制度。
这表明，我国现行的、1958年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制度，终于在广西首先落下了帷幕。在全国新的户籍制度还没有出台以前，广西实行的新户籍制逐步取消了农村人口到城镇落户的“农转非”制度，鼓励农村人口向城镇合理流动。同时，也促进了全区的城镇化建设。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使得农民的“国民待遇”有了真正的提高，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国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多年来的二元制户籍制，却在事实上给“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划了一条无形的“鸿沟”，造成了许多不平等。长期以来，许多福利制度只保障“城里人”，而没有“乡下人”的份。直到现在为止，养老金、医疗统筹、公积金等还都只是针对城镇户口的人而言的，农民看病、养老、造房等不得不仍旧靠自己、靠子女。城里的孩子考大学都比乡下的孩子容易得多，多少农民一生都在为一个“城镇户口”而艰苦奋斗。有些农民为了一纸户口，花钱、送礼、找门路；有些农村孩子为了户口，一次次地参加高考，拼的就是为了能离开农村这个“草窝窝”。
难怪在2001年的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要尖锐地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你们只是城里人的保障部吗？”
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经济落后的特定历史时期起了一定的作用，防止了人员的无序盲目流动，安定了社会，也促进了生产。但是，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二元制户籍制度，明显地暴露出了种种弊端和局限性。
二元户籍制使农民兄弟自己也觉得在人格尊严上、生命价值上都不如城里人。比如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死伤于同一事故中的不同户口的人，最终所得的赔偿金也会有天壤之别。
据报道，牵动全国老百姓心的“重庆基江虹桥坍塌事件”的事故处理过程中，就有根据不同户口进行区别赔偿的事实。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农民到城市来，就意味着“盲流”，意味着“犯罪”，甚至意味着对社会安定的潜在威胁。有些所谓的城市人由于自己的“高高在上”的户口，就觉得有理由对农民指手划脚，有责任对他们进行“教育指导”。
照理说，市场经济能给每个人均等的机会，但在现在的城市，农民还很难有机会与拥有城市户口的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进城的农民干的活往往是最脏最累的，可能还有最差的工作环境和安全保障。“打工者”被老板蒙骗、欺负的事例并不鲜见，什么不订劳动合同，辛苦了一年薪水却给扣压；什么一天工作16小时，还不给加班费；什么受了工伤，竟不给赔偿等等。这些老板如此嚣张，有法制不完善的原因，有毫无法律意识的原因，而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觉得“乡下人”是下等人，根本不会去重视他们的死活和利益。
“城市这么大，没有我的家”，这才有了一年一度的民工潮。
虽然法律赋予了每个孩子受平等义务教育的权力，但是，农村户口的孩子在城里读书得额外交不菲的“借读费”。农民一旦离开了他的土地，就会招来疑惑和责备。
在人们固有的观念中，城市是市民的城市，农民是不应该来“乱跑”的。农村户口的人似乎一生下来就存在着劣势。“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的重要问题之一，只有给农民以充分的权益，才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取消二元制户籍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工作更艰巨。
广西省用取消二元制户籍制的办法来给农民更多平等的权益，而最近在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许多城乡实行的“撤县设市”的工作又从另一角度、另一方式使乡村城镇化，在观念上淡化了户籍异同的差异。同时，原先的农民兄弟也真正得到了平等待遇。例如，住宅电话费、电费等的开支就大幅度地下调，让农民们得益匪浅。
乡村城镇化以后，城乡的差别大大降低，农民旺盛强劲的购买力从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城市市场，激活了消费。